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丨初吻

在我出生前，我家后门的墙外原来是上海的一条运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许多座桥，我家在枫林桥边。

北洋政府时期，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成为上海最高军政首脑。那时肇嘉浜以北为法租界，以南为中国地区。他到任不久就在邻近的交通路（现平江路）两侧盖起了几栋西式楼房，“护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相继迁入办公。又筹银征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现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桥，以何丰林的名字将这一桥一路命名为丰林桥、丰林路，这一带遂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

一九二七年奉系张作霖在京成立安国军政府，随后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设在交通路旧道署内，年底就将交通路改为市政府路（解放后改为平江路），丰林路改为枫林路；一九三〇年代市政府迁移江湾后，市政府楼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楼转让给上海军医事业委员会；上海沦陷时期，这里曾为汪伪政府办事机构的一部分，也曾是一个血腥的屠杀场地；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上海医学院的生活区，市政府楼成为上医幼儿园，而外交大楼则为家属院。

我家的地址虽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几条街的人都称我们弄堂为“外交大楼”。弄堂口有两扇大铁门，大门左面的小平房里面，住着一个疯子，他经常围着院子自言自语地疾走，病重的时候，就被绑在门前一棵大树上吼叫挣扎，令我胆战心惊。

大门右面的小平房里，住着看门的“老宁”（上海话老人的谐音），他骨瘦如柴，没有人知道他的岁数。母亲小时候就称他为老宁，我二十四岁从美国回到阔别四年的家，头一个见到的仍然是老宁精瘦的面孔。朝思暮想的院子被违章建筑搞得杂乱无章，但老宁依旧。难道他在我们一代代人不知不晓中活了几百岁？像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守护着这个日益破败的院子。

门房间里有个传呼电话，我至今能听见老宁洪亮的嗓门半夜三更在窗外喊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就骑脚踏车到华山医院去处理急诊病人。每次去，他可以吃一碗医院补助的面条，偶尔他一个晚上被叫去两次，他就带一个铝饭盒，把面条带回来给我和哥哥第二天吃。

大门正对着外交大楼，里面住了几十户人家，大多是上海医学院和中山医院的工友和护士。大楼前有一片带坡度的柏油空地，那是我们进出弄堂常常走过的地方。我记得在那里学骑脚踏车，父亲把着脚踏车座跟着车跑。我的腿太短，只能站着蹬脚踏板，下坡的时候失控了，撞倒一位白净的老护士。我和父亲扶起她，搀她回家。她和另一位老护士住在外交大楼一层的一间房。家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小方桌，两把椅子，还有衣橱和五斗柜。我留心到柜子上有几张她俩年轻时的合影，看上去亲如姐妹。弄堂里的人传说这两个“老小姐”终身未嫁，共同生活了一辈子。十几年后我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同性恋的朋友时，突然想到她们——一个握着另一个的胳臂，轻轻地擦红药水——那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样子历历在目。

柏油地的南面有一个水泥砌的垃圾池，那时候的人什么都舍不得扔掉，全弄堂六十几户人的簸箕满了都倒在那里，还绰绰有余。垃圾池边上有一个“泔脚钵头”，里面是淘米水、菜皮、鱼肚肠之类。每天有一个单车上捆着两只大桶的人，来把泔脚钵里头的东西拿回去喂猪。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懂得把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

垃圾池和外交大楼之间有一口井。晚饭后，孩子们围在井边，把西瓜放在尼龙网兜里，拴在绳子上放到井水里去冰。那时代，西瓜是稀有物，发烧有医生证明才能买。记忆中，我也多次端着板凳坐在井边，有时是为了看护自家的西瓜，但更多的是去那里听大孩子们讲鬼故事，心甘情愿地把魂吓掉。成年后我有机会读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发现其中都有些令人惊吓的，甚至描写邪恶的段落，我才明白我们当年也是用叙事来间接体验“负面”感情，从而调节和把握人类原始的恐惧感。

