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发达，要么死！新加坡选择“亲美远中”背后的经济生死战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里，出现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的身影，这是他连任之后的首次对外访问，也是他外交地图上敲定的第一个“重镇”。

此刻的大堂内暖意洋洋、礼仪周到，而远在几千公里外的新加坡金融区，却依然在经历着新一轮对全球资本流向的焦虑与挣扎。

因此，即便在会谈中，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一个又一个领域被逐项列入日程，黄循财的处境也并不轻松。

如今的新加坡正站在一条越来越窄的“钢索”上，眼前是全球经济碎片化的风险，身后则是自身资源、市场和人口的先天桎梏。

小国生存，从来都不是哲学问题，而是现实博弈中的残酷抉择，此刻在人民大会堂展开的这场国事访问，便是新加坡对这场经济“生死战”的又一次权衡，更是一次不容失误的下注。

毕竟，新加坡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摆在眼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发达，要么死……

先天不足

新加坡，这个东南亚的弹丸小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面对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生死战”。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为728.6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度匮乏，人均淡水资源每年仅为211立方米，位居全球倒数第二，其60%的供水甚至都必须仰仗邻国马来西亚。

在这样的先天劣势下，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自始至终都被迫围绕着一个极端务实的目标，那就是——生存。

在独立之初，新加坡经济高度依赖转口贸易，占比超过80%，这种模式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2001年的时候，全球电子市场波动就直接导致新加坡外贸跌幅高达9.4%。

而除了资源约束，新加坡还面临着严峻的人口结构危机，自1960年起，短短数十年间，新加坡的生育率就从4.93一度跌至1.20，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萎缩。

劳动力人口的持续萎缩，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

为此，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放宽移民政策，从2001年到2009年，新加坡的净移民人数就高达80万人。

然而，这种政策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新加坡时刻都要在平衡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权益冲突的抉择中绞尽脑汁，避免引发社会矛盾。

这些先天“遗憾”单拎一个出来，对国家的发展都堪称危机，但新加坡可倒好，直接来了个“满憾全席”，这也就意味着，新加坡的经济“危在旦夕”了……

后继乏力

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新加坡的经济对外依存度更是长期保持在GDP的320%以上，这种极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得新加坡对全球经济的波动极其敏感。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就从8%骤降至1.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其遭受着要么没钱，要么有钱也流动不起来的双重金融打击。

有研究数据显示，新加坡经济对全球贸易波动的敏感系数是东盟平均水平的2.3倍，其经济脆弱性可见一斑。

面对上述挑战，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持续推动经济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出口逐步升级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再到知识经济。

虽然政府已经主导了五次经济转型，使生物医药、精密工程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其转型成本也在持续攀升。

生物医药等战略产业的研发强度从2000年的2.1%提升至2013年的3.4%，教育支出占财政预算的比例也已经超过国防开支，这反而进一步压缩了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空间。

可这还没完，当经济挑战不断累积形成叠加效应后，新加坡的企业运营成本直接干到了年均上涨4.2%的水平，而此时生产力增速却只有1.8%。

面对这种规模的危机，新加坡政府也是被逼到了绝境，以至于不得不“曲线救国”，通过在2005年搞博彩、2008年办F1赛事，企图通过非常规手段创造新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可这种尝试注定是徒劳的，毕竟，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困境，并非单一因素导致。

在众多“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就塑造出了新加坡“要么发达，要么死”的经济局“生死局”，而这种极端困境，更是一度将新加坡推向了美国的“怀抱”……

借美求生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上，新加坡的外交策略常常被外界解读为“亲美远中”。

李光耀就曾提出“毒虾理论”，即通过与大国建立多重利益捆绑来确保生存空间，这便是新加坡外交哲学的核心思想。

新加坡由华人占主体的民族构成，却被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所环绕，这便让其在历史上一直遭受东南亚国家的敌视，由此形成了安全焦虑。

