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电影院的空气里飘浮着一种无声的沉重:陈可辛的《酱园弄》曾背负30亿的期待,却以3亿黯淡收场;陈思诚的《恶意》点映时激起涟漪,终究未能掀起巨浪。
市场在焦灼地等待下一个“哪吒”的降临,然而这些电影的不如意,在另一部电影的命运面前,竟显得像是一种奢侈的“幸福”;
至少它们还有人讨论,还有人批评,而一部名为《野马部落》的电影,它静悄悄地“死”去了,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它曾短暂地“活”过。
它上映一周的全国总票房,停留在4862元这个令人窒息的数字上,片方最终分得1742元——不够支付演员的片酬,甚至可能负担不起剧组一顿像样的散伙饭。
它的首日“盛况”,是影院施舍般排出的两场放映,186个座位,98位观众稀稀落落散坐其间。
这不到百人的群体,竟成了这部影片从诞生到消亡全程的唯一见证人。
为何《野马部落》会遭遇如此彻底的“死亡”?这部讲述青年带领草原留守老人创业的正能量剧情片,为何在市场面前撞得粉碎?
那是因为,它精准地踏入了当下电影市场所有雷区……
第一道雷:无明星即无呼吸权
在当下院线生态里,缺乏明星光环与流量加持的电影,如同隐形,首日能有两场排片,已是院线经理难得的“恩典”。
没有排片,就没有曝光度,这构成了一个无解的死亡闭环,据拓普电影智库数据显示,中小成本文艺片平均排片占比长期不足2%,生存空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
第二道雷:无宣发等于赤身裸体
一张电影票价格动辄四五十元,观众的决策成本高昂,在没有任何宣传预热、未制造任何话题涟漪的情况下,观众凭什么要花费能买两斤排骨的钱,去选择一部连名字都无比陌生的电影?
《野马部落》的宣发近乎真空,其官方微博粉丝数不足千人,上映前几乎未有任何有效信息触达潜在观众。
第三道雷:无鲜明类型等于自我终结
它既非令人血脉贲张的动作巨制,也非让人捧腹的喜剧,更非能引爆社交讨论的悬疑犯罪题材。
它安静地归属于“剧情文艺片”这一类型——在如今追求强刺激、快节奏的影院空间中,这类电影几乎丧失了立足之地。
当市场只追逐爆米花娱乐或话题争议时,安静讲述一个故事的影片,自然被推向边缘。
《野马部落》的“暴死”仅仅是一个荒诞的笑话吗?是,也不是。它那4862元的票房数字,荒谬得如同虚构的段子;
然而笑声背后,深藏着无法回避的悲哀——悲哀于一部或许倾注了真诚、渴望讲述一个好故事的作品,竟连被看见、被讨论的微小资格都被剥夺。
我们的电影市场,正滑向一种危险的极端:一端是投资几十亿、万众瞩目的超级大片,另一端是能掀起巨大争议漩涡的“话题烂片”。
而在这两极之间,那些安静、扎实、试图以纯粹故事打动人心的小成本制作,正被无情挤压、吞噬。
这无声的消亡,远比4862元票房本身,更令人心寒彻骨。
最深的悲哀,或许并不属于那98位偶然踏入影厅的观众,他们至少见证了《野马部落》的存在。
真正的悲哀,属于这个日趋逼仄的创作环境:当银幕只容得下震耳欲聋的喧嚣与争议,那些试图贴近土地、展现普通人坚韧生命力的真诚表达,便注定只能湮没于无人知晓的角落,连一声叹息都留不下。
市场并非没有微光,2017年,纪录片《二十二》凭借社会各界的支持与精准宣发,票房突破1.7亿;
2022年,《隐入尘烟》在几乎零宣发开局后,也凭借真实力量与口碑传播,实现了票房逆袭。
这些案例证明,观众并非只认明星与特效,好故事仍有生存土壤。
然而,这些光亮不足以照亮所有角落,《野马部落》的悲剧在于,它甚至连争取一个被观众看见、接受评判的机会都未曾获得。
当排片表成为资源分配的门槛,当宣发声量成为生存的砝码,无数个《野马部落》在院线的黎明前悄然熄灭。
市场的残酷性正在于其高效的淘汰机制——但高效不应等同于单一。
一个健康的电影生态,理应如森林般丰富多元,既能容纳参天大树,也应滋养林间小草。
当资本与流量成为唯一通行证,那些承载着地域文化、记录着时代褶皱的中小成本制作,便面临集体失语的危机。
《野马部落》的葬礼上,无人哭泣,甚至无人知晓,这无声的消亡,是对整个行业的叩问:当票房成为衡量电影价值的唯一标尺,我们失去的仅仅是几部电影,还是一片能让多样故事生根发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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