离井不远的一扇窗户里，总是飘出优美的琴声。那家两个已成年的儿女一个弹得一手好钢琴，另一个拉得一手好提琴。我有时会去那里，跟他们的母亲老关学英语、学打字。老关是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侨，她丈夫老叶当年在澳洲留学，回国时把她带回上海。老叶在“文革”时期冲撞一辆迎面开来的公共汽车，企图自杀，结果丢失了一边的肩膀和手臂，他的脖子不能转动，脑袋总是倒向一边，样子很可怕。有一次我去找老关，正好她不在家，老叶让我坐下等。他用牙扭开一瓶药，然后跟我说，他已经不存在的肩臂，觉得剧烈疼痛。这叫phantom pain，幻肢痛，他咬着牙教我这个词。

我家的房子跟叶家是同一排连体洋房，他们在7号，我们在10号。隔着草坪也有同样的五栋连体洋房。原来十栋房子住十户人家，“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搬进来好几十家，到处加建水管、水槽、电线，连抽粪车都比之前来得频繁。化粪池在两栋房子侧门之间的地底下，地面上可以看到四个直径半米的圆铁盖，封得很严实。

传说有人为了躲避抄家的红卫兵，半夜里把金条用塑胶包好偷偷丢到了粪池里。上医领导知道后，抽粪车就来了。记得那是穿棉袄的季节，一个明亮的晴天，粪车边上围满了人。抽完后，一个穿着橡皮衣服和套鞋的人拿了手电筒跳进了粪池，我们几个孩子挤到洞口去看。一会儿，那人爬上来说，没有找到金条，但发现一只金戒指。一个邻居递上一团擦脚踏车用过的纱头，我看见擦过后的金戒指在阳光里一闪，上面刻了波浪。

我跑上楼把金戒指的事告诉姥姥，她听了以后说，那是新郎新娘互相戴的婚戒，象征他们从此属于对方。那时中国刚刚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远洋轮。二姨从银川寄回上海的信封上，有一张蓝白版画式的远洋轮邮票。高大的船头下面一卷卷的浪花，看上去跟戒指上的图案一样。婚戒和远洋从此在我脑中连在了一起，成了我对未来懵懂的憧憬。

十多年后，我跟N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交换婚戒，更没有出行远洋。我们在离洛杉矶不远的沙漠之城度过了新婚夜，因为那里办理结婚手续最快捷简便。婚后不久我到澳门拍戏，他飞来现场探班，一到就去了酒店的赌场。次日凌晨我听到开门声，接着他疲乏的脚步声向我走来。一会儿，我的手被轻轻拉起，一只冰凉的戒指被戴到我的无名指上。我睁开一线眼睛，六颗白钻进入焦点。他俯身在我耳边温柔地说，我为你赢回来的，呼吸里散发出一股威士忌酒味。蒙眬中，我感到一股悲哀，少年时代对婚戒的美妙幻想已经荡然无存……

在粪池里发现金戒指那一年，我家的房子里搬进来五户人家。每家每户放在厨房里的酱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画了线，记录每天用掉多少，别人如果偷用，马上可以察觉。

客厅里搬来一家苏北人——父母、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经常争吵，还骂脏话，但日子过得生龙活虎。我喜欢偷看他们的举动，偷听他们的对话，偷闻他们厨房里的味道。有一次，他们一下子煮了好几锅黄豆。我心想，这么多，吃不完馊了多可惜啊。这些黄豆的命运，变成了我在那几个礼拜最关注的事情。接下来，它们被碾碎，拌了盐和别的什么佐料，又被装进两个开水烫过的坛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没有黄豆的踪影，我心里充满疑惑。终于有一天，坛子又出现了，里面的黄豆都长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气味充满了整栋房子。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黄豆捏成一块块的饼，放进竹匾里在花园里晒。后来我从他们家小女儿那儿打听出来，他们原来是在酿制鲜酱油。

饭厅里搬进一家三口，进门出门、烧饭上厕所都低着头。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者职业，没人看见过他们的眼睛或听见过他们说话，就连小毛头都似乎没有哭声。后来他们家一个崇明阿婆也搬了进来，在厨房里带孩子，我总是看见她把饭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烂，再吐出来放到小毛头的嘴里，觉得她不懂卫生。

一层的卧房原来是我哥哥的房间，“文革”开始后他被送到徐家汇奶奶爷爷家，那卧房一度成了上医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后来司令部搬走了，住进来一户宁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几回我看见阿婆送给姥姥宁波带来的苋菜梗。姥姥平日从来不跟抢房子进来的人打交道，但她还是收下了宁波阿婆的礼物。她垂涎一切发酵过的臭食品。

