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亿美元信托“继承之战”引热议：一文读懂信托

近日，一场信托“继承之战”引发全网热议，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遗产争夺战中，三名自称“非婚生子女”的原告在香港法庭提起诉讼。他们声称宗庆后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了约18亿美元的信托基金，而宗馥莉却认为这份缺乏书面文件的信托根本无效。

信托的本质

信托是一场基于信任的托付。

《信托法》第二条将其定义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财产的行为。

这个法律结构中有三个关键角色：你（委托人）把财产托付给信任的人或机构（受托人），让后者按你的意愿为他人（受益人）管理财产。

想象一位企业家，担心创业失败后家人生活无着。他可将部分财产设立信托，委托专业机构管理，指定家人为受益人。即使创业失败，信托财产也不会被清算，继续保障家人生活。这就是信托的核心魅力——搭建财富与风险之间的防火墙。

信托设立门槛

信托不是随口一说就能成立。

《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三种：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

我国明确禁止宣言信托（以自己为受托人设立信托）和双重信托（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再设信托），防止利用信托架构规避债务。

在娃哈哈案中，争议焦点正是信托的设立形式——原告主张的2003年信托缺乏宗庆后签署的书面文件，且资金来源于未来分红而非即时转移的财产。这种“先天不足”让信托有效性备受质疑。

信托财产独立性

信托财产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法律隔离特性。

根据《信托法》第十五、十六条：信托财产既独立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也独立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

这意味着：

当委托人破产时，信托财产不被纳入清算范围

当受托人死亡或破产时，信托财产不成为遗产或清算财产

信托财产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受托人固有债务抵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3条进一步明确：除非符合法定情形，法院不得对信托资金采取保全或执行措施。这道“破产隔离”屏障让信托成为高净值人群眼中的资产保险箱。

然而近年司法实践连续三次击穿了信托的“铜墙铁壁”：

武汉张某案（2020）：国内首例涉家族信托执行案。丈夫用婚内财产为第三者及非婚生子设立信托，原配胜诉后法院冻结信托资金1180万元，但允许继续支付生活费。法院以“冻结不涉及实体处分”为由回避了程序正当性问题。

聊城路某案（2025）：非法行医违法所得设立信托混入合法资金。法院确立三大规则：违法收益延续论、混同资金整体执行论、价值追缴扩张论。一句话：赃款污染效应让合法部分也失去保护。

南通崔某案（2023）：最激进突破！法院直接将被执行人的家族信托基金定性为“存款”扣划4143万元，完全跳过《信托法》第17条要求的审查程序。刑事退赔的强制执行力碾压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信托的风险防控

信托运作中暗藏多重风险：

法律风险：如宗庆后案中，用未来股权分红作信托财产可能被认定公司资产无法独立

信用风险：受托人若违背《民法典》规定的“信义义务”，可能损害受益人利益

操作风险：未完成登记备案可能导致信托无效

跨境风险：娃哈哈案同时诉诸香港与杭州法院，凸显法律冲突

防控的关键在于：

合同设计：明确约定信托目的、受益人范围、受托人权责

财产纯粹性：确保信托财产来源合法且完全转移

法律衔接：刑事涉案财产可能突破民事保护

跨境协调：资产所在地法院对信托有效性具有天然管辖权

财富与信任的终极命题

信托的本质是信任的托付。

法律提供框架，实践却充满变数。宗庆后争产案中，血缘关系确认与信托有效性认定成为两大关键变量。据媒体报道，3名原告已经向杭州中院提起确权诉讼，要求分割娃哈哈集团29.4%股权。若DNA鉴定支持亲子关系，三名非婚生子女可能各得一部分股权，彻底改变娃哈哈权力格局。

而在香港法庭上，普通法“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可能让缺乏书面文件的信托“起死回生”——只要证明资金持续注入和受益人指定。这凸显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根本差异。

信托曾被视为财富传承的终极解决方案，今日却站在十字路口。信托的保险箱功能从未绝对安全，它的坚固程度最终取决于法律条文背后的社会共识与司法智慧。财富传承的终极难题或许不在法律条文里，而在人心对信任与公平的永恒求索中。

来源：律游记借助AI创作，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