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芳华》：盛唐画卷里的女性觉醒与家国情怀

每年的暑期档，向来是影视行业的“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暑期档剧集市场中，古装大剧的集中上新，已成为各大平台心照不宣的默契。

自2019年的“限古令”实施后，古装剧在大屏上退潮趋势明显，古装爱情题材的市场表现更是起伏不定。面对挑战，创作者们先后尝试了爽文化、短剧化、游戏化等创新手段，但从市场反馈来看，效果参差不齐，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当前，长剧集市场整体收缩，行业需要标杆性的优质内容来重塑信心，头部古装剧更需要通过创新叙事视角、深耕文化内涵、提升制作水准来重新赢得观众青睐。

六月底，由华策影视出品的《锦绣芳华》开播。

作为爆款作品《国色芳华》的续作，《锦绣芳华》在制作上延续了前作“落地古装”的创作理念，服道化均精雕细琢，以细腻的视听语言再现盛唐风华，堪称一场质感出挑的美学盛宴。

在叙事架构上，经历了第一部的经商主线后，女主角何惟芳（杨紫 饰）成功拿回芳园，人生迎来全新转折。《锦绣芳华》的叙事视角也随之拓展，从个人成长上升至更为宏大的家国叙事层面。

在此市场环境下，《锦绣芳华》的热播具有开拓性意义。该剧不仅延续了前作的口碑，更在类型突破上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答卷。

制作水准：匠心传承，古装剧的文化新篇

在上个月落幕的30届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国色芳华》凭借非凡的视觉创造力，摘得“最佳美术”奖，足见行业对其视听表现水准的高度认可。

《锦绣芳华》与《国色芳华》在制作上一脉相承，植根于唐风国韵的美学体系，通过视听语言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构建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美学风格。

在文化传承上，《锦绣芳华》的服饰和妆容参考大量的文物、壁画资料，展现唐代“却扇礼”“雀扇遮面”等礼仪习俗；剧中出现的齐胸襦裙、铠甲等均采用非遗工艺制作，配色考究，花纹精致，为观众生动再现了盛唐时期的审美风尚。

剧中出现的舞蹈以盛唐舞乐体系为基底，展现了抖空竹、剑舞、霓裳羽衣舞等多项古代舞种，舞蹈编排与非遗元素巧妙融合，既保留了古典舞韵的端庄典雅，又赋予其更具现代观赏性的灵动表现力。

尤为可贵的是，这种文化元素的运用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而是有效融入叙事，使每场戏都经得起观众的反复推敲和深度解读。传统文化元素在剧中不仅是视觉点缀，更成为推动剧情发展、深化主题表达的重要载体。

以李幼贞（张雅钦 饰）遭受笞刑的这场重头戏为例。受罚前，有一个长镜头是她走进屋子后环视墙上的壁画。

这两幅壁画来自于莫高窟第285窟南壁，描绘的是《五百强盗成佛因缘》的佛教典故，呈现了“放下屠刀立体成佛”的佛教教义。圣人（曲哲明 饰）选这间屋子对李幼贞施以惩戒，暗含对她的劝诫之意。

受罚后，何惟芳与李幼贞谈话时的背景音乐，选用了《豫章行·苦相篇》的琵琶纯音乐版本。原诗为魏晋时期文学家傅玄的作品，主要描述遭到遗弃的女子的“苦相”，对传统社会中女子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在《国色芳华》中，这段音乐曾出现在秦胜意（邵芸 饰）自尽的场景。此处的再次运用，与何惟芳对李幼贞的劝导形成了呼应：音乐表达的是对所有女性的悲悯，此时画面中的两名女性也是时代桎梏下的受害者，她们的关系远比表面看到的更为复杂深刻。

创作者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剧情脉络，既展现盛唐风韵的独特魅力，又为当代观众带来了层次丰富的审美体验。

内核表达：从经商到济世，何惟芳的精神求索

在《国色芳华》中，女主角何惟芳的成长主线十分清晰——她需要突破外界的重重阻力，坚定地走上经商之路。

而到了《锦绣芳华》，已成为花商之首的何惟芳，面临的挑战更多是来自内心世界的叩问与价值观的重构。

蒋长扬（李现 饰）被陷害入狱后，何惟芳的金银被狱卒打落在地，而雪溪（许龄月 饰）凭借象征权贵的令牌却畅通无阻；母亲生前辛苦种植牡丹，本想在瘟疫横行之时救济百姓，没想到心血却被权贵阶层囤积垄断。

所谓“士农工商”，“商”始终处于封建社会底层。何惟芳苦心经营的一切，纵使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但长远来看终究只是权贵阶层的工具。这个认知让她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怀疑。

如果说之前的她，是因生存需求而向前冲锋，那么在经历了这些变化后，何惟芳开始思考自己经商的真正意义——自己究竟是为何而经商？又是为谁而经商？在确立自我价值之外，她的行为如何与周遭世界的运转相互影响？

