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大捷，蒋介石两个"嫡系"战功最大，他为何不让大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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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表达出其持久抗战决心。1938年1月，国民政府宣称过去6个月的战略有效地打破了敌人“速战速决”计划。今后必须“积极动作”，“时时保持主动地位来攻击敌人”以巩固武汉。

政府同时承认，战争使国民党军队暴露诸多致命弱点，因而将积极着手强化部队的训练与整编。

1、台儿庄战役的意义

就日方而言，沪战结束与和谈努力搁浅后，日本内阁首先发表声明，此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希望替中国主和派营造声势。此计不成后，日军只好再度转向以军事手段打破僵局。1938年2月，日军从山东沿津浦线南下，以徐州为目标发起新一轮攻势，作为进攻武汉的前奏。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掌握兵力约20万人。3月，日军为扫除进攻徐州路线的障碍，开始攻击台儿庄，然而到4月8日台儿庄战役结束时，日军遭受惨重挫败。除损失大量装备外，共有12000-16000名日军士兵伤亡。而中国军队方面的伤亡大约3-5万人。

台儿庄战役胜利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这是中国军队自开战以来第一场真正击溃敌人，给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的豪言壮语，泼上一大盘冷水，而且战役还实现了中央军与地方军（约共28个师）联合作战的新面貌。

当然，这样混杂的部队自有其局限性：为适应各部队的复杂背景和彼此之间的历史恩怨，指挥层不得不迁就事实，保留各部传统。这样反而使指挥单位过多，影响团结合作；有时为了保持各部队表面上的平等待遇，有些号称军团名义的部队其实只有一个师的兵力；部队缺乏充足装备和完善后勤制度，作战效率低下，都造成了严重困难。有时为了达成合作目的，指挥官甚至需要派遣“和事佬”去协调部队长官捐弃前嫌，通力合作。这些都是后来李宗仁赢得善于整合杂牌部队美誉的由来。

而中国军队面对的日军，则只是一支数目微小但是自信心过度膨胀且冒险深入的队伍。结果日军在激战后撤退时，中国军队也已精疲力尽无力乘势追击，丧失了彻底消灭敌军的大好机会。中国军队队只能与日军后卫部队接触，未能抄截猛追，所以只有残破物品的虏获而已。

台儿庄大捷多年来在抗战史上占据醒目地位，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在中国抗战半年来一片惨败的灰色情绪下，终于带来了第一个货真价实的胜利喜讯，对于民心士气造成极大鼓舞。台儿庄战役还衍生了一些牵强附会的传闻，对于我们严肃了解抗战历史造成扭曲。

比如说，历来一种倾向是突出李宗仁的宽宏大量，善于结合各种不同背景的部队，无分彼此地灵活而又公平运用，和蒋介石的歧视杂牌部队形成鲜明对比，目的是推崇李宗仁的统御能力和技巧高于蒋介石。

这种只顾一点而不及其余的历史论证方法，忽略了一大批相关因素，也缺乏公正性。

因为如果有学者真想把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军事统御术做比较，就需要把抗战时期他们二位的全部指挥成绩做一个有系统的筛选和分析，才可能得出细致而持平的结论。

单就台儿庄一次战役而言，李宗仁固然名义上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但是蒋介石在整个战役中其实给予高度关注，投入资源和从旁协助，而且还特意派遣了亲信林蔚、刘斐，和原本在中央辅佐军机的桂系领袖白崇禧到前线辅佐，这些都默默地发挥了重要指挥和参谋功能。

再就作战部队而言，根据战役后调查，两个战功最大的部队，分属孙连仲和汤恩伯。孙连仲原本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1931年归顺南京政府成为中央军系统一分子。汤恩伯则自始是中央军中坚分子。他们官兵作战最英勇，牺牲最大。孙连仲三个半师，到了4月初剩下官兵只有五千人。而汤恩伯部队（两个师）则损失了一半官兵。

纵使李宗仁名义上指挥的部队众多，而且所谓“杂牌”番号远远占绝大多数，但是真正取得战场成果的依然是蒋介石手下的忠贞部队。更何况在此之前，孙连仲和汤恩伯在华北战场已经和日军长期斗争。

