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莫：一个异乡人的银川眺望

作者简介

罕莫，祖籍山西万荣，出生于陕西合阳，青年写作者。作品见于《光明日报》《上海文学》《星星》《上海作家》《黄河文学》等，著有《蓝花诗文集》。现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诗人阿尔诗集《银川史记》

序章

二〇一九年六月某天下午，我走了几里路，回到书房紧密门窗。外面夏雨逐渐稠密，头顶飞机的轰鸣划破相对而言的宁静。烟雾升腾的瞬息中，我望着书桌旁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合影，想起了那个写《银川史记》的男人。这个深居内陆小城眺望大千世界的背影，在雨声编织的网格中愈来愈清晰的呈现在灯光之下。

随手翻开他二〇〇三年主编的诗歌民刊《原音》，读到《这个夜晚如何度过》这首诗，开篇章节曰：“这个夜晚一斤面条下了锅/然后你用手掌端着碗/我想这就是理想的生活/着了，亮了/看着外面一盏盏陆续灭掉的万家灯火。”彼时，尚在大武口某家国企工作的他，身体消瘦如初。也就是同一年他在青年作家平原女士的邀请下，走出了一直生活工作三十余年的血地，带着对文学的执念进入了广袤的银川平原。在这个背靠贺兰山，脚蹬黄河岸的土地上，银川成为了他迁徙居住的家园。他像候鸟一样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十年后，我亦如候鸟从黄河之滨的传奇土地进入银川。这座像楔子一样的城市牢牢嵌入在我生命轨迹的谱系中，而作为黄河岸边的奇男子，他亦成为我心中行走大地的吟唱诗人。

风起兮，云飞兮，初入湖城

二〇一四年初春，终结了在家的时间，拜别了师大的老师，忘却了蒲城醉酒的灯火。我拉着行李箱一路西行。从西安开往银川的列车上，除去了不久前远赴山东济南和滨州之地及甘肃平凉某处的深沟，我独自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出门的长途跋涉。在摇摇晃晃，时停时走的绿皮车上待着了七小时后，我来到了日后被我认定的第二个故乡——银川。从黄昏的十三朝古都来了晨光熹微的塞上江南腹地，这个从小仅在地理课本上熟知的地方，在绿皮车进站停驻的瞬息真正流入我的血液。

与银川结缘，皆因文学理想。二〇一三年前后，我已在诗歌写作上探索了几年。除了上课及散步外，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进出图书馆。此时，我认识了银川本土八〇后诗人XX。因偶然的机缘，我进入了王摩诘如是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雄浑壮阔的地域，来到了这个湖光山色秀美而又裹挟着西部传奇的土地。这个有着古铜肌色和生命质感的城市，这个兼具包容色彩与诗意浪漫的凤凰之城。这块持续更新，持续涅槃，呼应着来来往往脚步和驼铃之声的梦幻土地。我在这里悲喜，亦疼痛，这里成为了我体悟生命律动的处所。这里布鲁斯低低的盘旋，一只鸟穿过黄昏，黄昏成为见证美好事物的开始，亦潜藏着悲伤的情愫，写诗如此，写诗的人亦如此。

五月的某一天晌午时分，我穿过笔直而宽阔的北京西路，于一家人文小酒馆第一次见到了银川本土八〇后诗人XX、九〇后诗人XX。银川炎热而暴烈的太阳高悬头顶时，我们坐在酒馆随便点了几个菜，要了几瓶啤酒，边喝边聊。没有空调和风扇的小酒馆，让我原本虚弱的身体汗流浃背，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谈。谈话中，我才得知XX曾求学于西北政法，XX曾求学于咸阳某所高校，在西安工作数年后返回银川。在交谈和酒杯撞击声中我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期待。作为一个异乡人，我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好奇和幻想。年轻气盛的理想让原本平静的躯壳突然热血涌顶。作为一个流淌着苗人血液，深受秦地文化气韵影响的少年，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之外北方地域的浩瀚与开阔。初来乍到不久，内心不免有念故土和亲人的伤怀之感。

初入湖城，我暂居西塔旁利群西街的旧小区。利群西街东西走向，宛若一条河流，隔着生死。因南边是银川市急救中心之故，北边主要以小诊所、药店及纸扎店等为主。我时常漫步街道时，总是将目光深深投向那些坐在堆满花圈的店铺。多数时候，会看到一个少女或头发蓬松的老太太端坐在店铺门前晒太阳，或与其熟悉的人闲聊。以至于我偶尔在梦境中，梦见那一张张扎堆在一起的面孔，在那些密集的花圈从中显得格外孤独。面对日落黄昏的盛大幻觉，我常常内心充满丝丝恐惧。我难以想象在这宏阔的人间烟火中，那些忙碌于生死边际人们的内心，他们可能不会有剥离与撕裂之痛，或许他们表现的方式和我不同罢了。