楼下三户加上亭子间的人家，合用楼下的厕所和楼梯口的暗厅，他们都把自家不怕偷的东西放在那厅里占地盘。苏北人和宁波人两家，经常为这些合用的空间吵得不可开交。有一次两家打了起来，一阵打骂后，苏北人家的二姐和宁波人家的媳妇，一个揪头发一个咬耳朵僵持住了，谁也不放过谁。我和哥哥站在楼梯上往下看，黄黄的电灯泡下，只见头发从头皮上被生生揪下来，鲜血从耳朵根流下来滴到地板上，惊心动魄。

住进亭子间的是一个护士，她的个子跟我这个六七岁小孩差不多高。这让我有点困惑，就问她，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她不回答我，只是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瞪住我。看到她嘴唇上方的汗毛很浓重，我便认定她不是个小孩。很快，她结婚了，但丈夫很少在家，每个月只来住几天。这个丈夫每次来都带着板鸭、火腿、鳗鲞、笋干等稀罕食品，挂在我们楼上晾衣服的竹竿上，两三天后那些东西又都不见了。父母议论他是温州来沪跑单帮的，跟这个护士结婚就是为了在上海有个落脚点。后来护士大了肚子，爬那半层楼梯回家变得越来越艰难，每次丈夫回来她都要骂他，开骂前总是大声叫他：“同志啊！”

最后搬进来的是一对医生，住下不久生了一个女儿。他们占用的是姥姥跟外公一起住了二十年的主卧室，带有单独卫生间和一只大壁橱。姥姥搬出那间房间后一直失眠，晚上吃了安眠酮就口齿不清地在这间房门口，诅咒这家人的祖宗十八代。有时她会服了药之后去浴缸里泡着流泪，好像只有在这种半清醒状态下，她才可以自由地悲痛。妈妈总是拿着毛巾和衣服，半抱半拖把她送到床上。

那以后的几年里，家里有一位常客。我下课回家，就看见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床沿铺着花毛巾，母亲矜持地坐在另一端。这间屋本来有一个阳台和两扇宽敞的钢框玻璃门窗，但是阳台被封起来给哥哥用了，房间里面就变得很暗。他们坐在暧昧的光线里，不说什么话，一坐就是个把小时。有几次，我进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他的膝盖上，紧紧地搂着我，抚摸我的身体，贴着我的耳朵说，长大了一定要跟他儿子结婚。我虽然还小，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触摸是猥亵的。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忍受着，等着母亲说，妹妹去做作业吧；或者，妹妹去晒台收一下衣服。有时候，这位叔叔的儿子也跟着来我家，母亲总是让哥哥教他画画。我们都知道，叔叔是母亲的领导，是可以保护她的。

外公因是畏罪自杀，家属得不到任何津贴，姥姥被打成反革命后，也停了薪水，每个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我们的家境变得很拮据。母亲和姥姥都不会过日子，心血来潮的时候，母亲会去买话梅、桃瓣、酱芒果干；姥姥也会买椰子酱、面包、烤子鱼罐头那样的奢侈品，经常是到发工资前几天就维持不住了。这种时候，母亲和姥姥就会互相责怪、争吵。吵架开始都是为了菜钱，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母亲对姥姥的控诉：“我才五岁啊，你就把我丢给人家，自己去了英国，我吃蛀掉的米，裤子破了用书包来挡，后娘都不会这样对孩子啊……”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亲多次提起，每次吵到这个地步姥姥就只好不响。

有几回，在没钱买菜的时候，我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用粮票去跟人换鸡蛋。印象里那人像农村来的，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上面盖着破毛巾。老保姆被送回乡下老家后，我开始掌厨。那时我大概十一岁，还在长个儿，周围的煤气灶、水槽、刀砧板都显得很高。每天早上，我把米淘好。中午一下课就把书包往背后一推，开始烧饭。我能把很小一块肉切成很细的肉丝，炒一炒，再把大白菜放进锅一起煮烂，勾芡后放味精，就是一大锅很香的“烂糊肉丝”。我还能把一根很细的带鱼，做成两大碗“苔条面拖带鱼”，分两顿饭吃。弄堂大门外的水果摊上，常有烂掉了半个的苹果或鸭梨。我总是会很便宜地把它们买回家，去掉烂的部分，切成小块，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这些都是我非常乐意做的家务，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厨房的善后工作。这些全都推给哥哥去做。哥哥画画，需要我做模特儿，我常用洗碗作为交换条件，同时还要求他，必须把眼睛画得比实际的大。

