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资助怎样更有效？这帮世界级“金主”正在亲手做实验【Metascience2025】

一、

大会情况

不同时代的科学价值实现，都离不开资助体系的发展革新。在Metascience2025伦敦大会首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科研资助成为核心议题。来自全球顶尖科研资助机构的负责人直面当前科研资助体系中，传统评估方法效率下降、同行评审存在潜在偏见、高风险研究支持不足，以及公共科研投资价值受质疑等痛点问题，从不同角度分享如何运用科学学（Metascience）研究推动科研资助体系创新，提升科研效率、公平性及影响力，提出在科研生态面临多重挑战的当下，通过科学学研究，以严谨证据驱动资助体系系统性变革的迫切性。

会议由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主任、英国科学学研究机构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RoRI）的联合主席Katrin Milzow主持，英国维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首席执行官John-Arne Røttingen围绕“科研资助与科学学发展”作主旨发言，美国开放慈善组织（Open Philanthropy）创新政策计划负责人Matt Clancy，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探索基金的团队负责人Hanna Denecke，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代理副首席执行官Claire Forsyth，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项目主任、RoRI AFIRE指导小组联合主席Theodore Hodapp，英国高级研究与发明局（Advanced Research & Invention Agency, ARIA）首席执行官Ilan Gur等五位来自基金会、政府机构的研究学者分别从资助机制实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评估改革以及组织文化变革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代表性发言。

二、

大会观点荟萃

1.英国维康基金会：构建一个更公平、更透明、更协同的科研生态体系

首席执行官John-Arne Røttingen在主旨演讲中提出重塑科研资助体系的三大战略支柱：公平性（Equity）、证据基础（Evidence）和公众参与（Engagement）。他首先对现行资助体系的“马太效应”提出批判，强调要打破科研资助的“精英循环”，“科研的卓越性与公平性不可分割。若无法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科学将错失最具变革性的创意。”进而表示，传统依赖论文、引用率的评估方式无法预测未来科研价值，且缺乏对资助政策实际效果的验证，要用“科学学证据”驱动资助决策革命。最后指出，当前地缘冲突、反科学浪潮及政策中的“选择性使用”正侵蚀科研公信力，他响应大会号召，呼吁发起全球“科学学联盟”（Metascience Alliance），推动资助机构共享实验数据，避免重复试错，加速最佳实践推广，主动对接“被全球化遗忘的群体”，重建公众信任。

2.美国开放慈善组织：科学发展正处于“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

Matt Clancy演讲开篇即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经典名言，用“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形容当前的科学发展现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固然令人振奋，但全球科研体系也因此面临诸多挑战，美国的科研中心地位正在被削弱。他介绍了其所在基金组织正在发起的“快闪期刊”项目（Pop-up Journal），聚焦单一重大政策问题（例如：公共研发资助的社会回报率），在限定时间内汇集多类型研究证据，由期刊指导委员会发布政策导向的“回答报告”。区别于传统、正统的科学研究期刊，这个项目意图通过追踪政策研究的前沿进展，强化科学学研究与政策制定间的联系，并为非传统研究贡献者提供可供发表观点和获得认可的平台。

3. 德国大众基金会：基金会要从资助者向实验者与文化塑造者转型

Hanna Denecke强调，传统科研资助体系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基金会不应只是“拨款机构”，而应成为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她介绍，大众基金会正通过与英国科学学研究机构RoRI合作，尝试同行评议新模式，例如在部分项目中引入“抽签机制”以补充专家评审，开展“分布式同行评审”（Distributed Peer Review）实验，探索由申请人互评提案，以提升评审效率、给予申请人更多反馈，促进评审过程的民主化和多样性。尽管因此面临加剧学术剽窃的潜在风险和保密性质疑，但是改革创新意义值得肯定，后续将通过并行运行传统评审与实验机制比较改革成效。她强调，科学学在维护科学系统的独立性与可信度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学术自由面临各种政治、经济压力的当下，基金会作为相对自由的实体，有责任去承担实验风险、推动制度边界变革。

4.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以数据驱动国家评估体系改革重构

资助机构要从“经验直觉”转向“数据驱动”的决策文化。Claire Forsyth介绍了澳大利亚科研评估机制的转型，他们正在推动“国家研究洞察能力”（National Research Insight Capability）建设，试图通过实时、综合的数据整合手段，为政府提供科研质量、影响力与方向的判断依据。具体举措包括：不再依赖高校自报数据，而是利用已有数据集与开源信息；采用社会网络分析、LLM大语言模型等方法评估创新性与合作关系；探索在评审中引入AI以筛除低质量申请、辅助评审匹配；改革资助政策以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研究，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项目。她坦言当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但目标是通过强化数据系统分析能力，重塑科研评估逻辑，驱动政策评估与改革联动。

5. 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以多方协作破除制度变革阻力

Theodore Hodapp作为资深的物理学教授，以物理学教育从“填鸭式”到“互动式”的漫长转型类比科研资助改革，阐述科研制度变革之难。他指出类似传统物理讲授模式，科研资助体系也有“路径依赖”的惯性，挑战在于“改变固有习惯”。物理学教育转型的成功在于政策制定者与教师群体的深度协作，同理，科学学研究者要真正改变资助实践，必须与基金会等“被研究对象”展开实际合作，而非单方面发布研究结论。“如何找到科研资助界的‘唤醒工具’（wake-up tool）”，是推动改革的关键。需要开发类似“力概念量表”的直观诊断工具，只有利用“工具化”的证据，让资助者直面现有决策模式的巨大“误差范围”，才可能打破陈旧观念。

6. 英国高级研究与发明局（ARIA）：“原则优于先例”是核心价值观

Ilan Gur分享了ARIA作为英国资助颠覆式创新的重要机构的创新实践。ARIA由英国政府设立，借鉴美国DARPA模式，以推动非渐进式、跨学科、可转化的颠覆性创新为使命，秉持“基于原则而非先例”（Principles,not Precedent），强调基于目标与第一性原理进行制度设计。ARIA鼓励试错，强调机构变革需要降低实验门槛，“失败是旅程的一部分”，支持以“know-how（技术秘密）”（例如：自然计算原理尚未被理解）而非传统学科分类来确立资助方向的创新实践，允许项目方向随探索动态演化，期望寻找和支持那些暂时不被主流认可但具有真实潜力的技术方向。

三、

大会总结

本次大会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全球资助机构开展科学学研究最新洞见的机会。科学学不只是对科学研究的“研究”，也是科研系统本身的“再创造”。科学学研究提供的实证依据，是优化资源配置、设计更公平高效资助模式的重要基础。科科学的创新研究实践具有丰富的发展路径，包括但不限于为探讨政策改革创造平台、探索评审机制改革实践、塑造政府科研数据能力、推动资助、鼓励合作和组织理念创新等等，这些前瞻思想和实践探索共同揭示了一个转变：科研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框架，是可设计、可实验、可协作的创新平台。未来的制度改革需要在机制创新与文化重塑间架起桥梁，唯有拥抱实证、勇于实验、协同行动，科学界方能释放其全部潜力，回应时代赋予的使命与期待。

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高继卿执笔。李辉，吴琪，吴文伟参与润色。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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