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

“徽商”一词在史籍中最早始于何时，因传世文献浩繁，可能谁也无从断言。不过，以往有学者认为，早在成化年间，徽商一词就已在松江一带流行。其主要根据就是明人笔记《云间杂识》卷1中的一段记载：“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者，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① 有鉴于此，他们认为：“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② 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明代，松江是江南棉布业的中心，是徽商尤其是徽州布商最为活跃的地方。但“徽商”一词是否首先在松江一带流行，则是可以讨论的。至少，《云间杂识》这段记载徽商活动的史料在时间上存在着很大问题。

近读《淞故述》，发现《云间杂识》上述的记载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版本：“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者，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官府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愧不能答。”③ 《淞故述》为明人杨枢所撰。杨枢字运之，自称细林山人，江南华亭人，明嘉靖戊子科举人，官江西临江府同知。“是书乃所述松江一郡遗闻轶事，以补志乘之阙略者”。④ 显然，这部书是反映松江府社会生活的笔记。据万历二十三年（1595）周绍节的跋称，该书于嘉靖九年（1530），由周禋（字维敬，号一山）“手录而辑订之，存诸笥中，为家藏书”，直到万历年间方才付梓。⑤ 由此可见，《淞故述》的成书年代当在嘉靖九年之前。华亭当时属于松江府，即使假定《淞故述》的完成时间就在嘉靖九年，其时离成化末年也不过四十余年，杨枢以华亭人写松江当地事，所记这段佚事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事实上，从《淞故述》后附录的《修志备览》之艺文、墓、志铭及灾异诸条来看，该书应是比较严肃的著作。　

再回头看以往学者引述的《云间杂识》，作者李绍文也是华亭人，曾作《艺林累百》八卷，⑥ 史载：“绍文，字节之，华亭人。是编成于天启癸亥，因《小学绀珠》而变其体例，摭拾故实。”⑦其另作《明世说新语》，“是书全仿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其三十六门亦仍其旧，所载明一代佚事琐语，迄于嘉、隆，盖万历中作也。”⑧ 换言之，《明世说新语》一书是模仿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述有明一代的遗闻佚事。《世说新语》是南朝时的一种“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相对而言，其内容主要是记述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所记事情以反映人物的性格、精神风貌为主，作为史实来看，绝大多数是无关紧要的。⑨ 从这一点上看，李绍文的一些著作并非严格的史料，不少故事被刻意赋予一定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义。以《云间杂识》为例，该书《凡例》称：“是编遍考郡中百年来事迹，或传父老，或垂简编，或忆庭训，不拘巨琐雅俗，足令人回心易虑者，辄用采撷，倘无关世道，弃去弗录。”并说：“近来风俗最为可异者，曰奢靡，曰浮薄，编中谆谆言之，亦冀挽回于万一耳。”由此可知，李绍文采撷条目的标准，主要考虑是否能针砭时弊、有裨教化。具体到《云间杂识》，上述那则故事显然是一个讽刺性的寓言，讽刺的是这位官僚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满载而归的行为。另外，也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松江一带的财富多被徽商盘剥而去。如此生动的细节倘若属实，那当然是反映徽商在松江一带活动盛况的绝佳史料。遗憾的是，其原型实际上来自《淞故述》。今查《云间杂识》卷1，发现此前学者的引文并未引全，前述记载之后关键的“见《淞故述》”四个字被删去，⑩ 以至于人们无从确知其渊源所自。因此，说成化年间在松江已出现“徽商”一词，值得进一步推敲。　　

前面说过，杨枢和李绍文都是松江华亭人，后者将“官府”改成了“徽商”，意味深长。上述两段史料的核心，是将搬走“松民之财”的主角由“官府”换成了“徽商”。其实，这与明代前中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众所周知，松江府是江南的核心地带，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松、常、镇、湖、嘉六府土田仅占全国总数的4％，而田赋却占全国总数的22％。(11) 当时有“江南赋税甲天下，苏松赋税甲江南”的俗谚，所以松江老人有“松民之财，多被官府搬去”的说法，并不令人诧异。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畸重的赋税结构下，发展了江南多样化的商品经济。对此，明人谢肇淛指出：“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大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12) 尽管苏南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但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为当地创造了发展的良机。其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地商人及资本的注入，而徽商则是极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嘉靖时人何良俊以为：“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13) 正德年间相当于16世纪初期，在此之后，迁业逐末之人骤增。何良俊的描述大致反映出这种趋势。这种趋势也可以从方志记载中得到验证，如万历《歙志·风土》曾指出，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徽州人“出贾既多，土田不重……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14) 在徽州，官府的赋税措施对徽州人多事经商起到了促进作用，据明人吴瑞榖的《大鄣山人集》记载，嘉靖十七年，官府对于商贾之乡歙、休二县的课赋，比徽州府的其他四县要更重。(15) 在这种背景下，明代的徽州歙县和休宁经商风气蔚然成风：“徽郡歙休商山高，逐末江湖□浪涛。辞家万里轻其远，云贵蜀广日策蹇。”(16) 其中，江南的松江府一带是歙、休等县徽商重点经营的地区。(17)　

