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争论的本质：是否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

在中国，辩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姑且将论战双方简单概括为“政府派”与“市场派”。

过去两派之间的论战还是很容易从观点上区分，市场派认为市场万能、政府离远点，政府派主张市场存在失灵，政府需要适度干预。

但现在两派观点反过来了：市场派主张政府加大干预、不相信市场；政府派主张政府克制干预、尊重市场自我调节。

事有反常，必有蹊跷。

如小镇在《》梳理的，市场派从主张绝对自由、政府应该立即无条件退出的经济自由主义，演化为要求政府解除管控再彻底退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不变的核心都是市场万能。

而政府派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包括认为“无论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到参考庇古、韦斯伯、凯恩斯理论的“市场失灵论”，认为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干预；还有的从中国社会主义本质角度出发，认为不能放纵资本无序扩张。

哪怕在2022年以前，仍然非常容易区分两派。

市场派的主张仍然是认为政府需要减少干预、逐步退出市场，比如2020年底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次年针对疯狂扩张的校外学科教培进行严厉整顿，再加上推出房地产领域“三条红线”等等一系列措施，当时的市场派都是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而政府派则是论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然而这两年，这两派的主张竟然开始翻转了。

现在的市场派，开始主张政府应该迅速、果断地加大对经济、对市场的干预，甚至要求政府动用行政命令去强制干预市场活动；而政府派，呼吁尊重市场经济，政府不应该盲目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应该耐心等待市场自我调节。

这真的挺有趣。

小镇从2019年开始就写自媒体，2021年开始日更，对这几年的舆论变化感知非常深。实际在2024年以前，市场派的呼声还没有这么大，顶多就是拿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吓唬人，再把辜朝明请来谈谈“资产负债表衰退论”，呼吁国家加大放水刺激，当时呼声主要来自金融机构，这不难理解，放水最先得利的就是离钱最近的金融。

2024年舆论变了，或许是时间上的巧合。

就在这一年初，美国开始讨论“中国的第二次冲击论”，认为中国过剩的产能，会冲垮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一切国家的制造业，于是耶伦在2024年4月访华前后，以美国商务部长的名义，公开将“产能过剩”一个经济问题上升为全球政治问题。

在2024年耶伦访华前，“产能过剩”主要是政府和相关行业在关注。比如国家十几年来一直关注“产能过剩”，在2024年以前已经进行了三轮去产能，2023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就认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是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之一，多方部署“去产能”工作。

然而耶伦访华之后，大量机构、学者都开始大谈“过剩”，继而引申到消费不足。

在过剩和消费不足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论战。

这里需要注意：本文到这里之前，小镇一直说的是政府派与市场派之间的论战，但从这以后，论战双方的主要观点逆转了，政府派认为政府需要自我克制、尊重市场，市场派反而要求政府加大干预，后者的观点与西方主流声音比较一致，因此之后的论战，小镇就将双方改称为：政府派与西方市场派。

西方市场派秉持耶伦“产能过剩威胁论”的主张，认为中国传统产能过剩、新兴产能也过剩，这当然属实，政府也从未否认这一点。

区别在于，如何看待过剩、怎么化解过剩？

西方市场派怎么看，小镇就不去概括了，主要说下政府派的观点。

早在2024年4月，财政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就明确回应，如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供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要依靠市场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调节；而针对新能源汽车过剩的质疑，则认为考虑到全球对新能源产品的潜在需求巨大，中国目前的产能无法满足几年后的全球需求。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掰扯。比如今年7月10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针对欧盟领导人涉华“产能过剩”相关言论公开回应，还是一贯的三点主张：

第一、是否产能过剩，不能单纯以产量和出口量为标准。

言下之意是中国商品竞争力太强，你们欧美打不过，才开始说什么“过剩”，以前欧美领先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过剩？

第二、中国新能源产业从全球视角和中长期看，并不存在所谓产能过剩，反而有产能缺口。

第三、中方一直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促进内需，并且助力欧盟绿色转型。

如何解决当前“产能过剩”，提出的措施更是差异巨大。

西方市场派认为，政府应该立即强干预，不要管是否符合法律，就应该下达强制减产令，规定各领域今年要减产多少，不减就要如何如何。

而政府派则主张尽可能让市场自律，强调市场化兼并重组，通过能耗、碳排放等技术标准约束、淘汰落后产能，行政强制仅仅是辅助性的。

比如去年光伏行业搞行业自律；2024年下半年，工信部发布《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2024年本）》、水泥行业纳入碳排放市场等政策，2025年进一步对超产产能进行规范，按计划2026年以后将利用碳总量限制进一步约束。

观察最近一年，就特别有意思。市场上关于“强制去产能”的小作文接连不断，去年底、今年初就在传所谓的“钢铁行业5000万吨强制去产能”，最近几个月只要有风吹草动就要再炒作一番，而3月中信特钢董事长就公开回应粗钢产量调整传闻，表示“去产能、调整产量是钢铁行业内部的自救行为”，强调不是来自政府的强制命令。

当然，最近政府也在行动，比如每年例行的唐山夏季烧结机限产，今年动作更多一点，还有水泥、钢铁、玻璃以及光伏都有所动作，但这仍然是以市场为主，政府并未下达小作文期待的强制性去产能令。这就令小作文们很失望，当然或许也不失望，因为本来就是炒作短期行情。

类似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产能过剩”问题的应对上，也出现在其他被密切关注的领域。

