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洞察 | 谭萱：作为危机应对法则的抽签制——《流浪地球》的法学思想实验

作为危机应对法则的抽签制：

《流浪地球》的法学思想实验

谭萱 / 文

谭萱（1997—），男，湖北仙桃人，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当前研究领域为立法学、法律与科技、法律与文学。

导论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兴技术的快速演进，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和虚拟现实等，已经开始对我们的社会和法律制度构成全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保护公共利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科幻作品也许能提供一个独特的透视角度，通过探索未来社会的形态，成为法学研究的基础。目前，国内的法律与科幻研究仍是一棵“幼苗”。虽然 2020 年 8 月 30 日举办的“科技还是科幻：未来的法学研究”线上研讨会在国内第一次集中讨论了法律与科幻问题，其成果已结集成《法律和社会科学》的“法律与科幻”专号出版，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与科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甚至在法律与科幻的兼容性方面还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议。

《法律和社会科学》

正如陈颀所总结的那样，目前关于法律与科幻存在两派不同的观点1，支持派主要论点有：1. 作为想象空间，进行反现实思考。“科幻小说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考虑另一种社会和法律制度、条件和变量，而且考虑这些另一种情况对法律来说是有益的，甚至某种程度上侵犯了现行法律。”2 2. 科技转化迅速，导致法律滞后，产生社会风险，因此需要科幻作品提供未来社会图景，从而进行前瞻性的法学研究。3 3. 打破法学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引入发散性、先锋性的非线性法律思维4。而反对派的核心论点在于两方面，科幻文艺中所找到的是假问题5以及科幻作品难以提供法学研究所需要的真实材料6。这两方面的批判都是站在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的角度作出的。陈颀对后者作出有力的回应，通过论证科幻文艺作为法学思想实验的可行性，从而否定了只有真实材料才能创造法学知识的论调。7然而正如学者对于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批评那样，即使承认研究的可行性，但仍然可以质疑其优越性。就如有观点认为：只需下乡调研，就可以发现不止一个“秋菊打官司”的事例，而且这类素材的可信度远比“现实主义文学”要高。8

为了回应上述批评，本文试图通过对《流浪地球》系列中的《联合政府抽签法》进行法学层面的反思，试图在此基础上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法学知识，由此为科幻与法律兼容性的论证提出一个有力的实例。

《流浪地球1》

《流浪地球2》

之所以选择以此作为材料，原因有以下三点：一者在《流浪地球2》制作手记中有《联合政府抽签法》的几条重要法律原则，作为分析材料的基础较为扎实，而且与法学的关系比较密切；二者，这一问题的化用可能性相对较高。对重要稀缺资源的分配一直是法律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比如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医疗资源分配，这与地下城入住资格有一定相似性，都事关获选者的生命；三者，以抽签方式决定地下城入住资格事关法理学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平等。

回观目前学界关于《流浪地球》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第一，从电影创作与电影行业的角度出发，关注跨媒介改编流程9、电影工业化10、视觉设计11、声音设计12等问题。第二，关注作品的社会传播与观众影响，有从视觉、情节与文化价值分析为何该作品获得观众喜爱的研究13；也有研究关注电影在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作用。14第三，也是本文所关注的主题，即对作品的内容（人物、情节、世界观）进行研究。主要面向有： 1. 角色形象。有认为从刘培强“叛逆英雄”的形象来看，作品仍是好莱坞式的15；有从性别视角注意到女性角色缺失的16; 2. 故事情节。主要有：牺牲情节及背后的集体性价值17、饱和式救援情节与星球主义视角18、带上地球去流浪的乡土情结与家国情怀19、“移山派”与“数字派”斗争背后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争20 3. 世界观设定。有研究揭示抽签制决定生存机会的设定体现了自由主义价值观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对立21；也有学者认为抽签决定亲人的“生死”，显然有悖于人性可以接受的道德底线，这使得影片中所表达的英雄主义、拯救人类的主题和要被拯救的地球的价值都会大大减弱22；有观点认为电影所建构的“联合政府”及其法律秩序作为一种“异托邦”，巧妙地完成了融合中国立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艺术化的意识形态表达。23

本文与上述研究最大的差异在于是否把《流浪地球》塑造的科幻可能世界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之前许多研究也关注抽签进入地下城的情节，但是这些研究都停留在解读作者设置这一情节的意义上，看出了作者想要探讨由于“末日情境”的降临，人类作为种群得以保存繁衍的道德性，是不是就重新具有了高于作为个体的人获得平等生存机遇和生存资源的道德性24的问题。这其实仅仅是用理论来对作品进行解读，对于理论本身无法起到推进作用。而抽签制是否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是成立的？这能为当下的理论研究提供什么启示与反思？这都是目前的研究所未涉及的，也是本文希望做出突破的。