这也揭示了何惟芳作为整部剧灵魂人物必须面对的命题：除了继承母亲的遗志，何惟芳更要在母亲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在晟县之行中，何惟芳远离了花满筑的衣香鬓影，离开了长安城的繁华表象，看到了百姓之苦，并真正用自己的力量救助了百姓，才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信念。

这段经历成为她价值观转变的关键节点——商人会被官者欺压，小官亦会被大官欺压，善恶是非皆在于人的信念，“牡丹当年可以是毒药，如今也可以是解药”。所谓的“国色芳华”，不仅在于牡丹的天姿国色，更在于济弱扶倾的家国情怀。

从《国色芳华》到《锦绣芳华》，何惟芳的成长轨迹呈现出清晰的进阶过程：从突破外部束缚到直面内心困惑，从追求商业成功到探寻存在价值，最终实现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思想飞跃。

在《国色芳华》就已初具雏形的女性群像，到了《锦绣芳华》中，也融入了更为深刻的阶级叙事。

莲舟（包晨希 饰）原是商贾之女，擅长刺绣，却因阶层桎梏无法穿上自己亲手绣制的衣裙；家道中落后，莲舟进了宁王府，名为宁王义女，实则是对方手里的棋子。先是被宁王嫁给蒋长扬，后又被当作礼物送给裴忠。

何惟芳曾给过莲舟选择的机会，但早已习惯于依附权贵的莲舟跳不出固有认知，最终被裴忠家暴致死，成为权力结构中的牺牲品。她的悲剧，是在阶层、性别和时代的共同围困下所酿成的。

雪溪作为将军之女，在面临来自更高阶层的倾轧时，也不得不被迫在家族利益与个人情感之间艰难转圜；就连“坏事做尽”的县主李幼贞，被迫嫁入权势滔天的武家后，也成为了那个被剥削的弱势者。

这些女性角色的命运交织，共同勾勒出一幅封建社会的生存图景。她们或抗争、或妥协、或沉沦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不同阶层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困境。

莲舟的悲剧、雪溪的挣扎、李幼贞的偏执，与何惟芳的觉醒形成对照，共同构建了剧作对封建时代女性命运的深刻观照。

在《中国妇女报》发起的 #主题活动中，剧中塑造的何惟芳、莲舟、雪溪等女性角色引发了广泛的网友讨论，观众为她们各自的命运际遇所动容，更从中看到了在时代樊笼中依然坚韧生长的女性力量。

人物关系：中式爱情美学

导演丁梓光谈及“落地古装”这个概念时，曾提到两重标准，一是历史真实，二是艺术想象。这一创作理念同样贯穿于何惟芳与蒋长扬的感情线之中。

在当下的爱情剧中，“先婚后爱”的设定并不罕见，但如何让这一模式在唐朝背景下自然落地，而非沦为现代偶像剧的简单移植，才是《锦绣芳华》的独特之处。

历史真实体现在，何惟芳与蒋长扬成婚后，创作者并未让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用“强制撒糖”来强行制造甜腻桥段。相反，两人的情感发展遵循着符合时代背景的渐进逻辑——婚姻虽始于假意，却在共同经历中逐渐升华。

何惟芳的自立自强与乐观精神感染着蒋长扬，而蒋长扬的家国情怀则在无形中影响了何惟芳的人生追求。芳园大火、蒋长扬入狱、蒋府被查……在数次危机中，两人的关系并非单向的“英雄救美”或“女主开挂”，而是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互救。

从利益同盟到知己之交，再到敞开心扉后的两情相悦，他们的情感递进既符合人性逻辑，又超越了单纯的儿女情长。

最终，两人不仅在情感上相依，更在家国理想上达成共鸣，完成了从“利益联姻”到“志同道合”的升华。

在共同理想的滋养下，“芳名远扬”的爱情既有愿得一心人的古典浪漫，又有家国同构的宏大格局。这种感情既包含中式爱情美学的含蓄克制，又体现“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深厚羁绊。

这也正是《锦绣芳华》的感情线上的“艺术想象”：在保留传统言情剧情感张力的基础上，通过价值观的重塑，为这一类型剧注入了符合现代情感伦理的价值内涵。

总体而言，《锦绣芳华》以扎实的叙事节奏、考究精致的视觉呈现和深刻的主题表达，为古装爱情题材开辟了新路径。

相较于长剧向短、追求快节奏、碎片化叙事等尝试，《锦绣芳华》选择深耕精品化创作路线，在保持故事体量的同时，不仅延续了前作的美学追求与文化厚度，更通过何惟芳的精神成长与女性群像塑造，为古装剧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

这种创作取向既回应了当下观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求，也彰显了影视创作回归内容本质的行业趋势。

在这个观众期待值持续攀升的暑期档，这样一部兼具观赏价值与思考深度的诚意之作，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来源｜影视独舌

作者｜王盼

编辑｜余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