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宏 蒋凯运 | 近代文化遗产文献及其价值

近代文化遗产文献的范围

文化遗产承载和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是人类历史的物质载体和见证，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需要。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兵燹不断，许多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文物主权意识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在中国开始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也肇建于此时。这一时期编纂了大量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献，为当今的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与文物保护事业发展提供了一手史料。近代文化遗产文献并无明确的定义与范围，广义来说，近代产生的，介绍与研究文化遗产的历史、考古、旅游类文献，以及记录某一地区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文献中与文化遗产相关的部分，都可被视作近代文化遗产文献。

近代文化遗产文献的种类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起步于20世纪初，在理论体系建设和具体实践过程中，编纂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文献，其种类主要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为配合官方文物调查编纂的古迹古物调查表。1906年清政府成立民政部，其下设的营缮司除负责土木工程事业外，兼有“保存古迹调查祠庙各事项”的职能，是中国第一个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政府机构。此后，近代中国组织了数次大规模的文化遗产调查工作，编印古迹古物调查表，下发各地区进行填报。以《山东省保存文献古物调查表》为例，表格分类别、名称、时代、地址、所有者、保存情形、备考七栏，统计了20世纪30年代山东各地保存文物古迹的各项信息。除基本情况外，表中多备注保护方法：一般古迹多由附近居民或学校、教育馆维持，特殊者则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如无棣县海丰塔，民国时期已损毁严重，只能“堵塞塔门，禁止登览，以免坍塌”；巨野县麒麟台遗址（又名“麒麟冢”）每年分季度有专人巡视并为其“加添新土，以免低落”。这些记录真实反映了近代中国基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

还有一些专用的文化遗产调查统计文献，其中有个人调查所得，也有文化机构独立编纂出版。如潍坊学者丁锡田所编《潍县拆除石坊调查表》，统计了当地因修路而拆除的石坊数量和其基本信息，目的是为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史研究提供资料；国立北平研究院在“调查北平各坛庙寺观”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地方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编纂《北平庙宇通检》，以为“将来编辑《北平庙宇志》及一般人士之检阅”；1949年由中国营造学社、清华大学合设建筑研究所编著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是“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评定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依据之一。

二是地区文化遗产的统计和研究著作。近代以来，地方文化与民俗学研究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展，地方政府与民间文化团体等纷纷进行区域性的文化遗产统计工作。对当地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实为表现历史习性之要素，激发民族精神之动力”，如《昌平县政况古迹概略》《上海胜迹略》《洛阳名胜记》《漳州史迹》等文献，有些为地方政府牵头编纂，有些为民间文化团体或学者独立撰写，都对当地文化遗产保存状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历史学家罗香林曾高度评价《漳州史迹》，希望“能由这本书引起多少人士的注意，引起多少史学家向南方进发”，认为“大规模的闽南考古的工作，也许还得待此书出版后，才得开展”，可见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对于地方文化研究和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建设之意义。

三是文化遗产管理机构自行编纂的介绍类著作与游览指南。近代是旅游业兴起的时期，文化遗产除作为民族文化之象征及学术研究之载体外，也为民众旅游访古提供了去处。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纷纷成立管理处、开辟为公园等，建设成为旅游景点。这些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为吸引游客，编纂出版了相关游览指南，较为深入地介绍了该处文化遗产的沿革、风景、物产、周边食宿与交通，有些还介绍其所在区域的民生与社会经济状况。《北海公园景物略》收录方志及碑刻中有关北海的文字，又详细介绍了北海被辟为公园的经过，呈现了较为立体的北海公园沿革史；《晋祠指南》称其书名中的“‘晋祠’是广义的，凡晋祠胜境附近的地方，一律在内”，书中历数晋祠内外的古迹名胜，并附有“旅客向导”专栏，为游客指明去晋祠的路线、周边食宿及购物、游览顺序，以及区域内其他游玩消遣之处，可谓完备。

四是学者的考察、研究著作及游记、日记等。近代学者重视对实物资料的研究与运用，“二重证据法”等史学理论强调“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加之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科学的考古发掘理论与实践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在此背景下，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价值日益凸显，学者开始不断走访、考察各地古迹名胜，或作为研究对象，或作为研究旁证，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双林寺考古记》的作者朱中翰作为曾参与重建义乌双林寺的朱氏家族后人，对双林寺在民国年间的遗存做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其中对寺中铁塔和白杨砖塔的沿革和现状记述得十分详细。如今双林寺铁塔仅剩一座，白杨砖塔在抗日战争期间被侵华日军所毁，《双林寺考古记》成为为数不多的古塔遭破坏前的记述与考证文字，其价值不言而喻。