一、思想实验的背景设定

本文利用的方法是思想实验，即通过建构内在一致或不一致的可能世界模型进行理想化的科学实验，从而构想出可能的“另类现实”，并以此进行内推或外推，从而创造法学知识。25在思想实验中，对于基本设定的确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偷偷引入前提假设，而读者亦未察觉，这个思想实验就很容易产生误导。因此审慎的作者都会明确揭示自己思想实验的前提条件。除了前提条件外，实验内容都应当依据常识来理解。26

《流浪地球》世界作为“可能世界”，其基本设定一方面来自读者关于经验现实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创作者对于这个概念进行的种种叙述上的明显改动。27这种改动及在此之上的合理推演导致了“可能世界”与“零度世界”（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产生了“间离”。而在《流浪地球》中，最核心的改动就是给人类社会设置了“太阳氦闪”危机。整个人类社会被迫转到对足以灭绝人类的危机进行应对的轨道上，并且危机是即将来临的，人类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进行更加全面的应对。这一改动也是思想实验的最为基础的预设。

面对这一危机，人类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主要关注政治与法律方面的措施），而这些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次生的预设。

其一，整合力量，最重要的就是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在2030年初，由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政府宪章》成立的，具有中央性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28，但是各组成国家又保留一些权力，比如地下城的管理权。29因此，这种联合政府的组成形式更类似现在的联邦制国家。

其二，提升社会动员能力。要应对末日危机，联合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严格管制，以使得社会力量最大化地投入到“流浪地球”计划中，最主要的经济政策是准战时经济制度，各成员国一方面是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调节和管理，另一方面又把各个国家部分经济活动权力交由联合政府统一调配。30

其三，重塑和凝聚主流意识形态。其原因在于在“太阳危机初期”，消极和逃避形成主流，绝望和信任缺失成为分裂的根源，社会上出现了“虚拟派”“反智主义”“享乐主义”“丧文化”等不利于“流浪地球”计划组织社会生产力的思潮。31因此为了凝聚人心，联合政府推出“新地心说”这样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创作了相关的文艺作品。32在教育上也有采用“生命”教育、地球环球旅行等教学方式来凝聚社会意识形态。

其四，消除不稳定因素，这主要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危害到“移山计划”（“流浪地球”计划）的其他末日应对措施。最重要的反抗力量就是“数字生命”派，它经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它还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太阳危机”应对计划，成员都是通过极其严格的推荐—审核制度筛选出来的，目的是排除国家干预。第二阶段，在技术初步成型之后，国家的力量介入，并建立了官方的研究机构，并明确以应对“太阳危机”为目标。第三阶段，因数字生命所产生的伦理危机而被联合政府禁止。33第四阶段，“数字生命”派活动转入地下，并制造了2044年“太空电梯危机”。第五阶段，在“移山”计划可行性验证完成后，支持数字生命的思潮逐渐消失。小说原著中的主要反对力量“飞船派”在电影中几乎不见踪迹，代之以电影原创的“数字生命”派，这体现了创作团队对数字技术进展的深切关注。34

另一方面是警惕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危害。电影中，在2065年随着地面发动机、地下城建设的完成，联合政府强行启动了“隔离”计划，把所有智能化、自动化无人设备封存于北极，仅把唯一的人工智能设备550W保留在“领航员”号上，并且其做出的决策要经过安理会授权。35

其五，分配生存资源，这涉及对人所必需的食物、医疗等资源的分配，但最为关键的是地下城名额的分配，对此联合政府大会专门通过了《联合政府抽签法》和《联合政府有关地下城居住权指标分配实施细则》。36

从上述策略可以看出社会的四个特征，这同时是思想实验中产生的四个基本预设。 1. 社会在尽力消除区分。一者是国家的区分，虽然没有消弭主权国家在电影的呈现，在大政方针上的决策权已经统一行使；二者是阶级的区分，即使是权贵阶级也不会比平民百姓享有更多的特权。 2. 政府的威权性大大提升，这体现在全面计划经济、严密的思想控制与镇压反抗等多个方面。 3. 资源存在一定的稀缺性。面临人类灭绝的危机，在时间极度紧迫的情况下，联合政府无法为全体人类准备充足的生存资源。 4. 人的基本权利受到许多限制。面对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权利话语”逐渐失去效用，生存权成为了岌岌可危的第一权利，其他基本权利更是难以得到像过去一样的保障。基于这些基本预设，本文接下来将对思想实验所要验证的待检命题进行验证，即分析抽签制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作为生存资源的分配方式是否具有法理正当性。

