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柯南道尔被定格在类型小说范畴里，钱德勒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得到“严肃”文学界的认可和推崇。
在《漫长的季节》里，正牌刑警马队长看出业余侦探王响有两把刷子，想让他给自己当个眼线。王响得意到略微忘形，拿出自己所有的侦探（文学）知识储备，用福尔摩斯和华生来比喻两人之间的关系，马队笑而不语。故事发展到后来，王响的儿子牵扯进案子，于是马队把王响拒之门外。然而，此处谁也不说要害，编剧轻快地照应了前面的文艺梗。王响问：说好的华生呢？马队答：我更喜欢钱德勒。
如此荡开的一笔，功能跟那首“打一个响指吧”差不多，给整个剧渲染上一层略显异质却不算生硬的文学气息。对于深有城府的观众而言，略感疑问的也许是——在1998年的东北小城刑警队长的观念里，雷蒙德·钱德勒是不是有可能比福尔摩斯（柯南道尔）更有趣甚至更“高级”？我随手搜了搜钱德勒的中译本，最早的版本似乎出现在1996年，封面大俗，文案粗糙而简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钱德勒在文艺鄙视链里的位置大幅度提升，可能是迟至2000年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反复表扬他的村上春树本人真正在国内走红之后。
在如今的文学史光谱里，柯南道尔被定格，且仅被定格在类型小说范畴里，尽管他被公认为这个类型（侦探小说）的鼻祖和宗师。钱德勒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得到“严肃”文学界的认可和推崇，一半（也许是一大半）跨进了那道严肃的门槛。
用柯南道尔和他创造的福尔摩斯来给“类型小说”画像，确实具有无与伦比的典型性。那个连同烟斗、鸭舌猎鹿帽、因弗内斯无袖披肩一同被符号化了的侦探，凝聚着维多利亚时代最诱人的特质：冷峻，睿智，秩序井然，技术攻克万物，方法主宰一切，理性无坚不摧。站在如今的时空中，这些特质又被层层叠叠的怀旧情愫镀上一道金边。福尔摩斯没有失误，不需要妻子，仅凭客户袖口上蹭出的绒毛和夹鼻眼镜上的凹痕就能准确判定此人身份乃“高度近视的打字员”。他是从屡遭挫败的芸芸众生里脱颖而出的大智者，是从囚禁凡夫俗子的困境里神奇越狱的真英雄。
出色的类型小说善于简化生活，为读者创造深度沉浸的世界，拒绝出戏的受众有时候甚至会反噬作者本人，对此柯南道尔应该深有体会。福尔摩斯系列越是成功，柯南道尔在“更严肃的”小说方面的尝试就越是被视而不见，以至于他一度痛下决心，在《最后一案》里硬是借“莫里亚蒂教授”之手，把福尔摩斯推下了悬崖。这件著名的文坛逸事最终以黑色幽默方式结尾：读者们为大侦探戴上黑纱，群情激愤，义正词严地逼迫道尔安排大侦探在《空屋历险记》中复活。虽然此后柯南道尔再没敢贸然行事，但厌“福”之心逐渐泛滥在言谈间，渗透在文字里。后来，柯南道尔的儿子金斯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殒命沙场，这个打击对于本来颇为好战的柯南道尔来说，不啻五雷轰顶，从根基上动摇了他的世界观。世界已然疯狂，他曾经深信不疑的科学和逻辑解释不了这种疯狂。
晚年的柯南道尔，再也写不出一个字的福尔摩斯，而是一头扎进了唯灵论。他相信世界末日必将来临，开了一家专门出售灵异类书籍的书店，甚至言之凿凿、既喜且哀地记述了他与亡子魂魄相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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