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坏摄像机就刑拘，是过度反应了

长沙的一起由记者采访引发的额外纠纷，引起广泛关注。

电缆企业主在接受多名记者现场的视频采访之后，转身离开，但是现场记者觉得还不够，想在现场解决更多问题，比如多次要求这名接受采访的企业主看看那份检测报告，有意引导矛盾的双方当场对质，在一系列现场氛围的哄托之下，企业主谢某某在持续的压力和包围之下，终于忍无可忍发飙了，当场砸坏了一台摄像机。

媒体曝光了混乱现场的视频，很多人非常愤怒，觉得这还得了，记者的采访权怎么可以受到阻挡，还说砸机器的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更重要的是，中国记协发声力挺记者，“采访是记者的权利。正当舆论监督受法律保护。”

长沙方面火速出击，刑拘了这名姓谢的企业主。

中国新闻网发布了一段较长的现场视频，应是现场众多记者当中的一人所拍摄，其中呈现了多家媒体现场采访，企业主谢某某当时没有逃避，直面了采访，并说了一系列回应，比如他说有检测报告，但如何证明所检测的就是我厂生产的东西，并说欢迎起诉，欢迎举报，然后转身离开。

记者的工作本来已经完成，但是后面加了戏。

在那之前，谢某某的表现都无可指责，当今之世，办企业并不容易，遇到举报，举报人还搬来了一堆记者来工厂，在这急火攻心的时刻，他那段答记者问，可以说还是有水平的。可惜的是，走到门外的空地，绕了两圈并被新的质问刺激之后，他失控了，砸坏了记者的录像机器。

生活中我们经常说，“情绪要稳定、先稳定一下情绪”，就是因为一旦发飙，后果很严重，以后你想发飙的时候就转身离开吧。如果不砸录像机，记者们的这篇新闻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力，起码长沙之外的人是一点兴趣也不会有的，电缆这种东西又不是泡面和大米，普通人谁会关心。

但是砸机器了，起冲突了，阻挠记者采访的帽子戴上了，戏剧性就放大了，影响也升级了，惊动了身在北京的中国记协，并不意外。这样一来，后面的事情就不难猜到了。

我不知道现场的那些记者，此刻的心情如何？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大新闻，还是感觉捣了一个乱？无论如何，把本来没犯罪的采访对象弄到刑拘的地步，恐怕不是初心吧。

从新闻技术的角度说，这是一次非常失败的采访。记者采访是目标是什么？是为了获取信息，揭示真相，而不是卷入冲突，自己跳进去成为新闻当事人。

《纽约时报》有很多牛逼的记者，涉及数亿美元的内幕交易证据都能拿到，但是在他们稿件刊登的那天之前，他就像是哪也没去过，被揭露内幕交易的人都会感觉纳闷，这记者果然神通广大。

在中国新闻业最繁荣的那些年，也就是2016年之前，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记者，比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新京报》记者黄玉浩，他不声不响在山东呆了几天，采访了各种人物，溜回北京写出了一篇《上访者的“精神病院”》，惊呆了全国人民。中国的好记者太多了，现在仍然还有一小撮，恕我无法一一列名，他们采写的新闻大家都看过了，但是记者的名字你不一定记得，因为记者本来就是一个无名英雄的职业。

记者这件工作并不容易做，这在世界各国都一样，战地记者很容易死于战场的无名火，去天津爆炸现场采访的记者，可能会吸入爆炸烟尘而中毒，二次爆炸的可能性也存在，地震也是如此。除了这些环境因素，人为的因素更大，在中国尤其如此，且不说跨省抓捕之类的事，就是日常化的采访对象拒绝采访都是常有的事，肯接受采访的，哪怕他说的话质量不高，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人了。我们经常能从新闻上看到这样的话，“记者给有关部门或某某人发了采访函，发稿之前仍未收到置评”。

扯远了，说回冲突，最大的采访冲突还是殴打记者，过去南方报业的记者在深圳在广州都挨过打，经常打人者还都是黑衣人，最后很难抓到犯罪人，刑拘打记者的人，几十年来我就没怎么听说过，当时记协也发声力挺记者，但好像没人当回事。现在砸个摄像机就刑拘，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像长沙这个电缆工厂的老板，亲自接受采访，亲自砸摄像机，这真的比大熊猫还少见。

那个刑拘恐怕是过度的应激反应，长沙方面似乎很想从严从快处理，否则刑拘不会这样快。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当一个想当网红城市的城市遇到事情，就想早点甩开这一切。但是假如由警方居中调解，协商赔偿就能解决的话，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所谓的故意毁坏财物，就这个谢某某而言，他也不是上来就砸，是受了刺激之后才砸的，换句话讲，他当时已经情绪崩溃了。至于摄像机，这属于新闻单位的资产，在采访过程中损坏，照价赔偿甚至两三倍赔偿，就能挽回损失。

从宏观看，谦抑的执法对全社会都有好处。

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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