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故事 | 武垦：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驿站

作者：罗长安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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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23年9月3日《九江日报·长江周刊》 ，经作者授权转发，编者对原文作了必要修订。

武垦，全称是都昌县国营武山综合垦殖场，也可称武山林场。这里是我五十九年前上山下乡进行劳动锻炼的地方。

六十年代中期，全国知识青年和回乡知青上山下乡建设新农村运动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在这一运动的热潮下，都昌县委、县政府于1964年正式发动和组织城镇知青报名上山下乡。我因热衷于新鲜事物，向往集体生活，放弃随父学艺，在这一年6月到都昌镇政府上山下乡办公室登记报了名。随后的几个月中，参加了镇政府几次会议，听取了镇领导关于全国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形势、意义和理想，以及国家对知青工作相关政策的报告，让我更加热情高涨，意志昂扬。约在八月中旬，居委会吕九莲主任又一次通知我第二天到镇部开会，并打招呼要我做好下乡的准备。果然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获得了此次下乡确切的地点——国营武垦林场。该场位于连绵都（昌）、湖（口）、彭（泽）、鄱（阳）四县的武山山麓，在我县的最北端，旁有大港中学，紧邻大港镇。会议期间，镇领导与参会的知青们合影留念，而今这张老照片成为记载都昌县建国后第一批上山下乡历史事件的珍贵资料。

会上宣布，本批由20名城镇知识青年于8月20日上午8时集中到蒋角塘老县委会门前乘车，正式赴武垦林场安置落户。

8月20日一大早，我来到预定的出发地。此时老县委门前人头攒动，县城东西街居委会来了许多人，也包括不少知青的家长前来送行。县委大院的围墙上贴着“热烈欢送都昌镇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鲜红的标语。县里和镇上的干部穿梭般地在忙着做一系列组织工作。很快，镇上请来的锣鼓队开场响了起来，欢快的鼓乐使气氛骤然热烈。镇干部逐一把我们20名知青排好队，每人胸前扎一朵红花。待8点准时一到，鞭炮伴着锣鼓一齐奏响，我们登上一辆大货车，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车子缓缓驶离县城，朝着百里外那都昌最边远的如梦如歌的人生宿地出发。

武垦林场是都昌县最大的一家国有林场，万亩林区分布在十多平方公里的山岭中。全场下属新建、彭冲、曹芳三个大队，并管理一座名叫梅溪的大型水库。场部和场办小学、卫生所、商店等均设在新建队。新建队附有多种经营，有砖窑厂、机耕队等。曹芳队以耕种林场自有的田地为主，保证本场职工粮食自供自销。彭冲队则是负责林场育苗造林最主要的产业，是武垦林场第一线的生产基地。我们20个知青和两个月以后第三批到来的20名知青，除少数人安排到新建队，大部分分配到彭冲队。一二年后，这批知青成了武垦林场一支强劲的生力军。

我们刚到彭冲队，被这里优美的自然环境所吸引。彭冲队位置处在港沟旁边，一条无名港的溪流自远方山涧，绕过道道港湾，流经我们居住的知青木屋，大家习惯地把彭冲称作“彭冲涧”。据生活在这里的老农说，彭冲涧深不见底，他们一辈子只走进涧里边的十八道港，就再也不敢也没有路可以进去。即使是十八道港以下到12道港，胆子小的人也是不敢到这里光顾，因为这里老虎、豺狗和野猪经常出没，哪个人不闻虎色变？就连每到晚上各个山间里獐麂此起彼伏的嗷叫，我们也怕得把房门撑得紧紧的。而在12道港以下的山地，就是我们彭冲队造林的作业区。每有进港选杉树苗或挖山造林，都是团体出动。港道两岸是茂密的树木，宽阔的港沟里错落着大大小小的石块，终年在河床里让清澈的溪水冲洗。夏天我们造林累了，就躺在巨石板上纳凉歇息，渴了就喝一口溪水润喉爽肺。这些曾经的劳动场景，于今成了我们经久不忘的美好回忆。

林业队的工作季节性较强，上级林管部门每年都有计划布置造林任务。因而场部把握全场一盘棋，一般趁下半年农业相对松闲，即集中时间，调动全场所有机动人力进行造林会战，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在上半年，场部在部署全年生产计划时，着力搞好农业，抓好副业，确保全场经济创收。县城年年柴火紧缺，彭冲队就有了砍柴销售，供给县土杂公司的事干了。

