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核威慑的新支点：美国升级GBU-57并研发替代型号的战略意图

作者：徐秉君（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

一架 B-2 轰炸机在测试中投下了一枚 GBU-57/B 巨型钻地炸弹（MOP）。USAF

2025年 6月21日至22日 ， 美国空军出动7架B-2 “ 幽灵 ” 隐形轰炸机 ， 向伊朗的福特沃德和纳坦兹核设施投下了 14 枚  3 万磅重的 GBU-57/B 巨型钻地炸弹（MOP），这次 代号为“午夜之锤”的 袭击 ， 标志着 MOP 自2010年代初服役以来首次投入实战使用。 此次行动不仅让GBU-57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更暴露了美国空军对其升级 迭代 的迫切需求——就在行动后不久，美国空军发布合同通知，明确要求为GBU-57研发新型战斗部、扩展组件生产来源，并同步推进其替代型号 “ 下一代穿甲弹 ” （NGP）的研发。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既是对实战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战略威胁的前瞻布局。

一名美国空军成员正在检查一架部分组装的 GBU-57/B，该炸弹明显缺少尾翼套。 美国空军

一、研发背景：从“快速反应”到“非核威慑”

GBU-57/B的诞生，本质上是美国军方对 “ 深层地下目标打击需求 ” 的直接回应。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地下军事设施、核设施的建设进入高潮：伊朗在福尔道山体中深挖核浓缩工厂，朝鲜在东仓里等地修建地下导弹发射井，中国和俄罗斯也在扩建用于保护指挥中心、战略武器的深层地下工事。这些目标通常覆盖数十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岩石层，传统钻地弹（如2000磅级GBU-28）的穿透深度和爆炸威力已难以满足需求。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防威胁减少局（DTRA）与空军于2002年启动GBU-57的研发计划，将其定位为 “ 快速反应能力 ” 项目——即绕过传统武器研发的冗长流程，直接基于现有技术快速迭代，以应对紧迫的战略威胁。2007年，首枚原型弹完成测试；2010年代初，GBU-57正式服役，成为当时全球威力最大的常规钻地弹。

从技术参数看，GBU-57的 “ 巨型 ” 属性堪称 “ 暴力美学 ” 的代表：全重30,000磅（约13.6吨），弹长6.2米，弹径0.8米，战斗部仅含约20%的高爆炸药（约2.7吨），其余重量由高强度钢质弹体构成——这种设计使其能以超音速撞击目标时，保持弹体结构完整，穿透至少60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150米厚的松散岩层。其制导系统采用GPS辅助惯性导航（INS），理论精度在最佳条件下可达米级，确保能精确命中地下设施的通风口、竖井等关键节点。

值得注意的是，GBU-57的研发从一开始就被赋予 “ 非核威慑 ” 的战略意义。2000年代，美国曾考虑对伊朗核设施使用B61系列战术核弹，但核打击的政治和人道代价过高。GBU-57的出现，为美国提供了 “ 用常规武器实现类似核打击效果 ” 的选项——既能摧毁深层目标，又避免核战争风险。这一设计目标在2025年伊朗行动中得到验证：五角大楼明确表示，选择GBU-57正是为了 “ 在不升级冲突的前提下，瘫痪伊朗核能力 ” 。

卫星图像显示了 2025 年 6 月 21 日至 22 日夜间美国空袭后 MOP 对 Fordow 的影响点。 卫星图像 ©2025 Maxar

二、 实战效果：精准打击的“高光”与破坏局限的“隐忧”

2025年6月的 “ 午夜之锤行动 ” ，是GBU-57的首次实战检验。根据美国军方公开信息，12枚MOP由B-2隐形轰炸机投送，全部命中福尔道核设施的预定目标。每枚炸弹通过 “ 精心编程的引信 ” 控制爆炸时机，有的在穿透至目标内部后延迟引爆，有的在关键楼层触发，最终形成 “ 分层破坏 ” 效果。卫星图像显示，目标区域出现多个深达数十米的弹坑，部分隧道入口被完全摧毁。

此次行动的 “ 高光点 ” 集中在两点：其一，打击精度远超预期。尽管伊朗可能对GPS信号实施干扰，但MOP的INS系统仍确保了CE90（圆概率误差90%）在2.2米以内的精度，12枚炸弹全部命中预设的两个撞击点，形成 “ 接力钻地 ” 效果——前一枚炸弹炸开缺口，后一枚沿同一轨迹深入，最终穿透至地下设施核心区域。其二，引信技术的成熟应用。MOP的引信能根据目标材质（岩石、混凝土、空气层）自动调整引爆时机，部分炸弹甚至实现了 “ 计数楼层 ” 功能，确保在地下设施的关键层（如浓缩铀离心机所在层）爆炸，最大化破坏效果。

