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如何塑造城市

1945年1月21日的贵阳远郊机场站满了欢迎人群，午后，一位军人派头的男子精神抖擞地走下了飞机舷梯，此人正是新任贵州省主席杨森。事实上，贵州人对杨森的大名早有耳闻，因为他川军领袖、抗日英雄、袍哥大爷的传奇经历早已传遍西南。接掌黔政九个月后，杨森又兼任了贵阳市长一职，一场城市“革新”运动在其亲自部署下轰轰烈烈地铺开。

△杨森戎装照。图片来源：“读书杂志”微信公众号

省市“一把手”

1944年底，“黔南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意识到，主政贵州者若不谙军事，四川抗战基地之安全亦岌岌可危。因此，撤换文官出身的黔省主席吴鼎昌势在必行，而与国民党高层过从甚密，并在抗战中多次出川作战的杨森成为合适人选。就杨森个人而言，省主席一职并不足以充分且精准地展示他的抱负。

因此，当1945年10月何辑五辞任贵阳市长之后，杨森顺势兼任了这一职务，直至三年后调离贵州。从杨森过往经历来看，他本就对市政事务充满热情，而作为黔省政坛的“闯入者”，彼时的杨森正需要一个机会来彰显自己治理地方的才华与天赋。

在大众面前，杨森并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从不端架子，即便寻常百姓也可以到公馆找他“摆龙门阵”。但在平易近民、励精图治的形象背后，杨森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作风却让同僚和下属耿耿于怀。文官系统的协商机制几乎被军人出身的杨森阉割殆尽，他仍秉持着军队中那套使命必达、速战速决的准则。

打造“新都市”

贵阳市立体育场是杨森主黔后推动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作为一名资深体育爱好者，初到贵阳的杨森萌生了将狭小的合群体育场扩建为贵阳市立体育场的设想。工程最初预算为法币两亿元，实则达到三亿元之巨。为此，杨森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手段。他不惜从“防空基金”等专款下挪用资金，对贩卖烟土的富商征收高额罚款，并以“乐捐”之名，向社会各界强行摊派。1945年2月，扩建工程正式动工，短短五个月就基本完竣。扩建后的市立体育场规模之大、设施之齐备，可谓“独步西南”，为杨森赚足了面子。此后，贵阳重大集会几乎都在市立体育场举行。

△学生在开阔的贵阳市立体育场列队，不远处的关刀岩上隐约可见“敬之植物园”五个大字（冯克力主编：《老照片（珍藏版）》第56辑-60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1946年，杨森谨遵蒋介石发展林业之指示，决定在城北八鸽岩一带建设一座植物园作为造林示范。其构想一如既往的宏大，计划辟地两万亩，将园林和市立体育场、市北小学连为一体，形成一个文教林业综合区，并以黔籍大员何应钦之字——“敬之”命名。植物园于1947年春天动工，杨森动员全市机关、学校、社团和军队参与义务劳动，以弥补经费和人力之不足。历时经年，仅开辟出荒地五百亩，种有各类植物、蔬菜，以及树种。

如果说体育场和植物园项目属于局部建设，那么街市改造则是针对整个城市的美化。当年7月，市政府先在中华路北端试铺50米，结果仅铺成10米就耗尽了所有经费。杨森转而从长度较短的省府路着手，工程量虽大大压缩，但经费依旧支绌。杨森再出奇招，向被羁押的贪官污吏榨取高额赎金，并强迫银行和沿街居民“乐捐”，最终勉强凑齐工款一亿元。1947年5月，省府路改造完工，凹凸不平的三合土路面升级成了干净、平整的石板路。

培养“新市民”

杨森认为大众的精神面貌与身体素质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训练加以改善和提升，而政府有责任主导这一行动。1945年3月，杨森发布了一则让社会各界为之哗然的命令：他要求贵阳全体市民在两个星期内统一更换短衣，如果在限期结束后还有人穿着传统长袍，政府将组织“剪衣队”沿街裁剪。

杨森认为身穿短衣活动起来更方便，有助于人们专心工作和投身体育锻炼，穿着长袍者多是不健康或不劳动的老年人，而精神抖擞、身强力壮的劳动阶层都爱穿短衣。激进的短衣运动不出意外地遭到了知识精英的口诛笔伐，贵州大学教授谢六逸撰文抨击道：人的精神是否萎靡、体格是否健全与穿着何种服装无关，且国民政府曾明文规定蓝袍黑褂为正式服饰。谢文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声援文章陆续见报，短衣运动被迫搁置。

1945年5月，杨森在题为《发扬朝气，努力工作》的演讲中影射了贵阳市民的懒散，紧接着预告了一项重磅政策——全体市民往后须于早晨7点前起床，并打开房门，否则将有警察上门催促。当年10月，“早起运动”正式实施，警察敲门勒令市民起床的闹剧每天清晨都在贵阳上演。

△黔省地方出版物对“早起运动”的宣传（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贵州建设写真》，1947年，第30页）

在早起运动实施不久后，他开始要求公教人员和保甲长学习一套融合了国术和西洋体育的新式体操——“复兴操”。1946年1月，复兴操逐步向普通市民推广。1946年4月，蒋介石视察贵阳期间，杨森组织了三万市民沿街表演复兴操，阵容宛若长蛇、十分壮观，蒋颇为赞许。同年，他又邀请美国人安勒德拍摄复兴操，希望将其搬上美国的大银幕，并且亲自携家属出镜示范。

执政“滑铁卢”

在省会的建设上，尽管市立体育场、敬之植物园的落成给杨森装潢了门面，但无休止的市街改造却惹得民怨沸腾。

与此同时，对日常生活的过度干预，毫不意外地将杨森推向普罗大众的对立面。1946年4月，短衣运动沉寂一年后重新启动。尽管成立“剪衣队”等激进措施被取缔，但短衣运动还是令精英群体极为愤慨。生活在贵阳郊区、习惯着长衫的大学教授们不敢进城；一些德高望重的耆绅，则采取在正式场合统一穿着蓝袍黑褂的行动向杨森示威。

晨操兴起之后，早起运动逐渐淡出，但复兴操运动的维系亦困难重重。富裕阶层或有声望之人对抛头露面的肢体表演感到反感，日常反抗的方式形形色色：或拒不出操，或让儿童代为出操，或雇人顶替出操。晨操终究流于形式，民众满腹怨念。这些名为改良实为扰民的运动，最终掏空了杨森本就脆弱的民意基础。

1948年初，在地方势力大呼“亡黔”的声音中，贵州省参议会向国民政府提出控告。南京当局最终迫于舆情，命令谷正伦接替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杨则调任重庆市长。

杨森离任标志着一个地方强权时代的终结。1948年4月10日，杨森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市立体育场发表了临别赠言，他的讲话一如既往地热忱与激昂，但背后的不甘与愤懑唯有其自知。可见，个人强权助推的“革新”或许能短期奏效，但难以长久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