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作家因说真话被作协开除

有一种罪恶，不仅让人经历痛苦，还会想方设法让人们交出关于痛苦的记忆。

俄罗斯作家赫尔岑说：“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另一半藏在沉默和黑暗里。

他们有的是办法，不仅编造华丽的谎言，而且用恐吓让见证人住嘴，一声令下封住媒体的嘴。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说：“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

当我读到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作品，才知道自己对前苏联作家有多大偏见，我曾一度认为苏联作协会员的作品统统没有阅读价值。

读到利季娅的作品，才知道在高压政策下，依然有少数坚守良知的作家，勇敢地写出自己的观察和见证，尽管知道这些作品无法出版。

斯大林统治时期，曾于1934年--1938年掀起大清洗运动。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利季娅著名的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便是写于最恐怖的1937年。这篇小说透过身为母亲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的眼睛，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和苦难。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从年轻时守寡，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自己的儿子科利亚。科利亚是个忠诚的共青团员，毕业后成为农机厂的技师，其创新发明还登上了《真理报》的头条，为家庭带来了光荣。

然而在大清洗运动中，科利亚遭到逮捕，苏维埃政府宣布他是“人民公敌”，判处十年劳改，押送外省服役。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早已养成相信政府和报纸的习惯，但她也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清白的。这两种“相信”让她的内心陷入撕裂状态。

当检察官告诉她“儿子供认罪行”，她相信检察官不会撒谎。可她心里也相信儿子忠于党忠于斯大林，不会与人民为敌。但如果相信儿子的“清白”，而不相信检察官和报纸，那岂不会天塌地陷？“如果政府不值得相信，那还有什么活路？只剩下上吊了！”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最后疯了。她假想儿子被无罪释放，回到工厂，还要去克里木疗养。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每一个人。

利季娅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这不能责备她（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因为对普通人的脑子来说，所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一切都被有计划地美化了，他们如何分辨美化过的荒谬？况且独自一人。恐惧就像一堵墙，把具有同样感受的人一一隔开。像 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样的人太多了，几百万，但生活在不允许人民阅读所有文件和文学的时代，几十年的历史被篡改的时代，他们只能根据个人的经历独自思考，思考能力自然会降低。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一个真正作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那个黑暗和恐怖的时代，利季娅也是一个受害者，但她难能可贵的保持了清醒的思考。

利季娅的丈夫马特维·布朗斯坦是一位物理学家，也在“大清洗”中遭到逮捕，而且未经审判即遭枪决。丈夫关押期间，利季娅与当时无数“人民公敌”的家属一样，常常在监狱门前排队，等候见到自己的丈夫。她说，这篇小说就是自己在监狱门前排了两年队后写出来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儿子的故事，取材自她排队期间的所见所闻。

她有能力思考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更有勇气把亲眼见到的灾难用文字记录下来。她当然知道，这些文字在当时不仅难以见到天日，一旦被发现，也会被扣上“人民公敌”的罪名。

但她宁愿冒着逮捕乃至死亡的危险，也要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为俄罗斯人保存这一份不能忘记的记忆。

为了保住自己的记忆，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把写下来的文字制成缩微胶卷，再装进玻璃瓶子里，然后把瓶子深深地埋到地下。为了把这篇小说的手稿保存下来， 利季娅也绞尽脑汁，历尽艰难----

多年来我只有一份手稿，用紫墨水写在中学生厚笔记本上。我不能藏在家里，三次搜查和没收全部财产的经历记忆犹新。朋友替我收藏笔记本。如果从他家里搜出笔记本，他会被五马分尸。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做手术，我的朋友留在列宁格勒。他因健康原因未被征召入伍，围困期间活活饿死。临死前他把我的笔记本交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个都活着，把笔记本还给她。”

那个冒着死亡危险为利季娅保存文字的朋友，让人肃然起敬。这个笔记本是用生命保存下来的，最宝贵的记忆，都是人类用生命保存并传递下来的。

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展开批判。这篇小说的手稿在隐藏了二十多年后，于1962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

读到这篇小说，编辑部非常赞赏，立即与利季娅签订了出版合同。然而，苏共中央突然改变了风向，“还要多谈成绩，不要总提错误”。即将出版的小说不得不搁浅了。

利季娅愤慨地把苏联作家出版社告上法庭。她在法庭上说：“所有报纸、出版社和杂志的编辑部永远服从站在乐谱架旁边指挥的指挥棒，刊登或不刊登这样或那样的报道，都要听从指挥，这岂不也是暴行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吗？”

这篇小说虽然不能公开出版，但在民间悄悄流传，并终于流到国外，在欧美多个国家得以出版。

因为坚持良心写作，而且为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被官方批判的作家说话，利季娅冒犯了作协的尊严，于1974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

在被作协开除的会议上，利季娅站起来，为自己，也是为写作的尊严勇敢地辩护。她说：“语言是灵魂中最宝贵的东西，语言独自创造这个世界。包括你们在内的任何势力都无力阻挠！”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被作协开除，等于失去了工作、地位、安全和许多在别人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但利季娅对这些都不在乎，她说，无论如何，她都不会交出用痛苦换来的财富，这份财富就是她对那个苦难时代的记忆。她相信，失去记忆，人类会在灾难和痛苦中一次次重蹈覆辙。

利季娅活得时间足够长，她年近九旬，于1996年去世。她经历了苏联解体，经历了苏联作协的解散。

苏联作协被解散时，8000名作家曾联名抗议，称他们有继续歌颂俄罗斯的权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此回应说：“政府除了需要人民监督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学。那种小丑式的官方文学，对俄罗斯人的智力是一种侮辱。”

如今，绝大多数苏联作协成员的作品早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但人们依然记着利季娅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正是借着利季娅、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被作协开除的作家的作品，这个民族曾经的苦难才得以被铭记，不容任何人予以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