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河口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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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南黄河之滨的古镇河口，古称“君子津”，清代设为河口镇，现在是黄河上中游的分界点。

图4-1　黄河托克托县段

图4-2黄河上中游分界点

因其地处大黑河入黄河口处，水运交通便捷，早在辽金元时期即为重要的货物集散转运之地。入明不久，沦为蒙古部游牧之地，交通地位一度丧失。清初蒙古土默特部归顺后，河口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逐渐恢复，特别是乾嘉以迄清末民初，其商埠地位臻于鼎盛，北通蒙古，南邻晋陕，东接察哈尔，直达京津，西接宁夏、新疆，商船辐辏，驼队成群，民殷物阜，人烟稠密，成为口外最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

然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昔日繁华的河口古镇，除了龙王庙遗址上残存的两支孤零零的铸铁蟠龙旗杆尚能不时地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之外，其他的一切俱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河口镇的由来

河口的得名，应缘于其地处黄河一重要支流内蒙古境内的大黑河入黄河口处。而河口镇之设，则始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其实，早在辽金时期，即以今日托克托县城为治所设立东胜州，辽的州治为今日县城双河镇西北东沙岗之大皇城遗址，金的州治在辽的大皇城基础上扩建一支城，即今日毗邻大皇城之小皇城遗址。因为东胜州在辽金时期均为军事据点，故河口缘其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军需物资及日用商品的转运集散之地。

蒙元时期（1206—1368年）沿袭辽金东胜州旧制，但其交通地位更显重要。蒙哥汗三年（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1257年蒙哥汗征宋，皆由东胜渡河南下。西夏灭亡后，经东胜州水陆都有驿路通往宁夏，再经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折而北行可抵当时蒙古国的都城哈剌和林（在今蒙古国前杭爱省额尔德尼昭北哈拉和林）。而从宁夏往南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再西行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可通往西域。1226年耶律楚材从中亚归来就是经过灵武到达东胜州，再转至丰州（治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的青冢（昭君墓），赋诗纪念。同时，元政府还在河口“设水驿，派巡军，保护商船，以利水运”

图4-3　明东胜卫西、南城墙和辽代东胜州治所大皇城遗址

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攻克东胜州，设立东胜卫，但时隔不久，就因蒙古人的袭扰，于永乐元年（1403年）被迫内徙，卫城遂废。后虽于正统三年（1438年）一度复置，但仅昙花一现，随即永久弃置。东胜诸卫所辖之地遂成为蒙古部的游牧场所，附丽于东胜卫的河口君子津，也就失去了往日货物集散之功能。所幸明初修筑的东胜卫城墙至今基本保存完好，成为托克托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明中期以后，蒙古部逐渐据有内蒙古整个地区，明朝的北部边疆大抵以其在北方所设的九个边镇所据守的边墙及墩台堡寨为标志，边外为蒙古地，边内为明地。

图4-4东胜卫城墙西南角

清朝入关前后，漠南蒙古各部陆续归顺，河口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逐渐恢复，特别是康熙年间，河口至山西保德州的航运开通，河口的码头地位形成。以河口为中转站的黄河水运大干线，上接甘肃、宁夏、青海，下达山西碛口，承上启下，地位、作用举足轻重。

康熙中后期，为了讨伐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侵袭而多次出动大军北伐，同时为了加强北疆军事防御力量，清朝政府在归化城土默特两翼增加驻军。

为解决驻军粮饷和远征军的粮运，“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奏准湖滩河朔建造仓房一百五十四间。三十六年（1697年）题准湖滩河朔建造仓房五十间”，以储备从大同等地经杀虎口运来的粮食。在该条记载下面紧接着加了一条按语：“案湖滩河朔今河口镇，在托克托城西南三里。时方征噶尔丹，建仓黄河口岸，以备粮运。”由此可见河口地位之重要。又据《清史稿》，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六年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获悉噶尔丹仰药而死的消息班师途中，曾“至湖滩河朔，登陆步行，率侍卫行猎，打鱼射水鸭为粮，至包头镇会车骑”。

图4-5　康熙帝戎装像

乾隆十三年（1748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这150年左右的时间，是清朝的禁垦期，“走西口”的主要是旅蒙商人和驼工等。但缺口一旦打开，朝廷的限制就显得苍白无力。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走西口”正如“闯关东”一样，代不乏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四月，清政府正式在河口设镇，并设盐务大使，这是河口古镇的肇始。

