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为什么爱打险仗，又为什么能赢？

粟裕是“爱打险仗”的军事家，有着“险中求胜”的作战风格。他在军事生涯中指挥过多次险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大险仗：

一.车桥战役（1944年3月）

这是粟裕未经新四军军部批准，面临“无组织无纪律”的追责风险而擅自发起的对日军车桥据点的攻坚战。此战中，他采用“掏心战术”，以五个团围攻日伪军核心据点，同时阻击多路援军。结果，他歼敌960余人（含日军460余人），生俘日军24人，创下新四军对日作战规模之最。

后来，尽管饶漱石批评粟裕“冒险”，但毛主席高度肯定，称粟裕“将来可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二.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

1947年春，在敌45万重兵密集靠拢的态势下，粟裕决定“虎口拔牙”，集中五个纵队围攻蒋介石精锐整编74师，同时以四个纵队阻击外围10个整编师援军。在敌援军最近时，仅距孟良崮数公里，华野腹背受敌，稍有不慎即可能全军覆没。但是，在关键时刻，粟裕利用张灵甫孤军突进和敌军的内部矛盾（如李天霞、黄百韬救援不力），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略，3天内全歼74师3.2万人，击毙张灵甫。此一冒险之战粉碎了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毛主席评价其“意义极大”。

三.豫东战役（1948年6-7月）
1948年，粟裕率华野、中野等部20万人，在敌25万兵力的包围中以险仗巧妙破敌”：先攻克开封吸引援军，再围歼区寿年兵团。战役中，粟裕在敌兵碾压之时，冒险打开封，随后又主动放弃开封，诱敌深入，在睢县地区分割敌军，以运动战创造局部优势歼敌，大获全胜。

此战被粟裕称为“最复杂、最艰苦的战役之一”，同时也成为解放战争中我军攻守态势的转折点。

这三场战役均体现了粟裕“绝境作战”的打险仗特质。粟裕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成功，既有客观环境的逼迫，也有其个人军事才能的支撑。

一、粟裕打险仗是环境所迫与生存的需求。

粟裕曾长期孤军作战。如在浙南游击时期（1935-1937年），他仅率数百人面对敌数万兵力的围剿，与敌人相比，红军游击队在兵力、装备、补给均处于绝对劣势。为生存，粟裕不得不“冒险”。

在解放战争中也是如此。华野长期战斗在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区域，四面都是强大的敌军，有时甚至需要对抗五六倍的敌军，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以小搏大，冒险去打。

二、粟裕有着险仗能赢的军事特质
粟裕爱打险仗，但是又善于战前计算与战斗中的细节把控、灵活应变。这是他打险仗能赢的独特军事特质。

粟裕每到一处必挂地图，反复研究地形和敌情。例如孟良崮战役前，他在转战中天天通过分析张灵甫部孤军突进的态势，然后精准预判其可能固守花岗岩山地（不利修工事），从而集中兵力速歼。

在黄桥战役中，他通过“减去”敌军右翼中立部队（“二李一陈”），将实际对手从3万人减至7个团，通过这样的精细算计，他认为此战，新四军在整体虽然处于劣势，但在局部上却占有优势。

在战斗中，粟裕精于细节把控，还善于灵活应变。如在苏中战役中，他以3万兵力对12万美械装备的敌军，其中，七次进行机动调动，每次集中6倍兵力，
出敌不意歼敌一部，最终才实现七战七捷，扭转了苏北的不利局面。

三、粟裕爱打险仗，非盲目冒险，而是“险中求稳”
粟裕的“神仙仗”背后有着“险中求稳”的逻辑。林彪评价粟裕“尽打神仙仗”，并坦言“他打的仗我不敢下决心”。事实上，粟裕的这种“神仙仗”实为风险可控。

如在豫东战役中，粟裕在兵力不足时仍坚持围歼区寿年兵团。这是因为他精准预判了敌援军动向（如黄百韬部），能够避开了敌援军的支持，于是最终达到了全歼区寿年兵团的目的。
粟裕的“险”，本质上是逆境中的创造性的致胜决策。

粟裕打冒险仗的胜利依赖，有三大支柱：

一是客观敌情逼出来的勇气，即无退路时敢放手一搏；
二是主观测算的“稳重”，以缜密的分析来支撑打冒险仗——表面的“险”，实则是“稳”；

三是军民一心的执行力。每一次战役都是士兵愿效死、百姓愿支援。

因此，陈冠任著《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纪实》一书说：“粟裕的仗‘看似险，实则稳’，每一步险棋背后，都是他对战争规律的极致掌握。”该书为经典军事畅销书，史料真实，观点深刻，情节曲折，深获读者们的喜爱，是一本难得的军事人物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