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曾在革命老区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近两年。两年的时间里,我切身感受到了陕北父老乡亲的淳朴善良和热情,也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两年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我却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当兵入伍离开第二故乡时,全生产队的父老乡亲都来为我送行。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清晰。
1968年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一则“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社论再次把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我作为一个68届初中毕业生(实际在校读书时间只有一年),不能继续读高中,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1月19日,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那天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报着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宣传口号,前来送行的亲人挤满了月台,我们挥泪告别父母,开启了到陕北插队落户的艰苦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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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北京知青的专列抵达陕西境内的铜川车站后,火车轨道也就到了尽头。我们在铜川住宿一晚,第二天又乘坐车轮上绑着铁索链的大卡车继续前行,一路北上,1月21日晚夜宿延安,于22日下午到达了插队落户的目的地——延安地区的张家沟大队,我们十一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张家沟大队第四生产小队,张明怀队长安排我们住在了老乡家。
我们借住的这户人家院落很整洁,有院墙有门楼,一排四孔土窑,其中三孔窑里有土炕,另一孔是冷窑,也就是存放杂物的仓窑。我们七名男知青住两孔土窑,四名女知青住在最宽敞的那孔土窑里。原来,我们居住的院落就是在县革委会当副主任的张德清大叔的家。他的婆姨孩子都进城生活了,闲置下来的院落就成了我们北京知青临时的住所。
在张家沟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对乡亲们的生活状况也就有了大致的了解。陕北虽然是革命老区,可乡亲们的生活却很苦,苦到连吃穿都没有保障。
刚来到陕北不久的一天午后,我和周庆军去张队长家找张队长,当时张队长一家正在吃饭,看到他们一家人手里拿着的黑乎乎的干粮,我俩有些好奇,就问张队长:“队长,你吃的这是啥?”“高粱面掺了胡萝卜缨子的菜团子嘛,你尝一下,好吃得很!”张队长说着,就在炕桌上的荆条筐里拿起一个菜团子,掰成两半,给了我一半,递给了周庆军一半。至今我还记得菜团子的味道,苦涩难以下咽,那就是当时陕北老乡的真实生活。
后来我们也去过其他老乡家,有的家竟然吃高粱面掺了米糠的糠团子。乡亲们的生活苦,乡亲们也都不识字,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文盲,当时的张家沟小学校还处在停课状态。
陕北农村的冬季正是农闲时节,不出工劳动我们就躺在土炕上看书或几个人一起打扑克,有的年轻后生也到我们居住的地方来串门看我们打扑克。好多年轻后生都没读过我,我就主动教他们识字写字,还让他们叫来同伴一起学习识字。
年前年后那段时间,经常有人来我们居住的地方学习识字,女子就到女知青的窑里学习识字,后生和娃娃们就在我们男生居住的土窑里识字。因为我们知青义务教乡亲们和娃娃们识字写字,乡亲们对我们北京知青的评价很好,常有老乡来给我们送咸菜送辣子酱,也有送萝卜洋芋和酸菜的。光大年三十那一天,就有十几户老乡给我们知青送来了饺子、油糕和枣花馍,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等到元宵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春耕备耕生产也就开始了,我们也就开始跟着乡亲们出山劳动了。
张家沟的耕地百分之八九十是山坡地,只有泄洪沟两侧有少量平坦的川地。有的耕地离村子五六里路远,往山上挑一趟粪来回就要一个多小时。挑着两筐五六十斤的牛羊粪走崎岖不平的山路,那真叫一个累。一天下来,累的我们两腿酸软,压的肩膀火辣辣地疼,晚上躺在土炕上就像死狗一样,第二天吃饭都叫不起来。好在张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特别关爱,要是没有乡亲们的关爱和照顾,我们都得累趴下。
陕北平日里干旱少雨,可到了雨季,雨水也很充沛,有时一场大雨能下整整一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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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陕北第一年的夏季,记得是阴历六月末的一天上午,张队长带领社员们正在沟南的山坡上给荞麦地锄草松土,一场大雷雨不期而至,起先是狂风大作,紧接着是电闪雷鸣,黑压压的乌云从西北方向铺天盖地涌了上来。
一看来天气了,张队长就大声吼道:“来天气了,大伙快回……”队长下了收工的命令,社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往家跑。刚过了泄洪沟,铜钱般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打在脸上挺疼的。村头的三岔路口正好有一棵高大茂盛的老槐树,社员们就都躲到那棵老槐树下躲雨。
我和周庆军跟在张队长身后刚从泄洪沟沟坡上爬上来,猛然看到那棵老槐树下有十几个人在避雨,当时雷电交加,情况很危险,我就大声喊道:“大家不要在树下避雨,赶快躲开,快往家跑,树下危险!”
站在老槐树下的社员们看我打着手势焦急地呼喊着让大家快跑开,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齐刷刷地离开了那棵老槐树,拼命往家跑。我和张队长回头看了看,后面没人了,我们也绕着那棵老槐树跑了过去。
刚往前跑了不远,只听咔嚓一声响雷,紧接着身后就传来一声巨大的异响,我回头一看,只见那棵高大的老槐树的树冠落在了地上,大半截树身子还立在那里。我马上意识到,那棵老槐树遭到了雷击。
半个小时后,雨过天晴,村东三岔路口的那棵老槐树周边围满了人,大家在议论纷纷:这老槐树好端端的咋还遭雷劈了?不会是有啥鬼怪……哈呀!悬着哩,才刚大伙还在树下避雨哩,要不是人家北京知青让大伙快跑……那个北京娃娃可不是凡人哩,一准是下凡的神仙哩……
自那天起,我就成了乡亲们口中下凡的神仙,乡亲们都说我能掐会算,料事如神,救了大伙的命,一位大伯还给我送来了十几个鸡蛋,他说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就连猴精的小队会计都对我刮目相看,硬拉着我去他家吃了一顿荞面饸饹。
初秋时节,山上和川地里都锄完了草,地里农活不忙了,张队长就安排社员为我们知青打了新窑,成立了知青点。张队长说,张主任家的窑虽好,可也不是知青的家,人家早晚会回来哩。
那年冬季,我们知青又利用冬季农闲教乡亲们识字写字,我还给乡亲们讲雷电知识,告诉大家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以防遭到雷击。经过我的反复讲解,乡亲们才对雷电知识有了大致的了解,也没人再说我能掐会算了,更没人说我是下凡的神仙了,但大家都说,那次要不是我呼喊着让大家赶紧从老槐树下跑开,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凭借在在课本上学到的雷电知识,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我感到很自豪很欣慰。
1970年冬季,我和在其他生产队插队落户的三名男知青一起参加了征兵体检,最终就我一人通过了体检和政审,那三名知青也都通过了公社卫生院的体检(初检)和县医院的复检,因为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就错失了到军营锻炼的机会。
离开张家沟那天,我们生产的的父老乡亲都来为我送行,乡亲们一直送我到村口,看着我乘坐的毛驴车走了很远,乡亲们还冲着我挥手告别。那天我的挎包里有乡亲们送的红枣,有队长婶子烙的白面饼,还有乡亲们送来的柿子饼……
在部队服役二十一年,我转业回到了北京,在地方人武部工作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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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我和周庆军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老队长看到我俩泪流满面,他拉着我俩的手久久不松开,温热的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我的手背上,我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感慨和内疚。在陕北插队落户近两年,乡亲们对我恩重如山,特别是送我参军入伍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每次回忆起乡亲们依依不舍为我送行的情景,我就很温暖很感动。知青岁月,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历和财富,第二故乡和那里的父老乡亲,也是我今生难以割舍的情感。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申树青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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