《淞故述》成书于嘉靖九年五月之前，而《云间杂识》成书的时间则在万历以后，从两位作者生活的年代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徽商在松江府的活动有了重要的发展。李绍文《云间杂识》曾指出：“吾郡三十年前，从无卖苏扇、歙砚、洒线、镶履、黄杨梳、紫檀器及犀玉等物，惟宗师按临，摊摆逐利，试毕即撒［撤］，今大街小巷俱设铺矣。至于细木家伙店不下数十，民安得不贫。”《云间杂识》一书中的条目有万历乙卯条，因此，大致可以断定该书最终成书于万历晚期以后，而李绍文所说的“三十年前”，则应在万历初年。虽然因史料不足征，我无法判断记载中贩卖歙砚者是否是徽商（这种可能性当然不小），但前述的“细木家伙店”主，则应来自徽州无疑。何以见得？稍早于李绍文的范濂在其《云间据目钞》中指出：“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18) 《云间据目钞》也是成书于万历以后，作者慨叹嘉、隆以来“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对照李绍文所说的“至于细木家伙店不下数十，民安得不贫”的感慨，《云间杂识》将搬走松江人财富的主角从“官府”改成“徽商”，应是有感而发。只是李绍文为了劝化世俗，改动了杨枢《淞故述》的记载，因此，《云间杂识》中的这条史料，实际上只是后人对徽商活动既存事实的追记，不能将该书中有关成化年间“徽商”的记载，作为信而有征的历史事实加以引证。　　

至于“徽商”一词在社会上何时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显然可以进一步探究。由于明清时代的文献汗牛充栋，欲作全面的考索显然不太可能。此处仅以《四库全书》光盘版(19) 检索为例，“徽商”在《四库全书》中出现主要有以下14例：1.邵宝《容春堂集》后集卷4《明故太平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屠君暨配陆宜人墓志铭》：“兴国民吴荣杀徽商张姓者，久未成狱，君廉得荣焚尸藏陶穴中，竟致于法。”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3：“有指挥某者，与徽商友善，往来无间，结为昆弟。指挥富而无子，有三女：一嫁仪真民，一嫁镇江，一嫁武臣。指挥既卒，徽商遂谋袭其官，媚指挥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许为嗣。既得官，并欲夺其产，沈指挥之妻于江。”3.顾璘《息园存稿文》卷6《谢孝子传》：“闻河埠馆人云：有徽商每二三年驾巨舶一至，货尽即去。”4.刘宗周《刘蕺山集》卷6《与张太符太守（名鲁唯）》：“高收在即，岁为徽商所贩，以给土民者不十五，更可禁也。禁之则米价可平，低收益裕，以储常平，且有余米。”5.魏学洢《茅檐集》卷8《答唐宜之（又寄）》：“微闻徽商健讼，动以人命相诬，剖决稍迟，或遭骚扰，此语未审真否？偶有便羽，不敢不以相闻。”6.赵宏恩等监修《江南通志》卷161：“曹七善，南陵诸生，尝于姑苏旅邸获徽商所遗八百金。”7.《江南通志》卷162：“王枝，天长人，父卒，母以年饥，鬻枝于徽商。”8.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59：“朱大启，字君舆，秀水人，万历进士，授南昌推官。郡方缺守，即委署。有徽商杀人，法当抵，以要路请托，抚军发县审释，大启覆招时，竟置之法。”9.万程桥《嘉兴县志》：“在县东白马堰镇。明嘉靖庚申，义商曹旸谋建桥于南津，乃倡捐鸠工，三年未成，曹耻之，遂抱石沉水，众惊援之。徽商程沂、韩应鲤等咸激于义，各捐助，不一年落成。”（嵇曾筠等监修：《浙江通志》卷34）10.清《皇朝文献通考》卷298：“是年（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辉妄控粤海关陋弊，讯有徽商汪圣仪者，与任辉交结，擅领其国大班银一万三百八十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11.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16：“徽商夏月过饮烧酒溺血。”12.《续名医类案》卷33：“万密斋治徽商吴俨妻。”13.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6：“江南岁漕五百万石……其法莫若洪、永开中法，凡畿辅之地及山东西、九边各塞，或募徽商，或召土著，或遣谪贪污官吏。”14.朱鹤龄《愚庵小集》卷15《富顺刘公传》：“吴俗好赛五方神，岁必演剧月余，男女杂沓，无赖子多乘之以导淫贾利，公出见之，杖其首，投神像于太湖。久之，奸宄慑服，盗贼亦远窜屏迹，捕役无以为饵，乃引龙游大盗潜入城，劫徽商质库，计挫其威棱。公夜半闻之，立系诸捕妻孥，勒限三日全获，否则死。果如期获之嘉兴，验质库簿，归所失物，在簿外者赏诸捕而宥之。”

