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对越反击战，李德生长子在敌军阵地指示炮兵部队：向我开炮！

“副团长，越军又冲上来了！”——1979年2月26日凌晨，越北高平一隅的战壕里，李和平轻轻抹去脸上的尘灰，淡淡回一句：“别慌，等我信号。”炮弹的尾焰划破夜空，这段寥寥对话后来被幸存者当作传奇细节讲给新兵听。

炮击命令下达不过短短数十秒，可要说清那四个字从何而来，则得把时钟拨回更早。李和平的父亲李德生，1930年代入伍，从井冈山走到抗美援朝，五十多年枪林弹雨，把“不搞特殊”四个字刻进了骨髓。新中国初立，他已是司令部里的大干部，却仍坚持全家跟普通战士同吃“南瓜饭”。那个艰难年代，李和平年纪尚小，跟着父亲开荒种地、抬水挑粪，连块白砂糖都算奢侈。

1964年，部队动员高干子女参军。李和平初中刚毕业，揣着一纸报名表就去了连队。会议室里有人低声提醒李德生：“您这么大的职务，儿子直接送军校更省事。”李德生却回了句：“多磨磨脚板，日后少添麻烦。”于是，李和平被编进普通步兵班，简单到甚至没有统一的蚊帐。那几年，他跟炊事班帮厨、跟工兵挖壕沟，四年没入党、五年没提干，自嘲“老兵油子”，却也练就了摸黑潜行、快速标定方位等硬功。

时间跳到1977年，高考重启。成绩不错的李和平出现在推荐名单上。材料送到父亲案头，老人家红笔一划，名字消失。有人替李和平打抱不平，李德生只说：“想念书，仗打完再说。”

两年后战火真的冒起来。越南连番挑衅，2月17日凌晨，邓小平一句“教训一下”宣布反击开始。12军接令南下，李和平几乎拍桌子请求上前线。军部原打算把他放在指挥所做参谋——毕竟李德生当年就是12军军长，谁都怕背责任。李和平血书摆上桌：“若不准前线，宁可退役。”父亲那头电话也冷冷一句：“让孩子自己选，他既是李德生的儿子，也是中国兵。”

于是，李和平成了106团副团长。带兵第一次遇到越军伏火箭，连队有人畏缩，他拎起轻机枪先冲：“跟我来！”伤口刚缝四针，包扎都没拆，又领人夜袭敌前沿。那股狠劲儿在老兵眼里“像极了当年上甘岭的92高地”。

最惊险的一战出现在2月26日晚。团部要求夺取一处制高点，106团一个连加半个迫击炮排抢下山头，还未来得及深挖掩体，越军凭借地形合围。无线电里传来敌军高声喊话：“抓活的副团长！”子弹贴着工事口呼啸，有人提议：“掩护突围。”李和平摆手：“突围就分散，守住阵地等炮火。”

午夜时分，他把坐标反复核定，把电台音量压到最低，向后方炮兵连发报——那五个字至今在档案里都没有删节符号：“向我阵地开炮！”连队里二十多名士兵听得真切，有人咧嘴笑：“副团长真够味儿。”也有人拍拍兜里母亲缝的香荷包，神情恍惚。炮兵指挥所沉默了约十秒，一阵急促“滴滴”后，山脚几门122加榴炮齐响，火舌吞没阵地。弹幕持续五分多钟，越军被炸得措手不及，退到山坳再不敢上冲。烟尘散尽，106团仅余三十余人能站着，有人双耳失聪，有人浑身炸得血点子。李和平的钢盔凹下一块，细碎弹片嵌进肩膀，他咬牙把碎铁扯出仍没吭声。

战后，旅部统计，这一次“自压阵地炮打”直接摧毁越军一个加强排。李和平被火线晋升36师副师长，奖章没来得及发，他却先跑回连队探望伤员。医护不让进，他站在门口，把兜里的糖果、香烟挨个塞给担架员，张口却是家常：“兄弟们想吃炒粉就说话，回头我想办法。”

有意思的是，这场战役里不止他一个“高干娃”。另一路江鲁平——开国少将江燮元的儿子——也因为引导炮火牺牲在老街方向。对比两个故事，老兵私下感慨：“家风好不好，就看关键时刻扔不扔脑袋。”这话听着糙，却贴着那代人的行事准则。

李和平后来调往军区机关，转业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慈善助学。有人请他回忆当年炮火夜，他摆摆手：“大家都那样，我只是活下来了。”或许正因如此，1979年的那声“向我开炮”才格外干脆——它不是孤勇，而是几十年家风在子弹与钢铁间的自然延伸。

至此，再读标题“79年对越反击战，李德生长子在敌军阵地指示炮兵部队：向我开炮！”，字面已无需赘释。它记录的不仅是一声命令，更是一份历经代际的担当。硝烟散去，山林又生新绿，老人们把勋章锁进抽屉，可故事还会在营火旁代代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