二、抽签制之于《流浪地球》的法理正当性

（一）对《联合政府抽签法》的经验梳理

在对一个法律制度进行分析之前，首先是要掌握该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事实，因此需要对研究对象在科幻世界中所涉及的所有经验进行梳理，这种梳理需要尽量全面。在法律经验研究中，“饱和”的经验下经验呈现就可能更真实，研究方法也更灵活多元。37虽然基于科幻文艺的法学研究并不能算作一种经验研究，但是从法律现象中找关联，对问题进行解释的思路是一样的。把文本（乃至于科幻世界）拟制为一种经验素材后，把握的相关经验细节越多，就越有可能更深入地分析问题。

具体到《联合政府抽签法》，可以把对现实法律制度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会涉及的一些方面作为指引，在现实世界中搜寻所需要的素材。可能会涉及的方面有以下几个：

其一是法律的制定者。该法是“在全球多国代表的推动下，由联合政府大会通过的”。联合政府大会是联合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它相较于现在的议会制，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民不是由选举出来的“人”进行代表的，而是由国家来代表的。这有点像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中联邦议会的设置，它由联邦参议院 (Bundesrat) 和帝国议会 (Reichstag) 组成。联邦参议院是两院的重心，由来自22个诸侯国和3个自由城市政府的58名全权代表组成，议员代表各邦，按照各邦的指令而非个人意愿投票。而由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是权力在前者之下的。38两者在制度背景的共同点都在于组成更大政治共同体的国家（邦）都还保留着完善的政治体制和强烈的政治认同，因此需要以这种方式进行过渡，减少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协调各方的利益。

其二是法律的制定背景和目的。背景是地下城的容纳人数少于地球目前人口，因此产生了地下城入住权的分配矛盾。所以，立法目的就是确保地下城居住权指标配置的公平性，有秩序、公正地分配指标。39

其三是法律的内容40。程序上的规定主要有抽签时间、抽签的信息公开制度、抽选结果的严格保密、放弃抽选名额的处理方式、“递增式配额制度”的名额配置方式等。

实体上的规定有以下六条：

1. “国家平等原则”，要求“按比例将三十五亿地下城居住资格分配给各个主权国家”。笔者看来，这条规定在文义上有不明确之处，因为它可能会有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各国先按照人口分配到地下城，然后由各国内部按照抽签法进行抽选，另一种是不确定各国分配到的地下城，它们分配到的都是名额。按照“就近原则”和地下城由各国政府进行管理的权力分配来看，前者的解释应该是更合理的。

2. “人人平等原则”，所有现存人口和新增人口均有抽签权利。

3. “特惠人员制度”，联合政府批准的特殊任务参与者，有权指导一名特惠人员，无须抽签直接拥有地下城入住资格。

4. “未成年监护制度”，对于中签的未成年人（未满十八岁），联邦政府允许一名法定监护人随行进入地下城，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民事权益。

5. “就近原则”，主权国家需根据中签者现居住地，就近安排其迁入工作，需要移民的居民需要向现居住地地下城提交迁移申请。

6. 面对紧急状态的开放，在“月球危机”中，联合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临时开放所有地下城（不抽签），供附近居民紧急避难。但是在紧急情况之后要尽快恢复一般法律。（恢复到抽签制）。

其四是围绕法律而产生的冲突。一个是未中签者在地表状况逐渐恶化，抽签接近尾声时，开始对抽签制度产生悲观、愤怒、绝望等情绪，进行了一些抗议与反对运动。另一个是电影中描述的，在2058年紧急开放地下城时，一些国家代表表示反对，认为：“现在让他们进去了，以后就不会出来了。”这也会导致中签者和未中签者的冲突。

其五是冲突的解决。这点在电影中并没有描述，而世界观文件中也没有进行说明。这种冲突的解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随着流浪地球计划的开展，地球环境越发恶化，导致未中签者大量死亡，减少了反抗者。 2.新建地下城、原地下城居民死亡使得地下城可以容纳一些未中签者进入。 3.政府对于反抗的刚性、柔性压制。后者包括一些对名额的策略性分配手段，比如说把新入地下城的资格作为筹码与反抗的带头者进行谈判等。