哥哥天性敏感，从小热爱美术、诗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画画好。但是为了避免毕业后插队落户，父亲逼他参加过游泳队、水球队和划船队。硬是把一个文弱的男孩，练成了一个浑身腱子肉的少年运动员。哥哥所在的划船队，每天在长风公园训练。有一天，他在湖里逮了十来只蛤蟆，回来后放在澡缸里。它们长腿、大眼睛，丑得可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做成菜。母亲到家后，站在澡缸边看了一会，然后回屋拿了一把剪刀。她抓起一只蛤蟆，拎着它的脚往澡缸边上狠狠一甩，看它不动了，就在嘴上剪开一个口，拽一把，整张皮就撕了下来。

我不会忘记母亲那天的手，她的动作自信、简练，好像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澡缸后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渐暗的天色里，蛤蟆在搪瓷上徒劳地趴着跳着。母亲紧闭着嘴不说话，只听到蛤蟆和澡缸暴力相撞的啪啪声和撕皮的刺啦声。

现在我也为人母，可以懂得，母亲面对蛤蟆时的勇敢和无情其实是在给我做榜样。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抓住一切“可教育时刻”，教我去学会生存的技能。大概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母亲教会我打静脉针。那年，她接到了一项重要科研任务——从神经药理的角度，寻找针刺麻醉的镇痛原理。实验室有动物房，我喜欢去那里抚摸头皮里埋了电极的小老鼠和大白兔，还有狗和猴子。星期天早上，母亲常带着我用水管冲洗猴子的笼子，然后把粪便清扫掉。有一次，我们发现水管不见了，前后左右找不到，好半天才注意到，几个猴子不知怎么把管子钩到了笼子里，然后一起坐在上面，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用水冲它们。母亲笑起来，夸那些猴子聪明。那天，她打开一笼做过实验后废掉的小白鼠，抓起一只，给我看它半透明的尾巴里的四条血管，然后把着我的手，教我把针头扎到静脉里，再把针筒往回抽一下。她说，你看到回血就是扎准了，现在注射空气进血管，小白鼠就猝死了。

几十年后在大洋彼岸，我被送到医院做紧急剖腹产，那是我这辈子头一次打静脉针。针头扎进血管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我手里痉挛的小白鼠，眼睛盯着输液管，冲着护士大叫：“里面有气泡！”

许多当年母亲教给我的科学常识，像是写在我眼皮底下的课本，合上眼我就能看见它。有时候，我留意到自己跟女儿们重复我母亲的话。比方说，洗青菜要洗完了再切，先切后洗的话，会丢失太多的维生素；想要青菜出锅时是绿色的，锅盖就只能盖一回，揭开以后再盖上一定会发黄；煮干豆类的时候先不要加盐或糖，这样才容易煮烂；还有，洗脏衣服用水泡是没什么效果的，需要重复挤掉脏水倒入清水，洗涤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换完成的。

最难忘的常识，是关于水和油。我刚开始炒菜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故，我把油倒进了一个湿的炒锅，结果脸被滚烫的油溅到。母亲吓坏了，拿了笔和纸，跟我仔细解释了水的分子和油的分子、水的沸点和油的沸点的区别，说明为什么锅子必须是完全干的才能把油倒进去。在母亲眼里，炒菜于我变成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她最大的恐惧就是我的眼睛会被油爆瞎。后来我到美国留学，母亲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要加上“炒菜要小心，油不要溅到眼睛里”。那些年我面对的人生危机母亲无法知道，她只能茫然地担忧，而眼睛被滚油爆瞎这样危险的事，象征着一切可能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邪恶。

母亲虽然喜欢教我科学常识，但是对我青春期身体的变化只字不提。那段时间我喜欢打乒乓球，上学的时候总是把一块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面，拍柄掖在裤腰里。有一天，我感觉到球拍触到胸口时很疼，意识到那里长了两个硬块，以为自己生了什么病。又过了一阵，胸就鼓了起来。有一天，在田径课跑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男老师盯着我跳动的胸脯，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回到家，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领衫，修剪缝制成勒胸的内衣，勒到喘不过气来才放心。

