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我的最后一本儿童小说

文|肖复兴

一

《小放牛》，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想写的一本小说。这是一本关于错误的儿童小说。

孩子会犯错误，大人也会犯错误。学生会犯错误，老师也会犯错误。是人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如何面对，如何纠正，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大人，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都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错误，参与孩子的成长，也参与所有人乃至社会与时代的成长。

偶然读到叶圣陶早年说过的一段话：“儿童的活动逾越常规，就因为他们对环境感到新奇，非常羡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顺着他们欲望的趋向，作为教育的入手方法，使他们如愿以偿，才是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

我想起了我的这本小说。小说中，“我”私自拿了家里的五元钱，跑到乐器店买了一把心爱的笛子；小鹿姐姐偷了宿舍同学的钱包，为买她一直梦想的德国和莱牌口琴。固然，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如果按照叶圣陶先生的说法，这只是“逾越常规”，是“对环境（笛子和口琴）感到新奇，非常羡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那么，除出现小说中校长给予“我”处分、警察将小鹿姐姐带到公安局询问后留下案底这样的教育方式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教育方式和方法，让我们“最应当尽力”去做呢？

如果按照叶圣陶所说的“教育的入手方法”，尽到“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作为师长，是不是可以稍微细致一些，触摸到孩子的心理轨迹，深入孩子的心灵深处，能够更好地帮助犯错误的孩子走出错误的泥沼而身心健康地成长呢？

于是，我写了这本小说《小放牛》。

二

这本小说取材于我生活中的真实经历。

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真的私自拿了家里五元钱，到新华书店买了李白、杜甫、陆游诗集和宋词选四本书；我们大院里一位刚读高一的大姐姐，真的偷了宿舍同学的钱包，为买她一直梦想的什么东西。我真的因此挨了一个当众警告的处分，大姐姐的后果更严重。

这段经历，在我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烙印，并带到中学，影子一样跟随着我、纠缠着我，让我抬不起头来。一直到升入高中，觉得并没有人知道或在意这段经历，心才得以渐渐放松。但记忆犹存，伤疤在身，余寒未尽。

有意思的是，或者有些吊诡的是，给予我处分之后，从来没有一位老师找过我，让我进行解释，或以此作为“药引子”，帮助我、教育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处分很快撤销了，之后，也没有一位老师找过我，给予我哪怕一句解释或教育、鼓励的话。或许，他们都觉得这不过是小事，一切让我自我消化即可。

更有意思的是，这所小学的老师、教导主任和校长对我一直很好。1973年，我从北大荒回京，待业在家，校长亲自到我家找我，好心让我回母校代课以渡难关。那时，我已经离开母校十三年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教育的入手方法”，或是一种“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

百思不得其解中，几乎贯穿一生的困惑，从少年一直折磨到秋深春远的晚年，我才写成这本小说。小说里的张老师、梁校长、唐老师等大人，曾小僧、黑子、鲍永平等孩子，以及在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很多曾经那样真切地发生过，很多则是我想象的，也是我希望的、理想中的样子，亦即叶圣陶先生说过的我们“最应当尽力”的图景吧。

小说，弥补记忆中的缺失一角，扩展现实里遥远的地平线。

三

如今的儿童文学，和我小时候读到的儿童文学大不一样，毕竟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发展。

读到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的《书，儿童与成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梅思繁译)，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儿童文学在这些年，脱离了原先的轨道。人们开始从洛克那里拿几个点子过来，再加上几个零星的卢梭的点子，还有理智主义。所有这些奇怪的组合好像催化剂一样，催生出大量的作品。在世纪末的萧条萎靡中，这些书统统被摆放到了纽伯瑞荣耀的橱窗里。”

保罗·阿扎尔说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不过，怎么读出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或错觉)？当然，我们的儿童文学这些年有不少好的、长足的发展，但是，面对一部分热点频出的主题写作、功利性写作，作者、出版者和评论者联手催生出的不少作品，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类似的自省和反思吗？

四

《小放牛》(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我的最后一本儿童小说。

自从2015年写了第一本儿童小说《红脸儿》，已经写了整整十年，该收笔了。我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我不想再滥竽充数，就此谢别。

(作者为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