清朝末年，迫于赔偿“庚款”的压力，清政府一改过去在内蒙古禁垦的政策，委任兵部左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复加理藩院尚书衔，旋授绥远城将军，大规模地放垦。随着“走西口”移民潮的到来，黄河水运进入了黄金期。

河口镇的繁盛

河口镇缘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从康熙末年起，已俨然水陆交通要埠。西来货船，多顺黄河运卸于此，再起运外地。早在清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河口即为盐碱囤积内运之场，年运盐碱百余船，价值白银十余万两。道光以后，又为甘草码头，每年运售甘草四五百万斤，价值约四五十万两。此外尚汇集发运清水河的粗瓷器、河套的枳芨和红柳鞭杆，价值约六七万元。而作为大宗产品的乌拉山、大青山所产松、柏、桦、杉等木料，亦多聚集于此，转销各地。自乾隆以还，口外垦殖日广，土默川已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于是河口镇钱、粮两业亦日趋发达。

河口经济繁荣时，镇内行业所及，几乎涵盖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水陆运输促成的各行各业，形成了相辅相成、循环发展、特色鲜明的地方经济产业链。水陆运输带动了车船制造业；车船制造促成了木、铁、皮、绳等工匠作坊的兴起；运来的盐碱、皮毛、甘草、红柳、木材等带动了各类土特产品加工业蓬勃发展；米面加工、油、酒、醋、酱、粉等的作坊星罗棋布，其产出的麸糠糟浆等下脚料，成了养殖禽畜的充足饲料，从而促进了当地以回民经营为主的牛、羊、马“杀卖行”的繁荣；仅盐碱、粮食加工所需的大锅就使得镇内的几家铸造行炉火通明。四方辐辏的客商、佣工红火了旅店、餐饮，就连木工、柳编作坊的下脚料也成为专为居民提供的引火燃料。而返回上游的放筏工，将已拆卸的羊皮筏卖于河口的皮坊，做成油浸皮裤，转卖镇周围的农民。河口镇的裁缝铺、毡坊、毯坊、口袋坊、铁匠铺、皮坊、造船厂、木匠铺、箩筐铺、囤子坊、篓铺、石匠铺、豆腐坊、醋酱油曲坊、糖坊、粉坊等小作坊鳞次栉比，有数百家之多。

可以说，从乾隆年间至道光末年，今日内蒙古中西部出境之油、粮、盐、碱等各货，入境之日用杂货，山西与归化往来之商运，凡经河路者，皆以河口为码头，为上下货物之总枢。当时包头草市初辟，尚未形成市镇，故在此期间，论市面殷繁，除归化外，以河口为第二商市。道光元年（1821年），清廷于河口增设甘草码头，甘草行业猬集于此，富商大贾多出其间，每年输出，数常巨万。各草店每年所抽佣费，由数万元激增至十余万元。河口甘草码头，遂居绥远主要商市之一，仅商船一项就有二百余只，拥有河路工人一千多名。有铺户92家，铺伙2823人，居民920户，人口6260人，加之流动人口，人数逾万。清末民初，以甘草业为龙头，以钱、粮两业为羽翼的河口商业臻于极盛。

河口镇的商号

河口镇的繁盛，离不开各行各业众多商号尤其是著名商号的经营和拓展。讫至清末民初，河口镇先后兴起和聚集的商号几近三百家。河口镇坐落于大黑河东，傍河而建，镇里有四条大街：头道街（也叫前街）、后街、二道街、三道街，呈“X”形分别向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个方向辐射。四条街各长约二里半，交会于禹王庙。整个河口镇，南北长五里多，东西约三里长。四条大街上的商号比肩继踵。这种建筑布局，必然形成主街道只有商家而无住户的居民分布特点。事实上，河口镇的渔民、农民、船工、手工匠人、打零工者，都居住在主街道的边缘地段：镇北头住的是渔民、船工；镇东北的东大社住户多是农民、养车(马车、轿车）户；镇东南三道街南的活龙场一带则为养船户的聚居地；活龙场北的庙滩是小贩和打杂工的居所；商店的佣工、镇上打零工的多住在东梁底的土屋或窑洞里。

每一个商号都有自己的一部创业史，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后人如对其细细品味，都会从中得到一些教益和启迪。可惜，由于年代久远，人世沧桑，如今所能追记其遗踪者，甚为寥寥，而历史悠久且名声显赫者，当数亨荣木店、双和店、荣升昌、公义昌等商号。

