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以色列怎么变成“正义使者”了？

文 | 丁毅超

短短几天，叙利亚南部的苏韦达省从一场部落间的抢劫报复，演变成席卷全省的血腥冲突。德鲁兹人与贝都因人的枪声尚未停歇，叙利亚新政府的安全部队却调转枪口，与贝都因民兵联手，将屠刀挥向德鲁兹社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血腥画面，控诉着这场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悲剧。

就在国际社会几近沉默，对西方支持的叙利亚新政府屠杀行为袖手旁观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出手了——以色列战机呼啸而至，空袭大马士革军事目标，意图切断叙政府军增援苏韦达的通道。这个在加沙被描绘成“恶魔”的国家，此刻竟成了德鲁兹人眼中唯一的“保护者”。

为何叙利亚政府要对自己宣称要保护的少数族群痛下杀手？为何以色列会罕见地为保护邻国少数派而跨境干预？这戏剧性的一幕，瞬间牵动了中东地缘政治最敏感的神经，更将以色列推上了一个充满讽刺与悖论的“道德高地”。

争夺再起

2025年7月11日，一位德鲁兹商人在经过叙利亚苏韦达省的一个检查站附近时遭到贝都因部落人员的袭击和抢劫。作为报复，德鲁兹武装人员“扣留”了数名贝都因部落人员。随后，双方冲突升级，并从苏韦达省东部穆卡瓦斯地区蔓延至苏韦达省西部和北部地区，导致激烈交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以朱拉尼为代表的叙利亚新政府迅速宣布将介入事态，将军队与安全部队一同部署在德鲁兹人占多数的苏韦达省，旨在“迅速果断地驱散冲突”。

然而根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以及德鲁兹人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新政府军非但没有平息冲突，反而与贝都因民兵联手攻击德鲁兹战士和平民。迄今已造成三百多人死亡。

7月16日，以色列也宣布介入事态。以色列军方表示，为了保护苏韦达德鲁兹人的安全自治权，他们对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军事总部以及苏韦达附近地区进行了空袭，旨在阻止叙利亚政府军向苏韦达增援。

同日，叙利亚国防部宣布与德鲁兹人达成停火协议，将撤出苏韦达省。但德鲁兹人内部意见分化严重。德鲁兹领导人希克马特·希吉里则明确拒绝了所谓的停火协议。他发表声明称：“我们确认战斗将继续进行，直到苏韦达省全境获得解放。”并强调“我们与叙利亚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协议、谈判或授权。”

苏韦达省是兵家必争之地

苏韦达省是叙利亚最南部的省份，该省首府苏韦达市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仅约100公里。两者之间横亘着崎岖的德鲁兹山脉。这片多山地形构成了大马士革南面的天然地理屏障。与此同时，苏韦达省也是连接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南部边境、约旦以及以色列的重要陆路通道节点。掌控苏韦达的交通枢纽和制高点，实质上就控制了通往大马士革南部门户的钥匙。（或者更形象地说，扼住了大马士革的咽喉）。

对以朱拉尼为首的叙利亚新政府而言，将苏韦达省重新纳入中央控制一直是其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一方面，从新政府合法性的角度看，由于“沙姆解放组织”（HTS）在夺取中央政权后尚未进行选举，控制苏韦达是其“将权力扩展到全国”和巩固后阿萨德时代新政权合法性的关键。

另一方面，苏韦达实在离大马士革太近，如果敌对力量在此地稳固立足，不仅能切断大马士革与南部地区的物资和人员联系，更能直接对首都全直接构成军事压力。这种如鲠在噎的情况是极度难以令人忍受的。这也是为何叙利亚新政府会趁着本次动乱第一时间将安全部队部署到苏韦达省的原因。显然调解纠纷是虚，加强军事控制才是实。

反过来说，苏韦达省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其对以色列的关键价值。苏韦达省与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戈兰高地一直是以色列防御叙利亚方向威胁、监视叙利亚腹地及黎巴嫩真主党活动的前沿阵地。一个对以色列怀有敌意、或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如黎巴嫩真主党）势力渗透甚至控制的苏韦达省，将严重威胁戈兰高地以军的安全。敌对武装可以轻易利用苏韦达作为基地，向戈兰高地发射火箭弹、迫击炮或派遣渗透小组。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在巴沙尔政权垮台之时，以色列非常积极地武装接管叙利亚境内与戈兰高地接壤的联合国巡逻缓冲区。

除此之外，与苏韦达省接壤的约旦也对此抱有浓厚的安全兴趣。避免苏韦达省动荡所产生的负外部性（比如难民流入和极端思想渗透）是其首要考量目标。因此，苏韦达省虽偏居一隅，其稳定与否却深刻影响着叙利亚核心区的安全、以色列的核心防御阵地以及周边国家的稳定，是地区博弈中一个关键的支点。或者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话说来说，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德鲁兹人的生存忧虑

对中东政治缺乏关注的人可能不大了解德鲁兹人的情况。德鲁兹人是一个较为罕见的宗教派别，源于10世纪的伊斯玛仪派，拥有独特的宗教传统。全球约100万德鲁兹人中，超过一半居住在叙利亚，其中苏韦达省是他们最大的聚居地。苏韦达省也成为叙利亚唯一一个德鲁兹人占多数的省份。