相对而言，原本就在第五战区的桂系部队（第31军，第11、21集团军）却没有突出表现。但是以上这些细节在一片喜气洋洋气氛下，世人都不忍心仔细计较。更重要的是，李宗仁在此后七年抗战中是中国战区最最重要的指挥官，统兵数十万人，指挥权的自主性极高，经过大小战役数十次，却不再见其足以与台儿庄伦比的战绩。因此台儿庄的成就究竟应该如何归属，仍然不可大而化之。

2、“大捷”的背后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台儿庄战役刚结束，有人立即主张应该大肆庆祝，但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则一致认为胜利成果并不辉煌，不宜过分渲染。岂知市面上已经发动敲锣打鼓，使徐永昌感到“坐不安席，吾人不知耻辱乃至于此。”徐永昌认为中国正处在战败、失地，和抛弃首都等沉重伤痛之际，不宜夸大一次战役战果而自我陶醉。为此他即刻呈请蒋介石施加节制。

但是让他失望的是，蒋介石虽然电令不得铺张庆祝，但是语句不够明确，以致无法有效地制止。徐永昌不禁回忆到连卢沟桥事变时也曾有人庆祝中中国军队队大胜，令他感到“真是既愧且惧。” 而何应钦则指出，台儿庄虽然号称“大捷”，但是日军实际被俘者只有一个人。

虽然徐永昌对于蒋介石形似放纵庆祝活动而心存不满，但是他并不了解蒋介石私下的感受，进而产生错误解读。

其实蒋介石在4月初看到台儿庄战况胶着时曾经连日忧心忡忡。因此在4月7日得到战胜报告时，当然内心极为高兴，但是也立即做出反应，“军民闻胜而喜则可，然骄则危矣。”因此他在没有接到徐永昌建议之前已经指示宣传部切不可大肆渲染。

岂知武昌汉口两市从下午就满城鞭炮声，入暮又火炬游行，终夜未停。蒋介石的反应是“闻声生忧，而作叹矣”。

其实蒋介石的反应背后有两个考虑。

第一个当然是希望军民戒除虚骄，不要以一场小胜而大喜若狂。第二个是他心中还有一个更具谋略深度的想法，那就是他一直希望日本把苏联当做主要攻击对象，因此宁可日军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但是如果中国过度渲染日军在台儿庄“惨败”，就会使日本面子下不了台，必须进行报复，反而撤开了攻俄计划集中全力攻华。这就会使中国军队得不偿失。

纯粹从数量而言，在台儿庄战役中日两国兵力部署对比上，中国拥有超过了10:1压倒性优势，而在实际战斗中日双方伤亡比例则大约是3:1-5:1。而其实质意义则只是日军在进犯武汉途中遭遇的一个小挫折，短暂地拖延了日军长驱直入指向徐州的如意算盘，但是并没有造成任何战略性效果。日军稍事喘息，在一个月后重新攻击徐州，随即占领该地。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军队依然接受李宗仁指挥，却连续遭受重大损失。据军令部资料显示，由台儿庄战役至徐州陷落，入院伤兵就达到七万余人。不管是李宗仁或是那些参加台儿庄战役的将领们，依然无能为力。特别是李宗仁善于统御运用“杂牌”部队的美誉，在此后抗战七年中踪影不再。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不知蒋介石在不积极禁止民间庆祝时，是否是他内心曾经担忧他人会借此批评他度量狭小，妒忌李宗仁的战功而故意加以打击？但是徐永昌的态度则完全明确，因为他在八年抗战中最深切痛恨和严厉谴责、而又无力纠正的，就是个别将领的无耻，谎报小胜为大捷，甚至把自己临阵脱逃和袖手旁观的丑行，描绘成为英勇杀敌和屡建奇功。

台儿庄“大捷”对人民群众心理而言，的确是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当然是一个可喜的局部性胜利。但是对于抗战大势没有产生逆转性效果，更无法成为坊间借题发挥和揣测引申的依据。

3、从徐州到武汉

日军在1938年5月17日开始炮轰徐州。李宗仁和白崇禧当天就率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撤离。这个敌军未至而长官率先脱离战场的行动，显然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以致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发泄，“徐州自昨日李、白离城，军心必动摇，恐不能久保矣。如此重镇，正可固守，危急之时，主帅更不能移动。只要主帅镇定，必可转危为安。今擅自弃遗，亦不奉命，何以抗战？何以立身？”