亨荣木店约建于乾隆年间，是河口镇创建最早的商号之一。顾名思义，其主要经营木材业务。而木材则主要来自黄河上游的大青山、乌拉山。黄河从大青山、乌拉山山脚下流过，从山上砍伐的木料，以人工畜力运到河畔，用麻绳或铁丝绑扎为捆，顺流而下，到河口上岸，再分水、陆两路运销本县、邻县、归绥乃至晋西、晋北地区。享荣木店在沿河其他地方还设有分号，如木头湖分号（土默特右旗双龙镇木头湖村）。享荣木店将其从乌拉山购买的大量松柏木料在河口卸储之余，将剩余的木材卸存在木头湖分号。地面储存之余，又将大量木料挖窖埋藏于地下。日军侵占河口镇后，强迫百姓修筑围村城墙，打墙取土时，曾掏出一窖木料。近年，在河口东梁底，还发现了享荣木店当年埋在地里的成垛木料。以享荣木店为主的木料税收在河口是大宗，清廷在河口专设了“木税厅”征收木料交易税。

河口镇最为著名的商号莫过于双和店。双和店是河口镇最大的综合商行，财东是山西榆次侯家。早在清朝中前期，榆次侯家的商务就已拓展至内蒙古了。河口镇是当时的货运中心，侯氏家族利用当地的无限商机，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创建了享誉四方的双和店。

双和店建在河口镇北，东临后街，西临头道街，东西跨度一里余。双和店是典型的“前店后坊”式店铺，门面宏敞，在重重院落中，计有住房、柜房、作坊、库房等房屋数百间，同时还拥有自己的船队、驼队等。因为双和店的名气大，在河口镇资金最为雄厚，故而人们把双和店北面的小巷叫双和店巷。

肥沃的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每年产出大量的粮食，种粮大户和贩运粮食的商人会将待售的粮食囤积到交通便利的河口镇，等待水陆两路的船队和驼队转运到全国各地。侯家把分号双和店设在河口镇，收购河套地区和土默川地区的粮食，再贩卖出去，从中获利的同时，还负责给暂时无法运出粮食的商贩和种粮大户提供仓库，从中获取存储费和保管费。

在盐碱畅销之际，双和店还兼营碱锭加工。双和店自备有十多艘七站大船，由一位掌柜专职负责船运粮食、盐碱等。同时还兼营牲畜、酿酒等生意。双和店的砖茶（砖茶上有双和店的标识）也久负盛名，畅销各地。双和店在河口镇首家开出了自己的钱帖，开托县商界以信用票据代替银锭之先河，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河口镇第一家钱庄——德和昌。

双和店的经营历史悠久且生意兴隆，然而当平绥铁路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底通至包头，包头镇以其“水旱码头”的优势成为西北地区的商业重镇，进而取代了河口镇的地位，双和店的生意也开始走向式微。尤其是日军的侵入，给河口镇商业以毁灭性的打击，双和店自然也在劫难逃。双和店最后一任东家侯少成在战乱中无心维持生计，就变卖产业返回故里。如今，在河口镇，只留下侯家人牵头铸造的铸铁蟠龙旗杆，成了往昔闻名遐迩的水陆码头的历史见证。

坐落于头道街的荣升昌，号称河口镇第一草店，其前身是“晋益恒”，创始人是山西保德州人马同舟。马同舟是个文盲，但颇有抱负，年轻时以跑河路养家糊口，后来，从陕西府谷县一个即将倒闭的小杂货店赊购了一些架底货变卖作为资本，走口外来到河口镇。那时，甘草生意小荷才露尖尖角，马同舟就以掏甘草为业，积累资金。约在清道光初年，马同舟开设了河口镇第一家草店，起名晋益恒。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晋益恒的生意也逐步扩大。到同治年间，马同舟从晋益恒抽了本钱，把铺底盘给了掌柜王永恒。

王永恒接手晋益恒后，自为财东兼掌柜，把晋益恒的店名改为“荣升昌”。荣升昌在王永恒的经营下进一步拓展业务，不仅成为河口的第一大草店，而且兼营瓷器等业务，生意越来越兴隆，一直营业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

尤为值得表彰的商号是公义昌。19世纪末，香烟的发明让河口镇甘草输出量剧增。甘草具有增香、调味、保润、定香作用，是卷烟制品中一种理想的添加剂。1902年9月29日，为平息激烈的贸易战，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与美国的美国烟草公司联合创办合资企业——英美烟草公司。此后，香烟产量剧增，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香烟成为军需品，甘草需求量大增，甘草价格也一度暴涨。英美烟草公司从河口镇购买的甘草占河口镇甘草贸易量的六到七成，河口镇各草店获利颇丰。有史料记载，清末民初，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等洋行派专人常驻河口镇，向荣升昌、公义昌、德隆和等大草店订购甘草。清末民初，仅1914年，英美烟草公司即向公义昌订购甘草二百五十万斤。