除中国学者外，近代日本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各地的石窟寺、古遗址、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进行了多次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出版了数量丰富的著作。尽管大多数是为侵略战争服务，但这些文献客观上记录了文化遗产在近代的风貌。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曾五次来华考察，每次考察都撰写了日记，回国后陆续整理出版了《古賢の迹へ：支那佛迹蹈查》《支那佛教史迹》《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記》等，并与同样多次来华考察的日本建筑史家关野贞合著《支那文化史迹》（图版、解说各十二卷）。

近代文化遗产文献的价值

1.近代文化遗产文献为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史料

兴起于近代的文物保护观念和理论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当时的文物保护制度、文物修复原则等为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石。1936年北平市工务局编纂《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时任工务局局长的谭炳训在书中对古迹修复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总结：

整理古建筑，必须衡情度势，因地制宜。明长陵为供人瞻仰凭吊的古迹，修缮的主要原则自然是“加固基干，以延续建筑物的寿命”，其次才能顾到“粉饰油漆，以增加建筑物的华美”。如果仅粉饰油漆而不保护基干，则是本末倒置，若仅加固基干而不粉饰油漆，建筑物得到实在益处，虽无华丽之外表，倒也无关宏旨。……不过“重实际而不尚华丽的修缮原则”，也不可以毫无选择的去运用。因为长陵是历史上的遗物，具有绝对的时代性，而坛庙、牌坊、城楼之类，则是有继续时间性的，这两类建筑物，应当采取的修缮原则，自然大不相同了。

明长陵修缮工程于1935年1月发起，时值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筹备建设初期，是“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的先导，其修缮方法和经验对后续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中“重实际而不尚华丽”和不同种类古迹适用不同修缮方式的原则体现了当时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引发了修缮理念的转变。

2.近代文化遗产文献为流失海外文物的考据和回归提供了线索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遗产经历了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战争摧残、人为破坏等带来的损毁，还遭受了外国人的掠夺和收买。当今流失海外，成为各大博物馆珍贵藏品的中国古代雕塑、壁画、建筑构件等，除了被拍卖的文物有明确线索之外，许多藏品的归属与“身份信息”，可能就要通过历史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及照片来确认。近代日本文物巨商山中定次郎所著《天龙山石佛集》，收录大量天龙山佛造像的照片，为近年来天龙山佛首陆续回归祖国提供了史料支持。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支那文化史迹》中的照片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之前，为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遗产总体分布与保存状况提供了“定格”的线索。通过比对和考据，我们能够清楚很多散落于海外的文物古迹原本的“生存环境”和样貌，这为助力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

3.近代文化遗产文献是研究区域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近代学者眼中，区域文化研究既是“整理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种尝试”，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区域文化的体现和见证。如河北莲池图书馆出版了河北省各地的《文献材料及文化物品丛考》，是鉴于“幽冀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流风余韵，迄今犹存”，为彰“古圣先贤之遗泽，豪雄烈士之宏规”，而整理调查河北各地文物古迹保存状况的成果。

4.近代文化遗产文献体现了近代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旅游业的兴盛推动了对文化遗产的调查，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反之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这些都在近代文化遗产文献的编纂中得以体现。《临潼名胜古迹考》的序言阐述了该书的编纂目的：

各方人士来华清池游浴者，必至本馆考询当地胜迹情况，在本馆虽竭尽说明之劳，而游人仍未厌其探求之欲。爰将本地主要名胜古迹，编制简明表，书制本馆照壁，以便观览。见者悦而抄录，而以未能付印为憾！兹乃依照表式，先行付印，以副游人之望。

5.近代文化遗产文献保存了大量古迹名胜的珍贵影像

无论是研究著作还是游览指南，近代文化遗产文献的一大特点是多附有照片，使后人得以窥见这些文化遗产的旧时样貌。这些图像具备相当的文献价值，特别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损毁的文化遗产的珍贵影像，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也为现代文化遗产修复与重建工作提供了参考。《中国建筑美写真集》《西陲壁画集》《热河遗迹》等中外著作中的图片高清精美、细节丰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此外，这些文献中许多照片的拍摄角度新颖，图书排版和装帧设计与内容充分结合，带给人审美上的享受，如《龍門石窟の研究》善于多角度拍摄石窟造像，使细节一览无余；《苏州报恩塔快览》封面设计将书名、照片与“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的诗句结合，赏心悦目。

近年来，文化遗产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研究不断深入，探访古迹、参观博物馆更是成为社会风尚。有鉴于此，我们搜集整理了近代产生的、涉及中国文化遗产的各类文献近二百种，编为《近代文化遗产史料汇编》（全四十二册），希冀能对相关学术研究有所裨益，也能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参考。

■ 文章来源：图书馆报

编辑 | 邓旭欣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