（二）语境化的分析正当性

为什么要语境化？语境即语言所处的具体环境，在法律与文学研究中一般把语境理解为戏剧文本及其背后的历史经验都发生于具体的特定时空的环境。41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进行问题的分析，这是因为在一定的语境中，理论才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42具体到《联合政府抽签法》同样如此，要基于这一法学思想实验来进行正当性分析。不然，单从作为参考系的零度世界”来观察，以抽签制来决定性命攸关的生存资源分配就显得儿戏了。

法律与科幻的研究中有时会出现脱离语境的分析，就如有学者对《沙丘》中的香料进行了研究。43“香料”确实是一种基础而又稀缺的资源，提出如何公正开发这种资源当然是个很好的问题。然而在分析中，作者过度地将“香料”与“数据”进行类比，试图从对前者的研究中对更具现实性的后者提供借鉴。但问题在于这种类比的尝试很容易就脱离了文本的语境，比如说“香料”和数据都需要保障其自由流动与高效利用，否则会产生巨大交易成本，这是合理的。但数据是虚拟的，是分散生产的，而“香料”是实体的，是垄断生产的，如果直接进行类比，似乎就已经离开文本语境了。该文提出的制度调控的正当性与路径分析是具有学术贡献的，但是科幻世界仿佛仅仅是一个不太必要的注脚，甚至不如直接以数据为对象进行研究。

但是，语境化的分析是否会导致生产出的知识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比如《流浪地球》的法学分析会不会仅仅只对“可能世界”有效，但是无法对当下的法学研究有任何启示？要避免这点，还需要对研究进行一般化的拓展，比如苏力虽然分析了复仇制度的产生与消亡的具体语境，这似乎对当下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法律比复仇能更好地发挥解决纠纷、运送正义的功能。由此可以为现实问题带来启示：对现代刑罚体系的理解不能脱离其起源于复仇本能的历史事实；并且，基于中国目前防范违法犯罪的技术条件，他不主张废除死刑。44

（三）抽签制在《流浪地球》中的法理正当性

应该如何判断抽签制的法理正当性？作为一个危机应对法则，抽签制首先需要具有目的的正当性，即所要实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某些阶级的私利，而是为了全人类利益的实现。其次，抽签制还必须具有手段上的适当性，即它是可以实现具有正当性的目的的合理手段。最后，抽签制还必须具有必要性，它是在多种可以选择的应对法则中损害最小、最具有实现可能性的方式。

1.抽签制的目的正当性

在目的正当性上，抽签制是要对生存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基于次生预设之三的资源稀缺性，在地下城名额有限的情况下，除非死硬地坚持“一个不能少”的观念，就必然要进行分配，否则只会造成人类整体上的灭绝，连原本可以保证的存活机会也失去了。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可以以一半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换取另一半人的存活吗？这里需要与另外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电车难题进行区别。在后者中牺牲少数的道德风险在于，一方面人没有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的权力，另一方面这种对于权利的侵害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45然而，在《流浪地球》的思想实验中，如果不进行任何分配，最终只会是全体人类一起灭绝。转化为电车难题的场景就是所有的六个人都被绑在电车轨道上，只有三个人可以解开绳子，跳出轨道。这不是三个人与三个人之间的生命权衡 （这关乎分配方式，而非是否要分配），而是没有人获救与三个人获救的区别。如果这个时候主张权利，反对牺牲也许只是一种不愿意对方过得比自己好的自私。

这一思想实验其实更接近洞穴奇案，同样是不牺牲一部分人，最终会导致全体灭绝的后果。关键性的区别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后者中是有明确的实定法规定杀人罪的后果，并且没有允许任何例外。但在《流浪地球》的思想实验中，联合政府有立法权，自然就不会存在与实定法冲动的情况。虽然其中有可能存在立法的合宪性问题，但《联合政府宪章》出台后，所有组成国的宪法因为“紧急状态”而中止，因此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是在天平的砝码上还应该加上人类文明。人类灭绝不仅是作为个体的数十亿人的死亡，更是绵延至今的人类文明的灭亡。虽然“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但放弃能保存一半人和文明的方式不选毋庸置疑是犯罪。

2.抽签制作为手段的适当性

抽签制的目的就是实现对生存资源的合理分配，其合理性在于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机会平等，因为生命是平等重要的，任何人获得生存机会的概率都是平等。并且以平等作为理由消除分配中所可能产生的剧烈社会冲突。

