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本应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是培育梦想的起点,是人生路途中最为温暖的栖息地。
父母理应扮演好引导教育孩子的角色。
可是当原生家庭的环境恶劣,父母的教育方式失当,孩子不仅会缺失正常的处事观念,甚至可能陷入心理问题的泥沼。
2011年,一场特殊的官司在上海开庭审理。
被告席上站着的,竟是一位儿子,而受害者则是他的亲生母亲。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上海机场刺母案...
1.
2011年3月31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内,一片繁忙而有序的景象。
人来人往,行李箱的滚轮声、人们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
突然一阵惊呼打破了这份喧嚣。
一位女士身中数刀,直挺挺地倒在地上,鲜血迅速在周围蔓延开来。
一位外籍男士见状,立刻冲上前去。
他迅速扯下一条毛巾,用力按压住女士的伤口,试图为她止血。
同时他不停地轻声提醒着:“保持呼吸,保持清醒。”
而这一幕,被路过的行人用手机拍了下来。
躺在地上的顾女士,是一位满心欢喜来机场接留学回国儿子的母亲。
她怎么也没想到,等待她的竟是这样一场噩梦。
刚刚下飞机的儿子,连续向她砍刺九刀。
她的肝、胆、肾都不同程度地破裂,可见儿子下手之狠。
在连刺母亲九刀后,那儿子竟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留下奄奄一息的母亲,全然不顾她的死活。
伤势严重的顾女士,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视线逐渐模糊。
直到医护人员匆匆赶到,那位救人的外籍男士才默默离开,甚至没来得及和顾女士说上一声感谢。
两个离去的背影,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最亲近的儿子拔刀相向,要置自己于死地;而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却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经过紧急治疗,顾女士保住了性命。
若不是当初有人及时帮助止血,后果不堪设想。
2.
在医院里,清醒后的顾女士陷入了发烧虚弱的状态。
面对闻讯赶来的媒体采访,她虽然满脸心有余悸,却仍在帮儿子开脱。
“毕竟这是自己儿子,也是一直都很听话的好孩子啊。可能这一次呢,自己说的话确实刺激到了他。这个事情也超乎了自己的想象,猝不及防。但希望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他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办法,这也是我的命。”顾女士声音微弱,眼中满是无奈与痛苦。
事件中,顾女士的儿子化名汪佳晶,后面我们就称呼他为小汪。
事发半小时后,小汪就被警方拘捕。
在接受讯问时,他交代了自己做出这种疯狂举动的原因。
原来他向母亲索要学费,可母亲不想再寄钱给他。
两人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于是小汪就从东京飞回上海,专门来催讨学费。
两人一见面,母亲又当面说以后不给钱了,这导致小汪情绪彻底失控。
“我脑子一下子空白了。”小汪喃喃自语道。
可仅仅因为学费问题,就要弑母,这在外界看来,实在是毫无人性、丧心病狂。
一个受着高等教育、在海外留学多年的留学生,不知感恩,反而变成了手刃母亲的孽子。
这让人不禁思考,在这无法理解的行为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这场悲剧?
他又如何变成了这般冷血?这一家人又经历了什么呢?
3.
24岁的小汪是上海人。
小时候的他,是一个安静听话的乖孩子。
父母也一直对他寄予厚望,望子成龙,希望他学业有成。
可是小汪的父亲却酗酒成性,脾气暴躁。
在小汪的成长过程中,他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父亲的动辄打骂,让他内心充满了恐惧。
对于丈夫的脾气和对待孩子的方式,顾女士十分不认同。
每次儿子在遭遇父亲的打骂之后,为了安抚他受伤的心灵,顾女士就会选择用物质来弥补。
她试图用自己的做法,尽量减小父亲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小汪到了中学之后,成绩并不理想。
但父亲为了自己的面子,执意给他填报了两所重点高中。
这与小汪的成绩完全不匹配,巨大的压力让他感觉那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不出所料,中考他失败落榜,陷入了无学可上的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此后的半年时间,他在父亲口中多了一个称呼——“傻子”。
父亲又不愿意让他念中专,便想到了一个办法。
自己的姐姐,也就是小汪的姑妈嫁到了日本。
于是在2007年,父亲把19岁的小汪送去了日本读书。
小汪在姑妈家里,能省下一笔费用,还能有人照顾。
就这样,小汪来到了日本。
起初他一直住在姑妈家。因为没有语言基础,他先要读语言学校,再考日本大学。
可是这样的生活仅仅维持了三个月。
姑妈患有抑郁症已经10年了,加上处在更年期,性格容易暴躁。
小汪在那里受了很多约束,晚上九点前必须睡觉,上网时间不能超过40分钟等等。
如果有哪条没做好,姑妈就会大发雷霆。
寄人篱下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小汪决定不再住在姑妈家,自己在外面租房居住。
单独居住之后,小汪就和姑妈没有任何联系了。
没了依靠,唯一能维持他生活的,就是家里的经济支持。
后来他考入了日本大学经济学专业。
这时候,他也能打工赚些钱了,做过居酒屋的领班、商店的职员,可赚的钱远远不够用,主要还是得靠家里的支持。
4.