尽管人口相对较少，德鲁兹人在叙利亚政治中长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不得不说到德鲁兹人作为少数民族的生存之道，即当兵。他们往往通过服兵役的方式获得高度的军事锻炼，并增强对国家暴力机器的影响力。在1925-27年的叙利亚大起义中，他们在苏丹·阿特拉什的军事领导下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力量。甚至，德鲁兹人和德鲁兹军官团在今日的以色列军队中也具有重要影响力。

德鲁兹人的五色旗

德鲁兹人整体上更为偏好世俗化。阿萨德政权虽然长期威权统治，但对包括德鲁兹人在内的少数教派总体上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给予一定程度的自治空间，尤其是在其核心支持区域如苏韦达。

而朱拉尼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恰恰是一个与伊斯兰圣战团体暧昧不清的组织。尽管其公开与基地组织决裂，但仍保持“萨拉菲-圣战主义意识形态”，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建立伊斯兰统治”。德鲁兹人虽然是穆斯林，但其相对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导致激进分子往往将他们视为异教徒。事实上，在整个内战期间，“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在苏韦达省就多次袭击过德鲁兹人。

朱拉尼上台后整天高呼要建立民族团结政府，但德鲁兹人显然对前圣战分子缺乏信任感。这使得他们对任何新政府试图确立控制权的举动都持怀疑态度，无论其宣称的意图如何，并倾向于将干预视为对其自治的威胁而非保护措施。

新政府成立以来的施政记录也缺乏令德鲁兹人安心的要素。一方面，新政府于3月下旬宣布成立的23人内阁中，只有一名德鲁兹人担任农业部长，凸显了德鲁兹人被边缘化的事实。另一方面，自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实际情况是“发生了数轮宗派杀戮”。其中以对阿拉维派的清算最为明显。这与阿萨德时代营造的世俗稳定印象产生明显反差。

更为糟糕的是，朱拉尼政府入后与贝都因民兵联手攻击德鲁兹人的事件，无论其背后动机如何，不仅加剧了现有的不信任，还促使大部分德鲁兹社区团结起来，拒绝新政府的权威，将他们推向更具对抗性的立场并寻求外部保护。尤其是在以色列参与之后，朱拉尼政府不得不迅速扭转方向，名义上宣布要退出苏韦达省。这无疑是朱拉尼一次严重的政治投机失败，从而削弱了新政府的国家整合努力。

焦头烂额的内塔尼亚胡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另一个主角，以色列。可以说，最近内塔尼亚胡有点烦。虽然以色列在停火协议中出于愈发明显的优势地位，但战争长期化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公众对战争持续时间和成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抗议活动不断。这反过来扩大了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内部现有的政治裂痕，使其政府极易受到内部压力的影响。

正如笔者之前所提到的那样，作为政治实用主义者的内塔尼亚胡已经抛弃了太多曾经的盟友，他的政治生命已走到末期。这导致他在政治上组成联盟的选择越来越少。本届内塔尼亚胡政府只能以来极端正统派和强硬保守派才能维持脆弱多数，以至于内塔尼亚胡根本无法失去任何一方的支持。

问题是，这两个派系的优先事项并不相同。对本·内维尔这样的强硬保守派而言，军事占领加沙才是唯一出路。他反复强调，一旦政府同意停火，他的派系将直接退出联盟。这直接大幅缩小内塔尼亚胡停火谈判的政治空间。

对极端正统派而言，打不打仗我不关心，但政府必须保护我按照犹太教法生活的权利，也就是强制兵役豁免。他们认为，全职研习Torah是他们对以色列国家最重要、最根本的贡献，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兵役”。在和平时期，极端正统派的这一主张争议性没有那么强。但在在加沙战争期间，军事人力需求增加，除此之外的以色列人都认为这种豁免不公平。甚至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国防部长也认为需要缩小极端正统派男性的兵役免除范围。

7月16日，随着议会关于扩大极端正统派豁免资格的投票失败，极端正统派UTJ退出执政联盟。随后另一个重要的极端正统派党派沙斯党（Shas）也宣布退出，导致内塔尼亚胡政府成为少数派政府。

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德鲁兹人作为军事民族，武德显然不能说不充沛。在得知叙利亚的同胞被屠杀后，以色列德鲁兹人直接穿越边境线与同胞一起对抗叙利亚新政府的安全部队和贝都因民兵。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大约1000名来自以色列边境的平民突破了德鲁兹城市迈季代勒沙姆斯附近的障碍物并进入叙利亚，并补充说，部队正在努力将这些平民（以色列的德鲁兹居民）带回国。”

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则更为详细，指出以色列德鲁兹人已经连续多天穿越边境进入叙利亚。以至于内塔尼亚胡本人都不得不发表声明，“现在我向你们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以色列公民。不要越过边境”。