他为了补救和扭转颓势，甚至亲自发出十几封电报给前方部队长官，敦勉他们努力作战，但是没有产生效果。而他对于桂系失职将领尽管私下愤怒难抑，也不敢予以惩处，只好自责“知人不明，用将不察”，显示他的百般无奈。

徐州沦陷（5月19日）使日本达到了打通津浦路与截断陇海路的双重目的。随后他们便能利用徐州作为跳板，沿陇海路西进攻击郑州，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6月上旬，中国方面在情急之下，掘毁了开封以西的黄河堤防。冲出的河水使河南、江苏、安徽部分地区洪水泛滥，导致千万民众承受重大损失。但洪水形成的黄泛区有效延缓日军的前进步伐，为保卫武汉争取了将近半年时光。

从大局着眼，武汉必然是日军重要的战略目标。作为华中地区政治中心，武汉扼控长江航运与粤汉铁路，同时也是当时中国仅存的工业中心，如果沦陷，其对国民政府的打击不亚于上海陷落。

出于上述原因，日军积极组织武汉会战，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集合了38万人的大军。中国方面同样对武汉的防守十分重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统辖45万人的战区基本部队，另外第五战区李宗仁下属部队34万人，两者总共122个师，总兵力达80-100万人。这是自淞沪会战以来中国方面集结的最大规模部队。为了供给这一庞大部队，中国政府发起了后勤保障运动。这得力于武汉周边良好的交通系统，而在随后几年的抗战中，中国军队的补给再也无法达到武汉会战时期的水平。

1938年6月，日军在集中了数百门火炮、飞机、登陆舰队、巡洋舰与驱逐舰之后开始行动。它的计划是首先攻占长江两岸通往武汉的一系列要塞。但是沿江进攻的日军不但遭到了要塞守军的顽强抵抗，而且被在长江两岸山区内活动的中国军队部队所袭扰。结果在遭受了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后，日军先头部队要到9月底才进入湖北省。

正当华中地区日军向武汉推进的同时，另一支日本部队在广州附近大鹏湾秘密登陆（10月12日），并且迅速击溃了战斗力低劣的广东地方部队。随后又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情况下，于10月21日轻松进占广州市。上海失陷后，中国急需的战争物资，大约有75%是从广州港口进入，并由粤汉铁路运至内地。广州市和粤汉铁路一旦沦陷，武汉的战略地位随即降低。在粤籍将领失去广州4天后，国民政府下令完全撤离武汉。

4、从“死守”到“放弃”

回顾蒋介石在1938年初的基本态度，是要亲自死守武汉，但是并没有得到某些高级将领热心应和，让他感到失望。

此后半年中，中国最高军事领袖们对于大战略出现了不同意见。根据徐永昌记录，即使在9月上旬，“蒋先生甚醉心于固守武汉三镇，以为可以久守。”但是白崇禧“极主保持持久，不决战。”蒋介石最后采纳了白崇禧的立场，在1938年10月18日决定放弃武汉，并且对自己战略思想的转变也留下了记录。

在广州沦陷之前，蒋介石认为必须保卫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但是一旦粤汉铁路被日军封锁，而西南和西北交通网也逐步建立，工业内移的努力又做出成效，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也因之粗具规模。换言之，华西已经逐渐成为长期抗战基地。因此，武汉保卫战的主要目标不再是坚守，而只是消耗日本资源而已，对于长期抗战并无绝对必要性。

更何况，即使中国军队坚守武汉，最后依然会沦陷。因此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应该自动放弃，保存实力。他又认为放弃武汉的这个举动，本身就可以给日本一个信号，那就再度宣示中国准备抗战到底的决心，不受日本和谈诱惑。

蒋介石夫妇一直留守武汉到10月24日晚间，并且在行前下令炸毁武汉所有重要设施，不让日本人占据运用。让蒋介石感到安慰的是，将领们没有丧气，斗志高昂，败而不溃。在前后几个月之内，蒋介石由坚持死守上海到主动放弃武汉，这种战略思想上的巨大变化，颇为令人注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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