六月的某天下午，我从吴忠返回银川。那晚，XX忙碌着接待广州几位作家朋友，邀请我加入其中。我却迷失在解放西街、文化西街及其他街道编织的方格中，最后无可奈何的拦了辆出租车急忙奔去。这是我来在湖城首次醉酒之夜，此时我酒量微微。在觥筹交错中我像一匹驰骋雨夜的奔马，感觉现实世界渐行渐远。另一个世界在酒精之力的崔发下逐渐清晰起来。此后的日子里，酒成了生命不可或缺的药剂，就像湖城的水浸润着我走向一个又一个的黄昏。

尘飞兮，起舞兮，湖城之人

从司马迁的山河之阳及《诗经》的故里迁徙凤城。往事如烟去，八千里路云和月，尘飞兮，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不悲不喜。理解一城之精神，最根本之要义在于要理解一城之人之精神，恰如沈从文先生如是说，照我思索，能理“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只要最后一个人的精神不死，城市就不会烟消云散。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世代更替，延绵不绝，生生不息。

在我的印象里，无论是本土的银川人，还父辈支边支宁来到此地者，提起银川这座内陆小城。许多人都会说这是一座移民城市，有着兼容并蓄的精神开阔。从历史谱系来看，这里是中国历代地理、政治和文化空间的边缘之地，有着边塞文化的粗狂与铿锵和豪放与硬朗之调，亦兼容着域外文化与中原文化之溪流。这种文化性格在宁夏当代诗人身上呈现的格外明显，他们对天地草木的热爱发自生命的真诚质地，来自生命缓缓流淌和遥遥召唤的内在天性与代代相传。

比如宁夏诗人的安奇，他在诗集《野园集》以赤子之态驰骋于天地万物和山川草木溪流之间，将自我融入自然之间，实现物我两相忘的宏阔之境。“野园”作为一种人格精神和审美理想的外化，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城市精神的象征。这里“野”不是荒芜，乃是切近自然和边缘之味。如他在后记如是说，“我独自站在旷野中，身边掠过的有风，从过去向着未来，之间一无所有。”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可寻。同样，在宁夏青年诗人屈子信诗歌中“鸟”成为了一种自我精神的写照，准确的说这只鸟是“城市之鸟”。这只鸟是千千万万城市人精神的集体人格和意识的延伸。凤凰是银川城市精神的坐标，凤凰是鸟中之鸟。在博大精深的汉语词汇中，有一个词语曰“凤凰涅槃”，我以为这是银川自我赋形与归根复命和生生不息的精神渴望和价值所在。

比如宁夏诗人阿尔反复强调写作中的“当下性”,他在诗集《银川史记》中以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关照着银川最底层的生命个体状态。在场的表现方式中试图以诗作为媒介连接每个生命镜像呈现的复杂性和涅槃重生。在跳跃的诗行构成的诗意银川中那些人来人往的足迹和喜怒哀乐，相比宏大的历史进程的轨迹显得微不足道，但却一次次重复展现着银川人精神世界的辽阔与执念。作为一个记者和人文书写者他与宁夏先辈作家张贤亮、郭文斌、石舒清、陈继明及同辈作家李金欧、季栋梁等等一样努力推动着人文银川的波澜壮阔。他们以文字的书写品质见证着、记录着、构建着银川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再如银川的摇滚歌手苏阳，他在熔铸传统民歌花儿及戏曲秦腔等多种元素的歌唱中表达银川这座黄河之滨城市的奇男子和奇女子。在苍凉而华丽、质朴而雄浑的唱腔中传播着银川的黄河流觞。摄影师王猛以照片的方式记录着银川的风土人情和自然草木与鱼虫花香，等等。每个曾经生活于此，停驻于此的人都虔诚的表现着银川内在与外在的“无涯”和“秩序”。如同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在评价我最喜爱的蓝花诗人诺瓦利斯时说，“对他而言，自然是世界的一种秩序和发展，它的最内在的秘密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想凤城之人展现的自然，就是这座城市于我们内心的秘密，这是诗意栖居永恒的价值。