正值公义昌生意兴隆之际，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民国四年（1915年）腊月初四，匪首卢占魁率匪骑三千多人，攻入托城、河口，盘踞数日，焚烧抢掠，无所不为。公义昌银窖里所藏巨额钱财被抢劫一空，公义昌店铺也被焚烧殆尽。但仅过数月，店东陈隋保便在第二年开春斥资重建公义昌，而且规模比以前更为宏大。几年后，公义昌凭借草店积累的大量资本，在天津开设甘草公司，并与东莱银行建立业务关系。嗣后经东莱银行牵线，于民国九年（1920年），陈隋保又和英国人合资在上海开设了甘草股份有限公司。

公义昌的生意越做越大，经营范围不断拓展，除甘草之外，还经营锁阳、苁蓉、枸杞、防风等四十多种中药材。营销市场延伸到河南、河北、广东、山东、湖南、天津、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同时,把中国的中草药推向朝鲜、日本、印度、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市场。陈隋保也成为当时商界的顶尖人物。英商商会和天津商会曾共同赠送他“名震中西”的寿匾，悬挂于老家的宅院正门上，足见其当时在天津、上海商界的显赫地位。

京包铁路开通后，河口镇甘草码头移到包头，公义昌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停业。日本人占领河口镇后，日寇警察署驻扎在公义昌，并拆毁了公义昌店铺所有房屋，只留下中间的厅子以供办公之用，并在前院的东南、西南两角盖起两座二层岗楼，往日风光无限的公义昌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星罗棋布的商号，既见证了河口镇昔日的辉煌，也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遐想。

河口镇的庙宇

河口既是一个商号林立、人口稠密的繁华市镇，于是乎便有众多的庙宇以慰藉人们的心灵并提供那个时代可能有的娱乐项目。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在这个塞外集镇竟有如此之多的庙宇，且因居民民族不同，信仰各异，庙宇名号也是五彩杂陈：北头有龙王庙，镇中心有禹王庙，南头有关帝庙、奶奶庙和五道庙，后街有财神庙，镇东有真武庙等几座大庙，此外尚有药王庙、马王殿靴子庙、山神庙、三官庙、观音庙、河神庙、孤魂庙、鲁班庙、火神庙、老君庙、清真寺、心一坛等若干小庙宇。这些寺庙大多建于清朝中后期，故每座庙宇的建筑形制皆为明清风格。屋顶造型硬山、悬山、歇山等应有尽有，单檐、重檐、斗拱、卷棚、吻兽等各得其工。可谓“五脊六兽”变化无穷，巧夺天工。青砖砌墙，白灰抹缝；银灰瓦顶，兽头瓦当；石条高阶,红柱回廊；画栋雕梁，富丽堂皇。规模较大的龙王庙、禹王庙、关帝庙内还住有和尚，并在庙前建筑戏楼，每当举行庙会时还要请外地名剧来镇演出数日，热闹一番。

位于三道街东侧庙滩的关帝庙是河口镇建造最早的庙宇，大庙山门前的石狮子底座上刻有“乾隆四十五年”的字样，可见这座关帝庙的建造不晚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然而大部分庙宇修建年月已无从查考。

河口镇的庙宇以龙王庙规模最大，为全镇庙宇之首。

图4-6 龙王庙铸铁蟠龙旗杆

龙王庙的兴建，缘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一场大水灾。为消除水患，永保一方平安，河口镇乡耆商行议决建造龙王庙。经过一年多的施工，龙王庙于咸丰元年（1851年）建成。龙王庙坐落于头道街北端，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庙宇群，南北长五十六丈（1丈=3.33米），东西宽十五丈，占地约十四亩（1亩=666.67平方米）。庙宇以牌楼为中点分南北两大部分，北部为庙宇主体建筑，南为戏台、三官庙等。龙王庙的主体建筑是三进院式的青瓦白灰条砖木结构，有正殿、卷棚、西厢房、木牌楼、鼓楼、钟楼、方丈室等，建筑面积一千多平方米。