记得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定额的砍柴任务，指标是按年龄和体力来定的。我当时人小体弱，下乡时还带着满满一大瓷壶的中药到武垦，而今还有老同伴记得我的绰号叫“药罐子”。当时也许鉴于此，给我定的是每天200斤，最多的是余镇山、黄新芸他们，好像是300斤。然而比起他们身健力壮，我200斤都嫌多了。砍柴的地方至少要到2、3道港或我们住地的后山叫做“小彭冲”的山里去找柴砍，这些地方少也有二三里路远。这个力气活每天都累得我腰酸背痛。为了完成任务，我只有每天早起，把砍好的约有200斤的柴火分3次挑回到队里。如此三天下来真的吃不消，右手掌的血泡血迹斑斑，左右两肩加之两腿的酸软，直叫我站不起身。我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对于我每天还要煎中药，得耽误时间，除去砍柴，仅来回六趟挑柴回彭冲，就忙得我有时连晚饭都赶不到队里的食堂里吃。我的体质虚弱，终于坚持不到一个多星期就病倒了。负责管我们学习和生活的下放干部钱国宝队长看我一天不起，水米不沾，满腔父母心，在家熬了一罐鸽子汤给我喝。之后钱队长同老农队长陈茂水（分管生产）商量，叫我去好好放养队里的一头怀孕的水牛，砍柴这项对我力不从心的艰苦劳动就不再让我干了。

放牛确实轻松多了。看着同伴们每日仍是早出晚归，汗流浃背，不免自惭形秽。应该说领导这样照顾我，我就要尽心照顾好母牛。我每天牵着牛到小彭冲后山的草滩和山坡上吃草，傍晚前我都要为它洗刷一遍身子。母牛怀孕了，我不忍骑它，牵着绳，把它带回到我早已铺好的干干爽爽的牛栏里。

陈队长是个言语不多的人。我每天这样放着牛他都看在眼里，并把我的工作情况给钱队长说了。钱队长没有公开表扬我，只是对我点了点头。差不多两个月，母牛生了一头很可爱的小牛犊。第二天钱队长把一张写的证明条子交给我，叫我拿这张条子到场部吴会计那里领五元钱，说这是奖给我的。我拿着这张条子感到分量很重，不仅仅是那个时候的五元钱分量很重，更在于钱队长和陈队长对我们知青的关爱之情重如黄金。

母牛产完崽之后，陈队长派了队里专门的老农负责照顾母牛“坐月子”。考虑我身体单薄，没有安排较重的农活给我做。这以后我成了一个干杂活的“滚班”工。也就是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许多农家活：新建队窑上做砖，调我去打着赤脚踩泥巴；苗圃组需要人协助成钢技术员做下手活，派我去当帮手；曹芳队缺人给棉花地锄草，陈队长就说“长安你去帮几天忙吧”。除了这一类的杂工细活我干了不少，我还学耙过地、插过秧、烧火粪等农活。这些工作让我最贴近林场工友们在一起劳动和生活，同他们结下了纯朴的友情。那位手把手站在水田里教我栽秧的查中仕老农，他的胞兄一家住在九江市区二亩地。在我后来分配到九江工作时，查老每到九江都会来看我，我也因此同他哥哥一家成了常客。

1958 年 4 月 23 日，干部在武山下放劳动 图源：《九江纪事图录》

自下放到武垦这段日子里，我们这40个知青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热情活泼的。尽管每天都承受着辛苦劳动的磨砺，但几乎没有谁抱怨，没有谁消极怠工。也许是年轻人喜爱这种集体生活的自在活跃，大家在一起嬉戏打闹，说笑弹唱，轻松欢快的笑意总是绽放在脸颊上，激发着他们的活力，也给这沉静的山涧焕发出青春的朝气。我们经常结伴到山里采蘑菇、摘木耳，再用自带的煤油炉热热闹闹地打平伙（聚餐）。野果子熟了的时候，到山里收获一包包杨梅、猕猴桃等，回到宿舍分享果实，分享快乐。彼此有什么事，大家都相互照应，痛痒相顾，倍加关切。