新加坡的地缘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无法单凭自身力量对抗周边潜在的威胁，而必须依附于掌握海权的强国，于是，寻求外部大国的庇护就成了必然选择。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且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为新加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全屏障。

允许美军使用樟宜海军基地，年均百余艘美舰停靠，并参与多国联合军演，这些都强化了美国在新加坡乃至整个马六甲海峡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对周边国家形成了战略威慑。

此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史，更是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和资本深度绑定。

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制造业仅占GDP的19.4%，为了产业升级，新加坡积极承接美国电子产业转移，到2000年，电子业已占制造业的48%，成为全球重要的硬盘驱动器生产基地。

这种产业依附性使得新加坡必须持续保持与西方技术体系的对接，这也是为何在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政府要投入60亿新元发展生物医药等由美国主导的高科技产业。

对西方先进技术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入，更是构成了新加坡经济命脉与西方资本深度绑定的格局。

从1980年到2000年，美资在新加坡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超过60%，这种经济安全驱动的战略选择，客观上倒逼新加坡维护与西方体系的紧密关系。

最为关键的是，作为全球第三大炼油中心，新加坡对原油的日加工能力高达130万桶，但其90%的原油却都依赖中东进口。

这就意味着，新加坡的能源安全完全系于美国主导的海上安全通道，马六甲海峡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稳定与否更是直接关系到新加坡的生命线。

因此，在2015年，新加坡与美国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就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以确保其关键能源通道的畅通和安全。

不过，这种深度绑定也带来了战略上的局限性，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就曾对新加坡的经济造成冲击，导致其2019年的GDP增速降至十年最低。

或许也是这个原因，让新加坡明白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朴素道理，其经济韧性与发展空间，未必只有美国一条出路……

协中制衡

尽管深度绑定西方经济和安全体系，新加坡“亲美”的标签是摆脱不掉了，但新加坡是否同时“远中”，却还有待商榷，毕竟，此次6月24日的访华就是一个“近中”的例子。

虽然自2004年国家人口委员会成立后，新加坡开始系统推进“去华人化”政策，通过放宽移民法规将华人比例从77%稀释至74%，弱化了新加坡与中国的文化纽带。

可为了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新加坡也曾搞出过“双翅膀战略”这种经济对冲的发展战略。

在此种思想指导下，新加坡既在1994年启动了苏州工业园项目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又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绑定美日市场。

除此之外，中国更是已经连续9年蝉联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也长期保持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地位，这种经济现实更是证明新加坡“远中”了，但也没完全“远”。

说到底，新加坡的外交本质是“经济多边主义”与“安全现实主义”的精密平衡，它始终坚持“不选边站”原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外交政策的“亲美”表象更多源于安全领域的特殊需求，而非系统性疏远中国。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提升，新加坡更强调“经济多极化”，2020年成为首个签署中国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东盟国家，这便是其务实外交的明证。

正因如此，新加坡对美国“印太战略”采取的也是“认可多过保留”的务实态度。

它既借助美国强化安全合作，又通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自主性，这种认知策略的形成，受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中美竞争加剧以及自身小国脆弱性三重因素驱动。

在这样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国家策略，更是会让新加坡在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与应对大国博弈间寻求更多的动态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亲美远中”的战略，也是其“生存优先”国家哲学的延续。

李光耀曾悲观地认为：“新加坡100年后是否还会存在，我不能确定”，而从现实来看，这句话也并非危言耸听。

一个资源为零、腹背受敌的小国，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它能走到今天，全靠对生存底线的高度敬畏，毕竟，发展之前，他要先活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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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太经济框架”下新加坡战略地位研究》[J]赵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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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解读新加坡》[M]杨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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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新加坡经济社会地理》[M]衷海燕、钟一鸣

[16]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TdSY2EoJ/?spm_id_from=333.1387.homepage.video_card.click&vd_source=394e12b75180803253084608cc4a2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