小汪在日本的生活,表面上看风光惬意,可家里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好。
甚至他们家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前几年,他们家老房子拆迁,拿到了一笔钱,可也没能买上新房,就是为了供小汪到日本留学。
可小汪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父母,他们的交集仅仅是要钱。
而家里的真实情况、父母的状况,他也不过问,更不在乎。
这些年父母究竟是怎么过来的,他也一无所知。
小汪去了日本以后,父母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顾女士因为不能忍受丈夫的暴力,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丈夫冻结了剩余的全部拆迁款,还对顾女士说:“你妈有钱,以后找她要去。”
这让顾女士心力交瘁。
顾女士并没有稳定的工作,曾经是商店的营业员,后来又去一家服装公司上班,每个月收入六七千元。
但儿子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却要二三十万。
为了凑这个钱,她生活得极为节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
在平日里,她几乎不吃肉,有什么吃什么。
上下班只靠步行,后来为了省点租房子的费用,干脆搬到了娘家,尽可能地省钱寄给儿子。
后来压力越来越大,母亲的工资在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后所剩无几。
万般无奈之下,她借起了高利贷。
考虑到儿子一个人在国外读书压力也很大,她就没有告诉儿子这个情况。
面对儿子打电话索要学费,她想尽一切办法凑钱寄过去,对儿子无度的索取保持隐忍和沉默。
即便背后的辛酸和真实情况儿子并不知道,她认为只要自己扛下来就行。
可这也成了小汪判断母亲有钱的依据。
也就在这个时候,小汪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在日本期间,他的恐惧和烦躁几乎无人可以分担,性格开始变得易怒、敏感。
从2008年开始,他总能感觉身边的人都在针对他。
5.
在超市当收银员的时候,他感觉每个顾客都要伤害他,还怀疑同事把他的衣服给弄坏了。
于是他把对方的戒指扔到地上踩坏来报复。
事后同事报警,说小汪莫名其妙,自己从来没有对他产生过敌意,突然之间就变得很狂躁。
最终小汪以器物损坏罪被判刑六个月,缓期执行。
虽然暂时没有服刑,但还是在拘留所里待了一段时间。
家里人在事发半个月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情。
小汪被判刑的那个学期,所有的学分为零。
之后由于学校不能再为他提供担保,他也就无法再靠打工赚钱生活了。
无法赚钱,所有的开销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
小汪的性格开始变得越来越古怪,还出现了幻听症状。
他总和亲戚说能感觉到有人在针对他,总能听见有人骂他。
他在电脑和手机里还听见了别人的声音,就砸了电脑和手机,再买新的,花销自然也就越来越大。
因为总是担心有人要害自己,他开始不断搬家。
在案发前的最后一个月,房租已经高达每个月12000元人民币。
因为这个房子有保安,不会有人追杀,让他感觉很安全。
但还是会出现各种针对他的人,他很难和别人和平相处,随身携带两把刀用来防身。
有一次他和邻居发生了矛盾,直接掏刀砍伤了对方,结果被拘留了20天。
这加重了他精神上的压力,他总感觉自己的衣服上沾了血,不断扔掉,然后买新衣服穿。
到2009年之前,家里还可以想办法支付他的学费。
可到后期,母亲借的高利贷本息加起来已经高达几十万。
小汪每次在日本打越洋电话回来跟家里要钱,母亲实在熬不住了,就劝孩子:“不行,就放弃留学回国发展吧。”结果儿子拒绝了。
小汪彻底没有了安全感,确信有人在跟踪、窃听、监视他。
因为耳朵里总能听到有人和他说话,他还专门去医院看过耳朵,结果耳朵没有问题。
他又去问医生,有没有这种可能,是有人利用高科技在他的脑中植入了类似芯片的东西。
医生的结论是:“你可能是有精神病啊,建议去查一查。”
这句话本是出于现实的角度出发,但小汪却感觉医生在侮辱他,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后小汪愤然离开。
虽然他也和母亲打电话提过这个事情,但没有引起母亲的重视。
顾女士也感觉到儿子的异常,但并没有太过在意,一直认为那是小汪在日本学坏了,但是问题不大,再熬2年他就能毕业,就一切都好了。
可现实问题还是摆在了眼前,高额的费用很难再凑齐。
母子间的亲密也被越来越多的争吵所替代。
小汪一开始要钱,顾女士说没有。
后来小汪一闹,钱就有了,他就感觉这个办法有用,而且家里还是有钱的。
可顾女士的工作和收入,肯定没有办法一直维持。
到后来,她开始无法按时给儿子汇款。
即便到了这种情况,她还是没有和儿子说明真相,也为悲剧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