可以说，朱拉尼的冒险举动真的是瞌睡时候送上枕头。一方面，内塔尼亚胡可以名正言顺地动员以色列国防军对抗叙利亚德鲁兹人“明显的残暴行为”，使得以色列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并表明其与本国德鲁兹公民团结的同时，暂时转移国内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德鲁兹人已经自行参战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也不得不跟着押注，试图利用这场危机将苏韦达省事实上独立化，满足以色列长期战略的需要。

坏了，以色列成“正义使者”了

在本次事件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西方进步自由主义陷入了道德绝对主义悖论，或者说暴露了其一贯的双标虚伪。半岛电视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坚定的反以色列国际媒体，它是极少数将哈马斯10月7日抓获的人质称为战俘的媒体。

然而在本次事件中，叙利亚新政府与贝都因民兵合大规模杀害德鲁兹人是事实；叙利亚新政府得到西方政府广泛支持也是事实。以色列反而成为在西方社会大规模沉默情况下，唯一站出来保护世俗化德鲁兹人的国家。这种形象的巨大反差使得长期沉迷于道德绝对主义叙事的半岛电视台也不知道应该以何种口径报道这一问题。它仅仅只能在那脆弱地表示，不是所有叙利亚德鲁兹人都欢迎以色列干涉，要尊重叙利亚德鲁兹人的自决权。

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口径即便不是天真也是极度虚伪的。作为顶流国际媒体，半岛电视台当然有能力在茫茫人海中精准找出不支持以色列干涉的叙利亚德鲁兹人。（正如同某些人能整出中国塔利班化这样的说法）问题是，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强烈反应，已经握起屠刀的叙利亚安全部队会在遭到轰炸后迅速宣布达成停火协议，并开始从苏韦达省逐步撤出？即便是最没有国际常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HTS主动罢兵的想法过于充满幻想。

半岛电视台的做法更暴露出以道德绝对主义视角解释国际政治的明显局限性。善恶二元的摩尼教世界观当然容易激起各种革命热情（从托洛茨基到新保守主义），但在国际政治的复杂现实博弈中则完全站不住脚。以色列形象的巨大分裂是一种极端的显现。以色列国防军还是那只国防军，以色列政府依旧是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府；但在进步自由主义者们的道德绝对主义视角下，它既是加沙地区惨无人道的纳粹主义恶魔；又是德鲁兹人眼中的正义使者，敢于对抗获得西方社会支持的叙利亚新政府。

这种分裂反过来说明现实主义框架更强的解释力。国家利益、战略考量和地缘政治目标才决定外交政策行动的道德框架和正当性。除了我国这种极少数另类，几乎所有大国都选择性地应用伦理原则和叙事以符合其战略利益。

或者更具体的说，主权国家首要考量永远是生存与安全，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逻辑（摧毁哈马斯袭击能力）与在叙利亚的干预逻辑（消除边境威胁）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话语更多是一种权力博弈的工具。西方左翼和阿拉伯国家在大嗓门谴责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时，却又对德鲁兹人被屠杀的命运视而不见。

基于这种现实主义框架，笔者认为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并不高。恢复7月11日前的现状实际上是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一方面，在叙利亚新政府的军事实力无法与以色列对抗的情况下，撤出苏韦达省是一种不得已的政治现实选择。另一方面，对以色列和叙利亚德鲁兹人而言，他们也没有进一步扩大冲突的打算。

这种停火状态必然不可能太过稳定，各方都可以经常性的违反停火协议，试图为自己获取一些战术优势。单纯从本次事件来看，内塔尼亚胡显然站在了胜者阵营，暂时缓和了国内政治危机的舆论反噬；对朱拉尼来说，这是一次明显的政治挫败，但尚未动摇叙利亚新政府的控制力。

总而言之，苏韦达事件有力地证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叙事往往并非国家行为的主要驱动力，而是在更广泛的权力斗争中被选择性地运用，以合法化自身行动或谴责对手，服务于战略而非纯粹的伦理目的。当西方支持的叙利亚政府成为屠杀少数族群的“主角”，而被西方主流舆论长期钉在“道德被告席”上的以色列，却意外地扮演了干预者和某种意义上的保护者角色时，西方的进步自由主义者们就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

在中国人看来当然不会有这种分裂感。无论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充当什么角色，都改变不了其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中国人当然也不会觉得朱大帅是什么好鸟。但对西方人来说就尴尬了。毕竟，朱大帅这种人能上台就是西方一直以来想要的结果，是符合他们的道德绝对主义和善恶二元世界观的结果。

他们或许该想想，既然这么热爱和平与自由，为什么要长年累月敌视，并最终搞垮了阿萨德政权，然后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呢？其实这和西方各种左翼和进步主义者长年抹黑造谣我国新疆如出一辙。

叙利亚德鲁兹人的鲜血警示世人，在强权环伺的中东，小民族的生存空间何其逼仄，其命运往往只是大国棋局上的筹码。以色列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复杂，其“正义使者”的形象都充满了讽刺性的悖论，也迫使人们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分，去审视那片土地上更冰冷、更持久的生存逻辑——力量，以及使用力量的决心，往往是乱世中最现实的“正义”背书。苏韦达的尘埃尚未落定，下一轮博弈的种子，或许已然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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