然而，实战也暴露了GBU-57的局限性。首先，破坏效果存在争议。尽管五角大楼称行动 “ 成功推迟伊朗核计划1-2年 ” ，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指出，伊朗可能在 “ 几个月内 ” 恢复浓缩活动——这暗示MOP未能彻底摧毁地下设施的核心设备（如离心机），仅破坏了部分上层结构或通道。其次，载机与弹药的 “ 数量瓶颈 ” 凸显：B-2轰炸机每次仅能携带2枚MOP，执行福尔道任务需多架次出动；未来B-21隐形轰炸机预计每次仅能携带1枚，若打击多目标或高价值目标群，需大量飞机协同，效率低下。此外，MOP的 “ 无动力投放 ” 特性要求载机必须飞临目标上空，即使B-2具备隐身能力，在面对先进防空系统（如S-400）时仍存在风险。

更关键的是，实战让 其他大国及 潜在对手获得了MOP的关键参数（如撞击角度、引信逻辑、穿透能力）。伊朗在行动后公开表示，将 “ 升级地下设施的防护标准 ” ，包括增加混凝土层厚度、采用吸能材料、分散核心设备布局等。这意味着，现有MOP的威慑力可能随对手反制措施的升级而快速下降。

2011 年的简报幻灯片，以图形方式描述了远程打击系列系统的要素，包括具有远程能力的下一代穿甲弹 （NGP） 和远程对峙 （LRSO） 核武器巡航导弹。 美国空军

三、双重驱动：美国空军加速推进研发新弹头和替代型号

美国空军对GBU-57的升级需求及NGP的研发计划，本质上是对 “ 技术局限 ” 与 “ 战略压力 ” 的双重回应。

（一）技术局限：现有MOP难以应对“更硬、更深、更智能”的目标

首先是引信技术的瓶颈。尽管MOP的引信在伊朗行动中表现良好，但其对 “ 复杂地下结构 ” 的适应能力仍有限。例如，若目标包含多层空洞（如地下指挥中心的通风层、设备层、核心层），现有引信可能无法准确识别核心层位置；若目标采用 “ 分散式布局 ” （核心设备分布在多个子通道），MOP的 “ 单点钻地 ” 模式破坏效率将大幅下降。美国空军在合同通知中明确要求研发 “ 空腔感应引信 ” 和 “ 楼层计数引信 ” ，正是为了突破这一限制——前者能检测弹药进入的空间大小（如判断是否进入主厂房），后者能通过震动频率或加速度变化 “ 数层数 ” ，确保在正确深度引爆。

其次是载机与弹药的适配性问题。MOP的重量（30,000磅）和尺寸（6.2米长、0.8米直径）使其仅能由B-2和测试中的B-52携带，未来B-21虽计划兼容，但每次仅能携带1枚。这种 “ 大而重 ” 的特性限制了打击灵活性——若需同时打击10个目标，需10架B-21出动，而F-35等战术飞机因弹舱尺寸限制完全无法携带。因此，美国空军在NGP研发中明确要求 “ 弹头重量22,000磅或更少 ” ，目的是适配更多载机（如B-21内部弹舱、甚至未来的无人轰炸机），提升打击效率。

最后是抗干扰能力的不足。MOP依赖GPS/INS制导，在GPS信号被干扰或拒绝的环境中，其精度可能从米级下降至数十米级。伊朗行动中，尽管美国通过电子战压制了部分干扰，但未来面对俄罗斯或中国的 “ 综合电子战体系 ” ，MOP的制导可靠性将面临更大挑战。因此，NGP的技术要求中特别强调 “ 在GPS降级或拒绝环境中实现CE90≤2.2米 ” ，可能引入惯性导航增强技术（如激光陀螺）、视觉导航（通过弹载摄像头匹配地形）或多模制导（融合GPS、INS、毫米波雷达）。

（二）战略压力：对手地下设施“军备竞赛”反推能力升级

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奥尔文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直言： “ 这不是一个静态的环境。既然我们证明了MOP的成功，潜在对手必然会调整防御措施。 ”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的地下设施建设已进入 “ 第三代 ” ：

伊朗：在福尔道核设施中，隧道入口采用 “ 迷宫式设计 ” ，主厂房被50米厚的花岗岩覆盖，内部通道填充吸能材料（如泡沫混凝土），核心设备分散至多个子洞穴。

朝鲜：扩建东仓里、顺天等地下导弹基地，部分发射井深度超过200米，顶部覆盖多层钢筋混凝土+花岗岩复合结构，并配备快速密封门，防止钻地弹 “ 接力穿透 ” 。

中国与俄罗斯：中国在南海岛礁、西北高原建设地下机场和潜艇洞库，部分设施入口采用 “ 山体伪装+电磁屏蔽 ” ；俄罗斯则在西伯利亚、加里宁格勒修建 “ 核指挥中心 ” ，地下深度达300米，配备抗核爆冲击波的结构设计。

这些升级后的地下设施对钻地弹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穿透更深（如300米以上），还要具备 “ 多向打击 ” （从不同角度钻地）、 “ 智能毁伤 ” （识别并摧毁关键设备）的能力。现有MOP的 “ 直上直下 ” 钻地模式和 “ 接触式引信 ” 已难以适应，必须通过升级引信、优化弹体结构（如采用更坚硬的钨合金）或开发 “ 动力钻地弹 ” （通过火箭助推增加撞击速度）来应对。