那个爱趴在窗前发呆的妹妹，越过一段尴尬的年龄后，长成了一个含苞待放、明眸善睐的少女。那段时间，我总是在等着隔壁邻居家一个鬈发男孩回家。每次在窗口看到他，我就飞速拿起羽毛球拍冲下楼，气喘吁吁跑到他面前，假装这完全是巧合。有一次母亲正好踏车过来，看见我和男孩在说笑，就把我拉了回家。她严厉地说，他是个吊儿郎当不爱学习的小流氓，你还去跟他胡调情，以后再也不许做这种事了。我不知道“调情”和“这种事”是什么，但它们让我联想起，在姥姥的《匹克威克外传》插图里面，有一张是男人和女人在一条公园长椅上嘴吸着嘴，每次翻看都让我感觉暗流涌动。我直觉“调情”和“这种事”都是羞耻的、罪过的，是我不应该做的事。

这样的欲望和抗争，就是从亚当夏娃延续下来的原罪吗？为什么在所有的文明里，都有对这个最自然的欲望的禁忌？人类是为了征服欲望，而创造了辉煌的精神世界吗？所有的艺术不都是欲望的升华吗？还有爱情，它又是什么？是上帝送给欲望的礼物吗？

十四岁那年，我在房子后门的通道，养了几只毛茸茸的小鸡，楼下苏北人家的儿子在那里搭建了单杠、双杠和哑铃。喂鸡的时候，我常看见他跟几个同伴一起光着膀子练肌肉。他比我大四岁，我们很少接触，几乎没说过什么话。有一天我在那里剥蚕豆，他蹲下来帮我一道剥，沉默一会儿后他问，你看过《金瓶梅》吗？我说没有。他说是禁书，我可以借给你。那天晚上，我问姥姥，你看过《金瓶梅》吗？姥姥变得警觉，说，你从哪里听来的？我说是楼下那家的儿子，姥姥的脸阴沉下来，说，你少跟他搭讪。

过了几天男孩跟我在他家门口遇见了，他说，我去给你拿书。我说我不想看了。我们站在黑暗的楼道里半天没有动，我听到他的呼吸，然后感到他的手轻轻触了一下我耳边的头发。就在这个时候姥姥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现在回头看，姥姥和他家是不共戴天的。他们霸占了我们的房子、毁坏了我们的生活，现在他家的儿子又来勾引她的外孙女。但当时我还不懂这点，觉得非常委屈。第二天，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不用怕那个神经病老太婆。说着，就把我拉进了他家的厨房。那是由原来用人的小厕所改建的厨房，在煤气灶、刀板和碗筷架当中只够站一个人。我们进去后他关上了门窗，沸腾的饭锅、汤锅冒着蒸汽，我们的身体挤在一起。时间凝固了，不记得过了多久，我们有没有说话，只记得他把嘴贴到我的嘴上，用舌头舔我的舌头。我最先想到的是这太不卫生了，母亲从小教我，不要用别人喝过水的杯子或别人用过的筷子，会被传染肝炎的。但他的手抱着我的头，不容置疑地吸住我的嘴唇。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完了，这下要怀孕了。紧接着我想也许这就是大人说的订终身了？我困惑地从他怀抱里挣扎出来，头发被蒸汽和汗水弄得湿漉漉的贴在脸上。

那个夏天我时刻想着他，也时刻回避着他。那时候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根自制的杀蚊武器，它是我们用一块破被单或旧衣服，包在一坨废棉絮、烂袜子之类的东西外面，再绑到一根竹竿的头上，用它来摁死停在天花板上的蚊子。傍晚，蚊子泛滥的时候，我躺在刚刚拖过的湿地板上，企图背英语单词，听着楼下他咚咚咚捅房顶的声音，心如乱麻。好在不久他就插队落户去了，我也进了上影厂的《井冈山》摄制组。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想到过他，直到在他乡第一次与男友接吻那一刻，小厨房蒸汽里那些细节出现在我眼前，一股湿乎乎的乡愁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