1965年约在上半年，在知青中发生了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记不得准确的日子，那一天傍晚，彭冲队知青二楼突然有人大叫：“不好了，胜祖晕了，赶快来人啦！”闻听叫声，我们一齐冲上楼，看到黄胜祖脸色苍白，人事不知，四肢有些抽搐。面对这一突发危情，我们紧急叫人到石兴旺场医家里请他火速来诊，另报告场领导，请求县医院来救护车救人。当石医生诊断后初步确定为脑炎，必须赶紧送到县医院急救。很快场领导也来了，告诉已经给县医院打了电话，医院正在派救护车赶往武垦。同时告诉一个不好的消息难住了大家：在前方里泗桥通往蔡岭至县城的路段，由于当地灌溉用水，将一段路面挖开，车辆无法通行，救护车进不了武垦，而场里的拖拉机在县城，无法把病人送到里泗桥接应救护车。当务之急，马上组织人力做好担架，刻不容缓地赶在救护车到里泗桥时，把胜祖送上救护车。里泗桥离武垦将近20里，现在夜色已暗，容不得半点迟疑。我们一边找来一块宽门板，垫上被盖，一边确定人员，4人一组，轮换抬着赶往里泗。我现在依稀记得的是，当时有周海蓉、刘南吾、柳炳发、张明慧、吴敦龙、王金生、柳珍如，女同志除了海蓉，其他曹明伦、巴胜玉和许尚志（知青厨师）在家等我们回来后到厨房给大家泡碗薯粉吃。安排妥当，“担架”绑好，放上胜祖，我们抬起担架，从彭冲涧快步向里泗桥疾奔。

夜色越来越暗，那时的乡村公路坑洼不平。为保证安全稳步行走，四个抬着担架的人每人旁边有一个护着，每走一段路护着的人就换抬着的人。尽管路面不平，但毕竟公路宽阔，为大家径直向前奔走提供了便利。也多亏我们都是力气方刚的年轻人，一路调换着，丝毫不敢歇脚，每一分钟都是在抢救一个知青——我们战友的生命。当我们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快到达里泗时，老远看到前方闪着蓝色灯的救护车也向这边开来，大家长舒一口气，情不自禁地看看黄胜祖，他是不是还在昏迷中，或者此时他睡得正香？

当我们把胜祖给医务人员交接后，当医生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时我才觉得我好累，两腿好软。但转而想到我们用了一份爱心的助力，把胜祖送达救护车，顿感自慰，期待着他一路顺利，祈愿他转危为安，早日康复回场。

二天后县里传来消息，胜祖得的是急性脑炎，由于及时有效的治疗，胜祖已无大碍，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安下心来。

1965年10月下旬，场里召开大会动员适龄青年报名参军。在我们知青里边当时只有我和郑三岩符合条件，经过一系列体检和政审，我们被批准光荣入伍。11月17日晚，我们知青文宣队经过多日的排练，在场部礼堂举行欢送晚会。武垦在场职工、大港中学师生员工挤满了礼堂。文宣队每一个节目都凝结着深情，我和三岩也最后一次地表演了节目。他表演的是小品《砍柴》，我表演的是笛子独奏《送郎当红军》。演出以文宣队全体知青合唱《十送红军》谢幕。

11月18日上午，我和三岩穿着新军装，走到场里用来送我们新兵到西源乡集结的拖拉机旁。我身后30多个日夜一起战斗和生活的伙伴们，他们一齐重复唱着昨夜的《十送红军》为我们送行。我眼含热泪，哽咽着，一遍遍挥着手，踏进了拖拉机的驾驶室。车子启动了，我再次伸出头来告别全场的父老乡亲，告别目送着我们的知青伙伴。

从1964年8月下旬报名上山下乡，到1965年11月下旬应征入伍，我在武垦只呆了15个月。然而这15个月的时间段却在我整个生命的史册上载入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笔为我投身革命写下了一篇锃亮明志的卷首语。我从当上知青，进入了武垦这座社会学堂，让我学会了造林、抚育、耙地、栽秧、放牛等各种生产劳动，在劳动中品味艰辛，在艰辛中历经锻炼，在锻炼中接受教育。武垦，是我人生中所在的第一个驿站，我从这里起步走向军营，从此融入社会。我的档案中就是以1964年8月记载我的工龄。没有我知青的历史，便没有我完整的人生；而我完整的人生，就是从武垦林场这个驿站开启的那道山门，让我迈向了人生的征程。

罗长安

【作者简介】

罗长安，九江市都昌县城人，都昌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中共党员，现已从九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退休。

【编后记】

罗长安老师曾任九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致力于九江地方文史研究，主编《九江之旅》《九江之谜》《九江之最》等一系列丛书，为九江地方文化研究和文史资料整理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罗老师更是我最为敬重的师长之一，早在我刚刚开始从事文史写作之初，他便对我多方关注，悉心指导，热情鼓励，主动提供资料，给予我极大的支持与信心。在此谨向罗老师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