石不易 | 康有为与他的《孔子改制考》

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在世界舞台上一度表现得像个社会愤青，面对列强时总感觉很不服气：老子进行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随时都在准备翻盘。

于是，洋务搞了很多年，取得了一些成绩，清政府底气逐渐足了，腰板逐渐硬了，嗓门逐渐亮了。

眼看着就可以和洋人叫板了，不料日本这时跳了出来，劈头盖脸一顿打，居然把中国打败了。

在亚洲，中国当了几千年的老大，没想到最后被一个自己从没正眼看过的日本给搞趴下了。清政府彻底没有脾气了，本来想吃肉，没想到连粥都有可能喝不上。

但是，一个愤青倒下，千万个愤青立马又站了起来。有人认为，我大清帝国就是吃肉的命，没有肉，饿着也绝不该去喝粥。现在我们中国这头雄狮已经醒了，可惜着了凉，浑身无力，不过不是什么大病，给开剂药吃下就好了。

准备给大清帝国开药的人叫康有为。

康有为

和中国其他医生不同的是，康有为开的药不是中草药，而是西药，名字叫“维新变法”。康有为认为，只要这一剂药吃下去，保管中国这头雄狮又能活蹦乱跳，吃肉喝酒，张嘴即有。

“维新变法”这剂药其实是康有为自己配的，并没有经过临床试验，至于药效如何，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没底。但康有为对外宣传的时候比某些电视广告还能唬人——这剂药一定而且肯定能治疗中国的贫弱之病。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有些人是信了，而且信得厉害，其中就包括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人。时间长了，本来还半信半疑的康有为也变得完全相信了。

需要说明的是，康有为等人用“维新变法”来救治中国，不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能吃得起肉，而且还营养过剩。如康有为他爸干过知县，谭嗣同的老爸更是官至湖北巡抚，他们都算是标准的官二代。梁启超和严复拼爹虽然拼不过康、谭，但他们家也都不是靠刨土地生活的。而其他倡导“维新变法”的人也多是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展来的。

六君子慷慨赴刑（陈雪/绘）

所以说，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康有为还是有些“为万世开太平”的念头。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打小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但相对来说，他更喜欢读一些课外书。他认为，圣人之道虽然有道理，可很难运用到现实中来，所以他比较推崇“经世致用”——尤其是当他目睹民族危机和国家衰败的情景后。

1879年，康有为去香港自助游，看到香港街道繁华、建筑瑰丽，地上没有垃圾，墙上没有涂鸦，“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旅游回来后，他又读了一遍《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还买了张世界地图进行研究，开始有意识地了解西方。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高考（顺天府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回来时途经上海，再次感叹在资本主义浸淫下的城市之繁华，很受刺激。于是他买了大量图书，到家后便饥不择食地去读，试图从里面找寻一些救国真理。

僵化的科举制度导致晚清社会发展严重迟滞，当时的国人仍把传统的旧式教育和科举视为正途，青少年在私塾里学习落后于时代的知识，却对新世界、新技术一无所知。（图为19世纪末私塾里的学生学习的情景）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

当时恰值中法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康有为也早已由愤青转为愤怒。于是他就利用这次考试机会，在这一年的10月，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上书皇帝。

在上书中，康有为陈述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康有为乐观地表示，如果实行变法，“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火药味太浓，被有关部门的有关大臣给扣住，未能到达皇帝案头，即使这样，文章还是让清廷政局产生了极大震动。因此，这次考试康有为虽然又没考中，却把自己的招牌打出去了。

康有为回到广州后，于1891年设立著名的“万木草堂”，开坛讲学，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这些名噪一时的牛人都是他的学生。康有为在讲学之余，笔耕不辍，写就了两本支撑起他彪悍人生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这两本书从名字和内容上看都极像今天的学术论文，但康有为可不是抱着学术的心态去写的。事实上它们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炸弹。

《新学伪经考》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被历代王朝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古文经”是假的。

所谓“古文经”，是相对于“今文经”这个词而言的。为了使大家更容易理解，这里有必要对这两个名词进行简单的介绍。

当初，秦始皇为钳制人的思想，实行“焚书坑儒”，以至于除了一些医卜种树之类的书，别的书都被火葬。到了西汉时期，皇帝开始重视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推崇儒家经典，但儒家经典此时已不见踪迹。

没办法，皇帝只好派人四处访求老儒，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文本和解释记录下来。因为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的“今文”，所以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

谁知到了汉武帝末年，山东曲阜的鲁恭王在把孔子旧宅给拆掉，扩建自己私人别墅的过程中，发现孔府旧宅墙壁夹层中藏有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由于是用先秦时代的蝌蚪文（篆文）书写的，被称为“古文经”，且相对于“今文经”可信度更高。后来，又经过刘歆、马融、许慎等一批经学大师的努力，终于确定了“古文经”在儒学中的垄断地位。

[唐] 佚名《古文〈尚书〉手稿》（法国国家博物馆藏）

但是，古、今文经之间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康有为经过“考证”，在《新学伪经考》这本书中认为，自东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是王莽的国师刘歆为了帮助其篡汉建立“新朝”而伪造的，只能称之为“新学”，是伪经。而孔子，则一直希望“托古改制”，是个铁杆的改革派。

这无疑是向绝对权威公开叫板，康有为掀起的这场思想大飓风刮得“古文经”的忠实粉丝睁不开眼。

当然，康有为的这个论断也未必依据的是真实的历史，但它却十分符合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从而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从效果来看，康有为的目的已初步达到。

《孔子改制考》初刊于1898年。康有为在该书中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创立儒教，提出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而“六经”不过是他托古改制的范本，目的就是借古圣先贤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此外，康有为还在这本书中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演变的，相对应的是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他以此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要求因革改制。

这些观点自然又引起了反对派的强烈不满，认为康有为这是“无父无君”的叛逆行为。康有为才没心情搭理这帮人，只把飞溅而来的唾沫归拢一下，充当维新变法的润滑剂。

不过，康有为的这些观点有不少比较主观，连他的大弟子梁启超都说，为了印证自己的思想，他（康有为）“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再加上康有为毕竟是读着儒家经典长大的，他不愿也不能与儒家思想彻底决裂。否则，他也不会“处心积虑”地披着孔子的外衣来展示自己的思想，所以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又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康有为与孙中山之间的区别。

（未完待续……）

（摘自《鬼脸历史课·图说中国近代史》，原标题为《清政府的愤青之路和康有为的政治炸弹》，文章内个别图片为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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