上述的14例中，第2个例子虽然发生在英宗正统年间，不过，记载此一事例的王世贞为嘉靖、隆庆、万历时人，当时，“徽商”一词的使用已日趋普遍，而他有可能是用后来约定俗成的名词“徽商”来概括先前的事实，所以据此不能确定“徽商”一词已出现在正统年间（15世纪中叶）。比较早的是发生在正德年间的第1个例子，因此，就目前所见，以《四库全书》收录文献的情况来看，“徽商”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早的是在明代正德年间（16世纪初），比以往所认为的15世纪后期的成化末年要晚几十年。综合其他史料分析，至万历年间， “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已极为普遍。(20) 《云间杂识》也正是在这个时代，用当时约定俗成的“徽商”一词置换了《淞故述》所叙故事中的关键词。　　

从前揭的各种明清文献来看，徽商出现的情况颇为复杂。既有徽商乐善好施的例子（如第9例），又有徽商作奸犯科的故事（如第2、8例和第10例）。徽商时常成为各类案件中被杀害、打劫的对象（如第1、14例）。另外，徽商还给世人留下了健讼（好打官司）的印象（如第5例）。这些，都与我们在明清其他各类文献中看到的徽商形象基本吻合。　　

顺便说一句，在明清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商帮）研究中，以往学界习惯征引的笔记史料有不少均应审慎对待。譬如说晋商研究中今人时常引证的所谓明人沈思孝《晋录》，其实便是一部伪书，该书实际上是清初书贩将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3中的山西部分割裂出来，单独命名而成。(21) 今人据此为第一手资料征引，实属失察。

来源：《历史研究》(京)2006年第1期 第170-173页

注释：

① 李绍文：《云间杂识》卷1，上海黄氏家藏旧本，上海瑞华印务局印行，1935年，第9页下。

②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③ 《艺海珠尘·淞故述》，《续修四库全书》第7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19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7，“史部·地理类存目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1页。

⑤ 《续修四库全书》第730册，第829页，参见第830页。

⑥ 据《云间杂识》1935年6月黄艺锡跋，李绍文另作有《云间人物志》。

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38，“子部·类书类存目二”，第1174页。

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3，“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第1224页。

⑨ 参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7页。

⑩ 《云间杂识》卷1载：“杨细林枢为临江贰守，摄郡篆，午飰偶以银鱼作羹，忽跃出十三尾于几上，杨悉取食之。须臾，报越狱大盗逸去者十三人，杨曰：不须错愕，当悉成擒，银鱼示异，我已尽食之矣。明日俱捕至。”（第14页下）可见，李绍文对于杨枢的事迹颇为谙悉。

(11) 参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7页。

(12) 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第65页。

(13)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1—112页。

(14) 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24页。

(15) 《大鄣山人集》卷31《志略部·丁口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别集类，第606页。

(16) 方承训：《新安歌三首》之二，载《复初集》卷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7册别集类，第660页。

(17) 有关徽商在这一带的活动，零星资料不少，较系统的可参见《紫堤小志》和《紫堤村志》等。

(18)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2《记风俗》，奉贤褚氏重刊本，192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第5页上。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云间据目钞》计五卷，序于万历二十一年。

(19) 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20) 管见所及，《明实录》中出现“徽商”一词较早的，见于《明神宗实录》卷434，万历三十五年六月乙未条：“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十三家。”地方志中对“徽商”的记载，也大批出现于万历年间，如万历《杭州府志》卷19《风俗》、万历《嘉定县志》卷1《市镇》等。笔记中也有不少记载，参见万历时人谢肇淛《五杂俎》卷14《事部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内监·陈增之死》、明佚名所著《云间杂志》卷下，等。

(21) 参见拙著《〈秦录〉、〈晋录〉非沈思孝作》，《文献》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