梦游兮，魂归兮，最终他乡是归乡

离去，意味着一种告别，亦隐藏着往返的可能性。有了距离，便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延绵期待和渴望，回去与不回去终归化作泥土中的念想，背上了现代人怀乡的冲动和想象，跌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进入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多少年以后，成了契科夫装在套子里的人，亦成为了卡夫卡地洞中的自己和本雅明城市的梦游者。如同诗人阿尔笔下那只穿过黄昏的飞鸟，在与黄昏相遇的瞬息淋漓尽致的表现着生命的孤独本质和诺瓦利斯诗中一种无边无涯的悲哀。

我忘却了在湖城的夜晚喝了多少酒，如同诗人阿尔对宁夏八〇之后的诗人的影响，这个谱系上有XX等等，他们身上和诗行中挥发着酒精的浓烈和重金属的撞击声，都表现着凤城边塞文化传统延续中的硬度和铿锵之力，他们是感性的，他们是立体的，他们是诗意银川路上的达摩流浪诗人，他们是城市内部的漫游者，他们“有风就要舞蹈，有火就要在春天燃烧”。多少年以后，我们不是我们，我们还是我们。我们是一只只穿越黄昏的飞鸟，象征的穿梭犹如车夫，带着生命的节拍重返原初的故乡。

在银川的两年时间里，我忘却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持志如心痛。在离开三年后的今天，我在和他人的交谈中时常说那是我生命的第二故乡。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深晚，我在西安这座四方城中敲击键盘，就像酒杯发出的碰撞声，就像我在阿尔工作室听到的摇滚乐器传出的击打声，亦如王西平骑着摩托载着我穿梭于银川的大街小巷发出时轮胎摩擦地面的声响。这夜没有酒，我喝着高原老师赠送的茶，点燃一支又一支金丝猴，想起我在诗人阿尔工作室外看到的那朵盛开的玫瑰，亦想起张姐雪小楼中那些酝酿的一杯杯红酒和金灿灿的烤馒头，那些新鲜的手抓羊肉。寒风西吹而来，北风东飘而去。我深夜独自漫步穿过北京西路和上海西路，游荡在中山公园、森林公园及海宝公园深处。

在银川的时间诗行，我写下了《宁夏纪元》《宁夏书》以及一些零碎的诗歌，那组“失眠十四章”终究在我离开后尚未完成，至今依旧成为未完成的诗篇。作为一个离乡的孩子，我是大地上的漫游者，我是大地上的候鸟。二〇一九年五月的某天一天深夜，我从西安飞往银川，在晨光洒下光亮的瞬息我缓缓走在银川广阔的平原上。四天的时间里我重新漫步于那些熟悉的街道小巷，想起了二〇一六参与平原老师策划的那场海子诗会，那个春天里三百多位银川人与海子在珍贵的人间的春天里一起复活。三年后的今年，也就是二〇一九年的三月初，我在微信上询问平原老师今年银川是否举办海子诗会，她答曰有举办的想法。同时，我在西安已经策划了西安海子诗会。就在海子去世三十周年前后，我们两地相继举办了海子逝世三十周年纪念诗会，以各自的方式让理想主义的旗帜在城市的上空迎风飘扬。今晚，里尔克的公园里没有羊肉泡馍，没有油泼面，唯有一个人自喻异乡人在远方凌晨时刻双目深深的眺望和苏阳的歌声在循环播放，他的声音没有打碎键盘敲击的节奏，相反和异乡人持续扬起的思绪与窗外的夜色融合在了黄河之滨的城市里，那滚滚的东逝水，那沸腾的人间烟火，那午后的黄昏，一只只努力穿越黄昏的飞鸟，正准备迎风持续涅槃。

尾章

作为一个怀乡者，他在苏阳的歌曲《长在银川》中怒吼着“黄河的水呀，在远方流淌，路边的野草不停的长。”不断响起那个写诗的胖子和他所在的那座城市。

不论是《多年以后》还是《这个夜晚》，他知道他怀念的胖子在银川夜晚下餐桌上的红酒中燃烧，他从骑车或行走的轨迹中追问，那些瓦砾的记忆与女人孤独的哭泣，那些“现在看得见却无法触摸的纷飞泥土”，那些在此处响起破碎、在别处鼓出膨胀的声音。一个记录着城市瓦砾与尘埃，观照着城市个体与眼泪，始终提示着这个世界叙述盲音的存在，时刻传达着拒绝被遗忘的痛苦与担忧的诗人。这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存在。

二〇一九年六月 写于西安忘忧斋

本文曾刊发《黄河文学》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