比如针对“提振消费”。

政府派和西方市场派主张也截然不同，国家虽然强调“消费不足”是当前经济面临的难题之一，但理解是不同的。

政府派比如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不存在消费驱动增长”，而西方市场派如大摩中国团队的邢自强等认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原因是民生保障不够，要求中央政府加大举债，更多向民生保障倾斜，从而提振消费和需求，扭转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

先不讨论“消费驱动”是否成立，只问一个问题：一个大国的调整，应该从慢还是从速？

按照西方市场派的观点，似乎是要求猛烈、力度要够，比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美国的超大规模放水还有中国2008年的四万亿等等。应该怎么做，大家各有看法，小镇就不多谈了。

另一个论战焦点就是房地产领域。

西方市场派的主张一直是政府应该加大举债，一定要救房地产，或者最起码要推出新的城市建设项目，这也是小作文的主论调；

而政府的做法就是只兜底，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比如强调解决烂尾楼问题的保交楼。今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的是“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并定性“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在“城市更新”上也没有加大力度。

事有反常，必有蹊跷。

一贯主张政府应该少干预、不干预的“市场派”，竟然转变成了要求政府加大干预，甚至要求政府动用行政命令的“西方市场派”；而原本强调“市场失灵”的政府派，却开始呼吁政府克制，相信市场机制。

这事值得好好琢磨。

小镇觉得，除了短期炒作牟利以外，理念层面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中国经济光明论”。

这也是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如果相信中国未来是光明的：那么面对当前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就不会觉得天塌了，能够更有定力，只要看到趋势正在向好，那就没有必要动摇既定的发展路线，考虑到长期发展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就需要珍惜手里头的弹药，宁可咬牙不用，也不能到了必须使用的时候没了弹药。

如果根本不相信中国未来是光明的：就会觉得中国随时可能崩溃，甚至恐慌经济指标的波动成为崩溃的导火索。那么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欲，稍有波动，就会要求政府赶紧加大投入，呼吁政府别管什么以后了，现在不救就没有以后了。

举个例子。

小镇最近一年很喜欢把某国际顶级投行中国团队的公开宏观政策分析的结论当作“反向指标”，这里要强调一下，有几个定语“宏观政策分析”“公开”“结论”。

该团队对具体行业以及一些事实性分析水平颇高，但当分析国家层面的决策倾向的结论时，总是偏差巨大到接近完全相反。这其实很不容易，说明这个团队有一套非常严谨的方法论，能够稳定输出结论，只不过这套方法论在大变革的时代，与中国的偏差越来越大，就导致非常清楚、扎实的论据，经过这套方法论思考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往往错得离谱。

还是强调，针对的是仅限“宏观政策”，也就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税战、是否加大刺激、如何看待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等这个层级的分析。小镇说的也仅仅是电话会这类公开分析，不排除人家内部有一套自用的分析。

这个团队在4月28日的电话会上，分析中美关税战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说他们与国内很多专家学者以及官方背景的沟通了，多数认为关税战来者不善、非常凶险，政府应该果断加大刺激应对，又提到少数有官方背景的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关税战、中国必胜。该团队担心这种来自官方智囊的自信，会影响到中国正确应对关税战的挑战。

这个团队当时观点是：关税战虽然对美国也有影响，但对中国的冲击将大于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必须果断加大刺激力度，以对冲关税战的冲击，否则将如何如何。

然而，结果如何呢？

几天后，美国主动退让，追着中国求谈判。最近特朗普举着关税大棒对全球包括欧盟、日韩在内其他国家喊打喊杀的时候，却对中国格外客气，鲁比奥、贝森特、卢特尼克等纷纷表示希望与中国进行对话交流，就好像，这场关税战对中国已经不存在了？

最近黄仁勋又来了，H20又能卖给中国了，EDA软件出口管制也暂时解除了。

在一系列诡异变化之后，小镇观察到这个顶级投行团队，虽然仍然认为中国必须加大刺激力度，否则如何如何，但理由已经悄然间从对冲关税战，变成了提振消费。该团队负责人还在最近的公开访谈中，提到今年的DeepSeek的爆发，令“我们”意识到原来科技创新不仅仅出现在美国。这个“我们”应该指华尔街等美国投行机构。

这些纷纷扰扰的论战不多谈了，相比过往，这些舆论场的声音对决策的影响直线下降，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但越来越接近“自娱自乐”，更多是为了制造情绪波动，获得短期炒作投机空间。

对中国来说，决策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如果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那么面对暂时的困难，自然没有“饮鸩止渴”的道理。而是要尽可能坚持让市场自我调节，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负面问题增大，政府的力量要用在市场难以发挥的战略领域，比如安全、卡脖子等问题上。

短期内大规模加大刺激，立刻会让经济数据很好看，尤其掌握资本的某些群体必然获益巨大，但这条路过去已经走过了，带来的负面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难不成伤上加伤？毒上加毒？

只要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只要还能坚持下去，那么就不急着加大刺激，慢慢用时间消化问题，这条路其实都知道是正确的路，但也是最艰难的路，是把难题留在当下的路。

在“聪明人”看来，这条路太蠢了，毕竟“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但不妨想想前几代人，如果没有“一代人打了三代人仗”的“战争一代”，没有“一代人干了三代人活”的“建设一代”，又哪有我们今日？

难不成，已经2025年，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担心任何敌国入侵的，堪称“崛起一代”，还要把本应该自己承担的困难压给后人？丢不丢人啊。

总书记早就说的话弄清楚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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