首先，平等也需要设计。这体现在“国家平等”原则，它与体现绝对平等的“人人平等原则”没有冲突，所有人口的中签可能性是一样的（除了特殊照顾人群）。前者只是说先按人口比例将名额分配到国家，再由国家往下分。这可以避免不同国家之间出现名额获得比例过于悬殊的情况。这里的原因除了考虑国家对地下城的分区管理之外，还有尽可能消除国家、民族对立的考虑。在电影中可以看到，虽然各国成立了联合政府，尽量消除各国国别与民族的界分，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活动的，人们对国家、民族还是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而如果各国得到的名额占本国人口的比例差距过于悬殊，就容易使比例低的国家对比例高的国家产生仇视心理，甚至造成阴谋论在这些国家的传播。

其次，绝对平等是不切实际的。《联合政府抽签法》中有两个制度与绝对平等是冲突的，一个是特惠人员制度，另一个是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后者是出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考虑，自然不必多说。特惠人员制度扩展开来讲是一个精英吸纳问题。在人类面临危机，需要断尾求生时，一般都是认为要尽量保存社会的精英。电影《2012》是这方面构想的极端，诺亚方舟上都是精英，造船工人反而没有立足之地。而《流浪地球》中同样有这样的考虑，美国所提出的“方舟”计划正是如此，“方舟”国际空间站所承载的3000名航天员必然是人类社会的精英。不过，《联合政府抽签法》中的特惠人员仅仅限制在很小的范围，这是否会导致精英对联合政府的离心甚至反抗，这是电影里面没有讲清楚的，而且笔者认为需要补充的。

最后，抽签制的机会平等性有减少社会冲突的作用。以洞穴奇案为例，在这一故事中，被吃掉的威特莫尔提议杀掉一个成员，并把它吃掉，并提出用骰子进行抽签。后面他们对于抽签的公平性进行了严谨的数学分析。

为什么大家都同意抽签？除了平等之外，它可以避免冲突和个人产生道德负罪感。无论是选择身体最差还是大家最讨厌的人杀掉，一方面被选的人会拼命反抗，其他人有被对方反杀的风险，另一方面投票和动手者都会背上杀人的负罪感。而采取抽签的方式，没有抽中的人可以用神灵、命运的意志为理由为自己开脱，而被抽中的人也很大程度上会因为自我责难而放弃反抗。

而《联合政府抽签法》中的程序性规定更加强化了抽签制度的这一优势。一方面是公开性，除了中签者的个人信息外，其他相关信息都是完全公开的，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强化了大众对抽签公平性的信任。另一方面是“递增式配额制度”，抽签是分成多次的，并且名额是递增的。这在抽签完全结束之前都能安抚好未中签者，给他们一个希望“也许下次就中了”，从而保障了社会秩序在抽签过程中的稳定。

3.抽签制作为手段的必要性

必要性是指国家机关应当在达致目的的手段群中选择一个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46也就是说对一个制度进行分析，需要关注它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性措施。如果有比其更为有效，对权利损害更小的措施，那么这一制度就没有必要性，也随之会丧失正当性。

抽签制有四种可能可行的替代措施： (1) 市场分配，名额价高者得。 (2) 民主分配，采取民主投票的方式分配名额。 (3) 评分制分配，联合政府用一些标准对全体人民进行打分，超过一定的分数才能进入地下城。 (4) 门槛制，要么是满足某些门槛才能进入地下城，要么就是不符合某些门槛就不能进入地下城。比如年龄，未成年人可以直接进入地下城，超过多少岁的人不能进入地下城。

那么，替代措施为什么不合理？

(1) 市场分配，问题在于：一是地下城的建设是政府行为，动用的费用是公共财政，因此地下城理论上应该属于全民共有的。通过市场分配固然可以弥补建设费用，但是最终受益者都会是权贵阶级，这无疑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二是造成社会的道德虚无感，人们一般认为生命是不能买卖的。但是性命攸关的地下城入住资格要是以市场方式进行分配，无疑会冲击这种价值观念，使得“拜金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三是会加剧社会动荡。一方面是加剧了社会的“仇富”思想，造成穷人对富人的攻击；另一方面会使得金钱变得更加性命攸关，刺激人们为了金钱铤而走险，行偷盗抢劫，乃至谋财害命之事。

