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骑木驴”是怎样的刑罚？女囚犯们宁可自杀，也不愿遭此酷刑

在中国古代残酷的刑罚体系中，骑木驴无疑是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酷刑之一，尤其针对女性囚犯。这种刑罚不仅造成肉体上的极度痛苦，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彻底摧毁，以至于许多女囚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遭受此刑。

通过对比史料记载与小说演绎，我们将揭示“骑木驴”如何从一种普通的刑车演变为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工具，以及它如何成为封建社会压制女性的极端手段。

骑木驴这一刑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复杂的印记，其起源和演变过程反映了古代司法惩罚观念的变迁。

宋代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建炎元年密州知州赵野因弃城而逃，被军卒抓捕后“骑木驴”的案例：“野不能应，彦令取木驴来，钉其手足，野大惊，乃呼，众已撮野跨木驴，钉其手足矣”。

这段记载明确显示，最初的木驴是一种用来固定犯人手脚的刑车，且施刑对象为男性官员，与性别并无特定关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木驴在明清小说家的笔下逐渐演变成一种专门针对女性的残酷刑具，在清代小说《狄公案》中，骑木驴被描述为一种专门惩罚通奸杀夫女性的恐怖刑罚。

早期的木驴结构简单，“不过是一段圆木头，下面安四条腿，像一张条凳，所不同的是，凳面不是平的，而是呈圆弧形，第二凳面正中间有一块木头向上竖着，象征驴的器官”。

而到了明清时期的小说描述中，木驴已经发展出复杂的机械结构：“木驴肚子里是空的，四条驴腿，各安木轮，木轮连着一条制动杆，制动杆连着木驴肚子里的一个偏心轮，偏心轮又连着象征驴器官的木棍儿”，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却是更加残忍的刑罚方式。

“骑木驴”为何让女囚闻风丧胆，因为行刑过程的残忍程度远超现代人想象，首先女囚会被剥光全身衣物，在众目睽睽之下验明正身，这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羞辱。

随后衙役们将女人捆绑妥当，便可将她的双腿分开，下体对准那根驴背上的粗木橛直插进去，接着用铁钉把女犯的两条大腿钉在木驴上，防止其因负痛而挣扎，在某些地区，还会使用四道长钉，三条绑索来固定犯人。

游街示众目的在于“杀一儆百”，队伍前方有人敲着破鼓、破锣，在游街过程中，用带刺的荆条抽打女犯的后背，要她高喊：我是谋杀亲夫的淫妇，大家来看我的下场！

对于处女或年轻少妇，还有额外的预备程序，为了防止她们相对娇嫩的下体在木驴游街时大量出血，而撑不到刑场即受刑不过身亡，因此必须在游街前先把她们的处女膜弄破，并充分开发其下体。

这种破身通常由资深刑律人员执行，有时甚至公开进行，美其名曰减轻痛苦，实则是进一步的羞辱与伤害。

骑木驴作为一种极端残酷的刑罚，并非适用于所有女性罪犯，而是专门针对某些被封建社会视为大逆不道的特定行为。

通奸罪尤其是涉及命案的情况，在古代社会，女性的贞洁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一旦失贞，尤其是因此导致丈夫死亡，就会面临最严厉的惩罚。

有记载显示，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时，对被俘的女兵也使用此刑：“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然后拖回来让她们骑木驴”。

骑木驴之所以成为古代女性最恐惧的刑罚，不仅在于其带来的肉体痛苦，更在于它对受刑者精神尊严的彻底摧毁。

这种恐惧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女囚在判决下达后选择自行了断，也不愿面对这种生不如死的羞辱。

肉体痛苦的不可承受性是女囚恐惧的首要原因，从各种记载来看，骑木驴造成的疼痛远超常人忍耐极限：木棍儿捣烂了内脏，早已经半死不活，气息奄奄了，由于木驴捅刺的力道过于难以接受，而在游街的半途大便失禁，这种持续性的剧烈疼痛，加上游街过程的漫长，使得许多女囚宁愿速死也不愿忍受这种折磨。

家族牵连的恐惧也是重要因素，在古代连坐制度下，女性的“不贞”行为可能给整个家族带来灾难，有女囚选择自杀，可能是为了保护家人免受进一步牵连。如《水浒传》中潘金莲在事情败露后表现出的恐惧，不仅针对自身命运，更担忧会连累亲人。

行刑前的附加侮辱进一步加剧了女囚的绝望，有记载显示：有些女犯进行游街前会遭到衙役的公开凌辱，以达到恫吓民众和削弱女犯人体力避免反抗的效果，这种制度性暴力，使得从判决到执行的过程本身就成为一场漫长的折磨。

在古代男权社会的长期熏陶下，许多女性内化了“贞洁重于生命”的观念，主动选择以死保全名节，如一些地方志记载的女囚在狱中自缢或撞墙而死的案例，反映出这种观念对女性行为的深刻塑造。

面对如此多重的身心摧残，女囚选择自杀的行为虽令人痛心，却也在情理之中，这些无声的抗争，既是对残酷刑罚的终极拒绝，也是对那个压迫女性时代的最强烈控诉。

参考资料

人民网 - 2016-03-15：惨无人道的古代女子刑罚　超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