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为什么西方有的我们就该有？

中国有没有哲学？西学东渐以来，就断断续续有这方面的争论。可惜，这些争论中情感多、义理少，核心情感大概是，西方人有的，咱们都有，要说中国没有哲学，就是贬低了中华文明。

以哲学为穷理、系统说理，中国当然是有哲学的。孔子讲了一套道理，墨子讲了一套道理，老子讲了一套道理，都是事关华夏文明何去何从的要紧道理。哪套道理是真道理？哪套道理是最要紧的道理？庄子、孟子、后期墨家、荀子，一面继承了某位前贤的大思路，一面要驳斥别家的道理，自然要辨析各种道理，发展出更明确的系统。魏晋玄学辩名析理，宋明儒学格物穷理。至于中国的佛学，我以耳闻之知，敢说它一向长于穷理。

但西方思想史家多认为哲学完完全全是一种西方传统。哲学是个舶来词，理应首先由西方思想传统来界定。不消说，这个传统极其复杂，但还是能大致指出几个突出的特点。西方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必然真理，这种探求在西方产生了形而上学、神学、自然科学、逻辑学，并且使得数学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占有显赫的地位。与之相连，西方思想长于提供各个特定存在领域的思辨理论。最简化地说，西方思想营建哲学理论，形成了哲学—科学传统。

对照以西方思想，中国思想不大在意对必然真理之为必然的论证，不认真建构各存在领域的理论，没产生逻辑学。

西方人有的，我们也有；万一我们没有，就得问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条思路我曾反复质疑。西方思想传统本来像其他传统一样，是个特殊的思想传统，为什么它有的我们就该有而不是反过来？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自问：欧洲人自身是否担负着一个绝对理念，而不是像中国思想或印度思想那样仅仅是经验的人类学类型？他自己倾向于回答yes，我倾向于回答no。西方文明近代以来事实上遍及全球，并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典范，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会问为什么有的东西西方人有而我们没有。至于西方有绝对理念，这的确是西方的一个特点，但在我看，它是这样一个特点：西方思想围绕着绝对理念的观念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一种特殊的“经验的人类学类型”。

中国和西方都通过说理达道，差别在于托住道、使得盘道不至于盘空的东西是什么。西方有关于自然的思辨理论，即自然哲学，这一部分却是中国思想所不关心的。就此而言，中国并没有西方思想意义上的metaphysics。Metaphysics我们译作形而上学，这是个很不错的译名。但像其他基本概念的译名一样，带来的遮蔽也不少。简单说，中国没有自然哲学—物理学，因此就不会有metaphysics，元自然哲学—物理学。但若说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显然是说不通的，“形而上”本来是个汉语词嘛。

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盘道极少与物理学相关，它没有走空，依赖于它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问，道学“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学问？”他在那本书里，反复强调，他并不想把宋明理学归结为政治学说，但他的实际取向则相当明显：盘道穷理寄托于修齐治平。西方汉学家注意到相似的特点。马恺之说，“中国哲人几乎从来不重视严谨的方法或体系”，中国思想“几乎没有任何纯粹理论活动的痕迹”，儒家圣人关心的，始终是政教制度问题。

我还愿提到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一向没有确立的宗教传统，于是，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宗教在西方精神世界中的任务。

（节选自陈嘉映《说理》，标题为选者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