(2) 民主选举的问题在于究竟是投票选择分配方案还是直接决定分配名额。如果是前者，那它就不是一种独立分配方式，不需要进行讨论。如果是后者，它会带来许多风险。

首先，作为个体的人有权力决定平等主体的生存机会吗？法官虽然也可以给犯人判处死刑，但这是依据法律作出的，而不是基于自己意志。但在投票中，每一个投票者都是在以自己的意志，甚至是好恶决定着对方的生死，这对于投票者来说是种沉重的道德负担。

其次，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群体范围为单位进行投票？对于分配名额的选举，都是要在一个群体中选出一些人。群体的范围越大，选民对于候选人的情况了解就更弱。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决定对方的生死，就应该在非常熟悉的情况下来做，选举群体放到互相熟悉的单位、邻里中。但选择“投死”认识的人远比“投死”陌生人所产生的道德负罪感更大。而如果给远方的陌生人群体投票，要么就只能根据资料上不知道是否准确的描述（制作这种资料的人可以借机寻租）来投，要么就是看脸、看名字来投。如果隔绝掉所有信息，让选民只是选择数字或者代号，这其实跟抽签制就没有区别了。

再次，投票选择以什么为标准？在熟人群体中，也许可以以关系亲疏进行投票，最后能获得地下城名额的就是人缘好的人，这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个公正的选择。但如果是在陌生人群体中进行投票，即使投票者是希望选择“善良”的人获得名额。但是什么是善良，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善良的，都会成为问题。

最后，投票产生了仇恨目标，这特指在熟人群体中进行选举。就算是不记名投票，落选者无法确切知道谁对它投了否定票，但他总会有怀疑的目标，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有矛盾的人。而后者如果恰恰又获得了名额，嫉妒和仇恨之心交杂之下，落选者做出一些极端行为也不奇怪了。

(3) 至于评分制，如何评分其实不是问题。在人工智能帮助下，政府掌握着一个人的全面信息，并且有着足够的算力进行“档案性”的分析。关键问题是评价标准，究竟以什么为客观、中立、有效的评价标准？这点问题与门槛制的门槛设定标准是一样的。任何评分标准都很难避免价值的渗入，就算是设定一个终极标准——要选择有利于人类延续的人。那哪种职业更应该获得高分？理工背景的人士也许就会认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分数要比社会学家高得多，但是人文社科背景的人士就会提出反对，最后标准的商定只能是莫衷一是。

在不违背平等的大原则前提下，可以考虑将评分制与抽签制结合起来。其实“特惠人员制度”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一刀切，去领航员空间站工作的贡献就会与在其他重要岗位的贡献有质的不同？虽然所谓“联合政府批准的特殊任务参与者”这个资格不能泛化，但是有许多同样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员需要奖励。可以尝试着给这些人员进行积分，达到一定的分数可以提升自身或者指定的近亲属获得中签的概率。比如说中签概率是50%，如果作出贡献，积分达到10分，就可以在下次抽签中提升10%的中签概率。

(4) 门槛制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刀切”，比如未满18岁可以无条件进入地下城，那18岁零1天和17岁零364天究竟有什么区别。比如有过犯罪记录的人一律不得进入地下城，把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混为一谈，是否合理？当然，在电影中有个场景用了门槛制，就是张鹏所说的那句台词：“中国航天飞行中队，五十岁以上的，出列！”为什么这个时候采用门槛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原因在于情况太紧急了，已经没有时间再去选举、再去对个人进行评分了。而这一任务又具有挑战性，有经验的飞行员会比年轻飞行员更有可能胜任。

从上述可以看出，抽签法实际可以说是一种别无他法的选择，不过必要性论证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策略的正当性。如果抽签制没有道德价值可以作为正当性支持的话，选择虽然存在其他问题、但是更为道德合理的策略也许是更优之选。

三、抽签制思想实验的法学启迪

正如上文所说，把《联合政府抽签法》视为人类应对宇宙危机的一种法学思想实验，其目的在于创造新的法学知识。基于对该法语境化的分析，可能在以下四个方面能为法学带来一些启迪。

第一，最直观的就是拓展了研究抽签制的视角。目前，在对代议民主的一波又一波的反思热潮中，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 抽选的实践。因此，有必要对于抽签制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发掘雅典、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抽签制实践和意义之外，上文对《联合政府抽签法》的分析也会对抽签制的研究有所助益。这起到了乌托邦学中复活思想里长期睡眠的部分，复活政治、历史和社会想象中因不用而退化的器官，复活因长期不锻炼而僵硬的肌肉，复活因长期习惯于不行动而丧失的革命姿态47的作用，让研究者可以看到原有政治实践在新的社会中的意义。