此外，美国的战略重心从 “ 反恐战争 ” 转向 “ 大国竞争 ” ，也推动了对NGP的需求。在亚太或欧洲方向，若与中国或俄罗斯发生冲突，美国需要对其地下指挥中心、战略导弹发射井等 “ 高价值目标 ” 实施快速打击。此时，MOP的 “ 载机依赖 ” （需B-2/B-21冒险突防）和 “ 打击效率低 ” （单次仅能投送2枚）将成为短板，而NGP若具备 “ 动力对峙能力 ” （如加装火箭助推器，射程达数百公里），则可让载机在防区外发射，大幅提升生存能力。

来自硬目标空隙感应引信 （HTVSF） 计划的图表，该计划侧重于为小于 MOP 的掩体破坏炸弹开发高级引信。 美国空军

四、连锁反应：美国空军的这一决策将产生多重影响

美国空军对GBU-57的升级及NGP的研发，不仅是单一武器的更新，更可能引发技术、战略与地区安全层面的连锁反应。

（一）技术层面：推动钻地弹向“智能化、多用途化”发展

GBU-57的升级需求（如新引信、抗干扰制导）和NGP的技术指标（动力对峙、高精度），将推动钻地弹技术向 “ 智能化 ” 和 “ 多用途化 ” 演进。例如：

引信技术：空腔感应、楼层计数等功能的实现，需要集成微型加速度计、压力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算法，这可能带动微型机电系统（MEMS）和弹载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材料技术：为提升穿透深度，NGP可能采用钨合金或陶瓷基复合材料弹体，这些材料的研发将反哺其他领域（如高速飞行器的热防护）。

制导技术：应对GPS拒止环境的需求，将推动惯性导航、视觉导航、量子导航等技术的实用化，甚至可能催生 “ 无卫星依赖 ” 的新型制导系统。

（二）战略层面：强化美国“非核战略威慑”体系

GBU-57和NGP的核心价值，在于为美国提供了 “ 介于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 ” 的威慑选项。过去，美国对深层地下目标的打击依赖B61-12等战术核弹，但其使用门槛高、政治风险大。GBU-57的实战成功及NGP的研发，将降低美国对核武器的依赖，同时保持对对手地下设施的 “ 可信威胁 ” ——这种 “ 非核战略威慑 ” 能力，可能成为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筹码。

此外，NGP若实现 “ 动力对峙 ” 能力（如射程500公里），将与B-21、F-35等隐身平台形成 “ 远中近 ” 打击体系：B-21在防区外发射NGP，F-35使用GBU-72等中型钻地弹打击次深层目标，MOP则作为 “ 最后手段 ” 打击超深目标。这种分层打击能力将大幅提升美国对复杂战场环境的适应力。

（三）地区安全层面：可能加剧“地下设施-钻地弹”军备竞赛

美国的技术升级可能刺激对手加速地下设施的防护技术研发。例如，伊朗可能引入 “ 主动防御系统 ” （如在地下设施入口部署拦截弹，摧毁未穿透的钻地弹）；俄罗斯可能研发 “ 电磁脉冲防护层 ” ，干扰钻地弹的电子引信； 其他大国 可能优化地下设施的 “ 分散式布局 ” ，让单个钻地弹无法摧毁多个核心节点。这种 “ 矛与盾 ” 的对抗，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地下设施的建设成本和技术门槛进一步提高，甚至引发 “ 地下军备竞赛 ” 。

在中东、东北亚等敏感地区，GBU-57和NGP的存在可能改变局部力量平衡。例如，伊朗若认为其核设施无法被常规武器摧毁，可能更激进地推进核计划；朝鲜若判断其地下导弹发射井易受打击，可能加速发展机动发射能力（如铁路导弹、公路机动导弹）。这种 “ 威慑-反威慑 ” 的互动，将增加地区冲突的不确定性。

结语：从“巨型钻地弹”到“下一代打击体系”

美国空军对GBU-57的升级和NGP的研发，本质上是其 “ 全球精确打击能力 ” 演进的缩影。从GBU-57的 “ 暴力穿透 ” 到NGP的 “ 智能毁伤 ” ，技术的进步始终围绕 “ 如何更高效、更精准地摧毁深层目标 ” 展开。

然而，在 美国深层打击能力向 “ 智能化、体系化 ” 转型的过程中， 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技术突破的复杂性、成本与生产的双重压力、 体系协同的适配难题 、 地缘风险的连锁反应 等， 每一步跨越都需突破多重现实约束 。

从 “ 巨型钻地弹 ” 到 “ 下一代打击体系 ” 的转型，不仅需要突破技术瓶颈、解决成本难题，更需在战略适配与地缘风险中寻找平衡。最终，真正的 “ 深层安全 ” 或许不在于 “ 谁的钻地弹更深 ” ，而在于通过国际军控对话 和 建立危机 管控 机制（避免误判），从根源上降低冲突风险。否则，技术优势的追逐可能沦为 “ 安全困境 ” 的推手，让全球深层打击能力陷入 “ 无限升级 ” 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