龙王庙以“四大景观”著称，即：没椽檩戏台、八扇大门、没耳子钟、铸铁蟠龙旗杆。龙王庙正南是戏台，戏台坐南朝北，前场与后台以通山落地雕花木板窗棂相隔，四柱三间，屋顶无檩无椽，全用足棱方木梁柁构架，对缝栈板铺面，故成为“盖了个戏台没椽檩”的景观。八扇大门在山门处，山门分前后两排，中有门廊相连。前排并列六扇大门，中间两扇大，为主门，阔丈二；两边四扇较小，阔九尺，为旁门。后排两扇大门，正对前排主门。前后两排共八扇松木大门，一色朱红油漆。门正面钉九排八十一道蘑菇铜钉，兽头铺首，背面安横木插关。门厅斗拱重檐，细刻彩绘。红漆门柱，鼓石为础，石鼓明面精雕小狮云纹。山门台阶用预制的磨面青石条压顶。山门东侧是钟楼，西南角是鼓楼，钟、鼓楼均为砖石筑墙，木架为顶的二层小楼。钟楼悬吊一口五百余斤的平口沿没耳大钟，钟旁悬吊撞钟木杠。没耳大钟造型独特，钟声浑厚悠长，故为庙宇又一大景观。鼓楼悬吊的大鼓鼓面直径三尺，红漆鼓腔，金色鼓钉。钟楼下有一小侧门供僧人平时出入。鼓楼西侧是一眼水井，井旁盖有小巧的井神庙。

铸铁蟠龙旗杆竖立在龙王庙山门前。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破五刚过，由双和店牵头，联合德懋行、庆合店、晋益恒等商号，决定共同出资铸造一对铸铁蟠龙旗杆。旗杆由双和店财东从太原府请来的金火匠人经半年多的时间铸造而成，工艺精湛，是目前全国仅存的几对保存完好的铁制旗杆之中的一对。

铸铁蟠龙旗杆高三丈六尺五寸，寓意三百六十五天。底座铸有“清同治元年，河口镇全民集资竖”字样。铁座上方的主杆上，铸有一副对联：“海晏河清威灵著绩，风调雨顺亿兆蒙休”。对联上端各有一个六角方斗，分铸二首五言绝句。一是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一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近，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每首诗分别用真、草、隶、篆四种书体各书一句。

方斗上方的旗杆中部铸一大蟠龙，高约丈余，身缠旗杆，若即若离，鳞爪分明，昂首翘尾，凌空出世，似腾如飞。龙头上方是一玲珑剔透的翅角方斗，四面各铸戏珠二龙。每幢旗杆八条小龙一条大龙，一对旗杆十八条龙。旗杆顶端，各挂四个风磨铜小铃，风吹铃响，悦耳悠扬。整幢旗杆浑然一体，铸艺如此精美，真可谓鬼斧神工。

河口镇这数十座精美的庙宇都毁于20世纪60年代，只留下这一对铸铁蟠龙旗杆，成为人们缅怀往昔的唯一遗存。

图4-7　铸铁蟠龙旗杆刻写“白日依山近”局部

图4-8铸铁蟠龙旗杆干局部（一）

图4-9　铸铁蟠龙旗杆局部（二）

河口镇的消逝

河口镇的衰败，始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那场大水灾。这一年七月初二，黄河水暴涨，导致堤防溃决，大水肆虐，全镇尽成泽国，低处商号民房悉被冲毁，仅留沿堤高处的房院数十所。河水浸渍月余，财产损失数百万金。河口镇经此水患，巨商多移往包头。事后地方耆商力谋善后，冀复旧观；虽终逊往昔，但仍不失为一重要商市。道光以后，河口又以甘草码头著名，甘草行及粮、钱两业最为发达。迨清末民初时河口镇的商业臻于极盛。然而好景不长，民国四年冬，卢占魁匪伙扰及县境，盘踞数日，焚烧抢劫，民、商积蓄一空，钱、粮两业商号倒闭十之八九，唯甘草商店尚能勉力维持。民国十一年底，平绥铁路通至包头，包头一跃成为取代河口镇昔日地位的水陆码头，从此河口甘草商店无法立足，渐次歇业，其他各业亦因甘草商歇业，财源无依，经济日衰。

七七事变后，京津、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等城市相继沦陷。第二年开春，日寇又占领河口镇，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河口镇昔日鳞次栉比的商号成为断壁残垣。河口镇人口由两三万人锐减到不足四千人。特别是以黄河为界，形成敌我对峙局面，水运完全中断。

至新中国成立前，河口镇已远不是昔日车水马龙繁荣昌盛的景象，商不能执其业，民不堪谋其生。新中国成立后，多数居民转向农业生产，河口就此作为托克托县城关镇下属的一个自然村，取消了“镇”的建置。建置长达一百三十年，拥有几个世纪货运集散中心的古老水陆码头的河口古镇，最终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文章作者：呼和浩特市历史学会 赵一兵 曹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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