第二，这可以唤起人们对于潜在危机的关注。正如阿西莫夫所认为：要应对灾难，人们必须及时预见到灾难，而科幻小说能帮助人们做到这点。48作品中应对灾难的措施是否有效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创作者基于自身与时代的局限性难以提出有效的策略，但如果能通过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引发社会性的思考，总能在真正危机发生之前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准备与智识上的积累。这对于法学研究也会提供新的问题与视角。

比如《流浪地球》所关注的前瞻性问题——人类如何应对末日危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一方面，末日危机并非完全不可能，地球上已经发生了数次足以毁灭全球大部分生物的危机，最著名的一次导致了65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一个小行星、一次太阳的活动、一段时间的急剧性气候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人类灭绝。另一方面，应对末日危机的思考是可以化用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上。这种化用一者是基于场景问题的相似性，虽然现在人类没有面临末日危机，但是时刻面临着小的危机。那么这些小的危机中如何进行利益衡量与取舍，如何进行法治化应对？是可以基于举重以明轻的当然推理进行化用的，比如应对末日危机都需要尊重某些最基础的人权，那么应对一些公共安全危机（如恐怖袭击）的时候也应该效仿。二者是基于措施的相似性，比如说对地下城资格的抽签方式研究可以化用到某些稀缺资源的抽签分配上，这同样是基于当然推理。比如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对于医疗资源的分配。有技巧的公平分配和通过平等来减少分配中产生的社会矛盾都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从更一般化的角度来看，《流浪地球》所构筑的“可能世界”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变形，能让读者对“公平”“权利”等法学基本概念进行反思。

科幻研究者苏恩文认为：科幻小说就是这样一种文学类型，它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就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出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49

《科幻小说面面观》

《科幻小说变形记》

认知性是科幻作品得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材料的基础。前者对后者的要求是要达到“理想的”可能性的极限，即有关任何概念的，或者可想象的可能性的前提以及/ 或者结果不存在任何内在的矛盾之处。50这要求科幻作品的情节和世界观至少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可以成立，由此可以以其为基础构筑思想实验，进行内推与外推。51为什么基于《流浪地球》的抽签制思想实验的法学反思具有可推广的一般性，这正是因为在一条基本预设和四条次生预设之外，它所设定的世界的物理和社会规律都是跟现实世界别无二致的。

陌生化（间离），这来自对虚构事迹的事实性报道，来自对作者所处经验环境的想象性拟换。52而这种陌生化对于研究者来说有解放与批判性的作用，解放是为了更好的批判。科幻作品可以使得读者对于现实制度保持一定距离，从现实的洞穴中解放出来。53有学者反对这种解放，认为拯救人类文明的思想实验会使人着迷于超越道德底线的残酷选择，从而消解具体道德判断力。54然而，作为研究者，也许只有超越学科的价值底线，才能实现更加深刻的批判。如果囿于人权话语，那么似乎就可以简单地对抽签制的正当性进行否定了，因为它牺牲掉了一半人的生命权。

同时，这种陌生化也有减少研究者成为“坏信使”的风险，王小波讲过一个关于花剌子模信使的寓言，并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55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一旦挑战了学科中的基本预设，很有可能就会被当作一个“坏信使”而受到惩罚，更有甚者会招致社会公众“突破价值底线”的责问。而利用科幻作品进行讨论，可以通过把基本价值陌生化来减少道德风险。如在现实世界讨论生命权的条件会招致反人类的指责，但在《流浪地球》的世界观中，这种讨论会在道德上变得更可接受些。

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同价值取向上对“公平”的定义会存在区别，如对于生存资源的分配，欧美精英会认为只有北方国家的精英才能有活下去的机会，并且资源是通过市场购买与政府选择的方式分配的，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更好在灾难后重建人类文明（电影《2012》），而平等主义的公平观则会采取抽签的方式分配资源，只会对极少数特殊贡献者进行优待（《流浪地球》）。另外，还可以看到公平分配不一定就能消除资源稀缺本身所产生的矛盾，还需要通过公开、逐步释放名额等方式尽量缓和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的启示在于：“权利”并不是天赋，而是有代价的，生存依赖于社会的稳定，当社会自身都难以延续的时候，国家就会以“紧急状态”为名终止权利宣言，基于现实状况重新对资源进行分配，而这种分配必然就会导致基本权利的变动。

余论

本文的关注点不仅限于如何从法学的角度研究科幻文艺作品，而是后者对前者的研究如何起到促进作用，那么必须要重申后者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科幻所设定的“可能世界”作为法学思想实验的独特价值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者，科幻作品具有间离性，它能比科技的实证材料和未来学的研究更加自由地增加一些反事实设定，从而能够给予法律的制度和理论更加深刻的批判。正如厄休拉·勒奎恩所著的小说《黑暗的左手》，这一作品所设定的格森人都是周期性的雌雄同体人，十七岁至三十五岁的人都有可能会“为分娩所累”。因此，小说中的观察者认为：我们有关于性的所有社会交往模式在这里都是不存在的。56而通过这样一种对人类性征的故意变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我们自己的性别状况的真相。57由此，可以对社会中的性别规范、关于性的法律制度的自然性与正当性进行质疑与批判。

二者，科幻作品中的世界更加形象与完整，再配上作品的故事与人物后，让人似乎身临其境，仿佛真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世界。《流浪地球》剧组在世界观的设定下了非常大的功夫，郭帆导演提出：因为观众到这个“世界”来，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下功夫呈现，观众就不相信里面的人，也不相信他们的事情。因此，剧组制作了十万字以上的世界观说明，包含大量细节。

这对于研究者来说存在着几个方面的优势：其一，能够更加形象直观地观察问题。比如同样是面对末世危机如何决策，未来学论著只能提出一些较为抽象的策略，而在电影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决策的后果：有人进入了地下城获得生存的机会，有人就在地面艰难求生，最终绝望死去。其二，基于前面所说的形象直观性，科幻文艺能够调动起研究者更多的情感，赋予研究结论更多人文上的关怀。其三，世界观的相对完整有助于对问题进行“语境化”的解读，这使得对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具体。其四，以科幻作品进行研究还可以借用他人的智力资源。《流浪地球》剧组就邀请了各个领域的专家来完善世界观，很多未来的想象与相应对策都是经过理论与数据的支撑58，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这相比研究者自己构筑一个思想实验，再往里面填补设定，无疑会更具科学性。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通过各种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复杂网络……又需要作者走进生活，熟悉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和生活模式等等”59，这对于年轻的科幻作者和未来研究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三者，能让研究具有开放性与共同性。这指的是，便于吸引其他学者进行研究，并且研究之间是可以对话的，并不仅是作者的自说自话。围绕故事进行分析研究法律问题的最大优点之一也许是故事的开放性、可解释性。60只有大家相互交流和争论，才可能把个人理解转换成社会共识或分歧。61这说明科幻作品作为研究素材的两大优势，一方面文本是开放的，允许研究者进行多元的、自由的解读；另一方面文本是共同的，并非某人独占的，大家可以基于同一文本进行不同解读，从而推进研究。而个人构筑的思想实验在开放性和共同性上都不如经典的科幻文本，因此较后者来说，难以吸引其他学者跟进研究，更无法进行研究上的相互对话。

本文原刊于《科幻人文》（第一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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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宁：《〈流浪地球2〉生命政治：中国传统与赛博未来》, 《东方学刊》2023年第1期，第104-108页。

21 杨宁：《〈流浪地球〉：一部“反好莱坞的好莱坞式”电影》, 《电影文学》2019年第8期，第65-69页。

22 李一鸣：《〈流浪地球〉：中国科幻大片的类型化奠基》, 《电影艺术》2019年第2期，第5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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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陈颀：《未来法学：作为法学思想实验的科幻》, 《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9卷第2辑，第1-33页。

26 参见凌斌：《思想实验及其法学启迪》, 《法学》2008年第1期，第31-46页。

27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

28 朔方等：《流浪地球2电影制作手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413页。

29 朔方等：《流浪地球2电影制作手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454页。

30 朔方等：《流浪地球2电影制作手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431页。

31 朔方等：《流浪地球2电影制作手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435-440页。

32 朔方等：《流浪地球2电影制作手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441页。

33 朔方等：《流浪地球2电影制作手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34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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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陈柏峰：《法律经验研究的微观过程与理论创造》,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期，第171-192页。

38 章永乐：《变法思想家的“制度认知落差”：康有为与韦伯论德国宪制》, 《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174-192页。

39 朔方等：《〈流浪地球2〉电影制作手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415页。

40 朔方等：《〈流浪地球2〉电影制作手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416-417页。

41 陈颀：《法律与文学的社会科学进路：洞见与不足——以苏力〈法律与文学〉前三章为样本》, 《法律书评》第8辑，2009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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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丁素萍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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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澡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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