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那所“学校”里崩解，开始听见别人喊救命

一、你听见了吗？

我在电话那头，数到了第二十七声。

他才接。

声音很轻，像躲在屋子深处。“喂”了一句，接着说：“你可以问了，慢一点问。”

我们约好上午十点连线。他迟到了整整十分十二秒。若他不来，我能理解。

这不是一场容易的谈话。我得请他把那些早已结痂、很可能已经风干的伤口，再翻开一次，讲给一个陌生人听。

从通话开始，到我们结束，一共189分钟。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沉默。

我为什么要写他？

一开始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疯了》那篇稿子。讲的是一个女孩被家人送进“戒网瘾学校”，五天后被救出。我采访她姐姐时，她说：“要不是秋正他们，我妹妹现在可能已经‘疯’了。”

“秋正他们”，是一群人。—个没有名字、由亲历者组成的地下救援网络。他们试图把另一些人，从“矫正”之中，带回来。

我顺着这条线找到了秋正。

后来我发现，他不是“那群人”里的某一个。他是那个故事的反面，或者说，另一个入口。

我们习惯把这类报道的主角当作“受害者”：他很惨，他得救了，他说出来了。但秋正不是。

他不是撞上了一次暴力，而是亲身进入一个系统，被它剥夺过、压碎过，又试图从内部转身，把别人拉出来。他没有完全“康复”。他不是义工，也不是社工。

他说：“我只是不想看着他们社死得像我当年那么干净利落。”

我见到他的方式，是听见他的声音。他没有直接讲自己的故事。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社会从来没准备好，去接受一个和它不一样的人。”

我听见这句话时，窗外阳光正好。蝉鸣透过窗缝响起来。我想，这篇文章，大概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二、看起来“没问题”的人

秋正说，他小时候很听话，属于那种走到哪儿都被人夸的孩子。

成绩名列前茅，初中拿过化学竞赛银牌，高中念的是市里最好的重点班。话不多，规矩利索，老师喜欢，同学也服气。“那时候的我，很干净。像一张完成得很整齐的作业纸。”他说。

他出身再普通不过的家庭。父亲开货车，母亲做点小生意。家里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对孩子的未来有着格外纯粹的期待。

“他是我们家的盼头。”这句话，从秋正上小学起，父母就不止一次在亲戚饭桌上讲。语气里，是一种不容辩驳的自豪。

秋正从不觉得那是压力。他确实努力，也确实相信：只要照着父母的方式往前走，就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他们要的，我其实都尽量在做。”

直到高二那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怀疑：他是不是再也做不到了。

那天，他找父母谈话。他说最近有点情绪波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也可能是因为“好像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他说得并不激烈，只是像在描述一件不太确定的事。还补了一句：“我想去看看心理医生，问问我是不是生病了。”

这句话刚落，空气像是凝住了一下。

“他们谁都没吭声，先是沉了一分钟。”

“我爸站起身，出去抽烟。我妈则开始收拾桌子，拿锅铲擦来擦去，反复擦。像在擦掉什么没看见的脏东西。”

那一刻，他意识到：不是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他们拒绝承认那正在发生。

三天后，家里请来了一位能“通神”的“师傅”。过了几天，又换了一个“更有法力”的。他被带去焚香、跪拜、蘸符咒、甩鸡血。他当然不信。但不敢说“不”。

“我知道，一旦反抗，他们就会认定我是彻底不对劲的那个。”他说。

有一次，他半夜睡着了，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床边撒东西。睁开眼，看到“师傅”正往他枕头撒黄纸灰，嘴里念念有词。他没有动，闭上眼，假装继续睡过去。

“我妈说，有人在我身上做了手脚，让我变成这个样子。”

“她没说出口的那句是：你本来不该是这样的。”

他说这些时语气很平，像在讲别人的事。最后，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其实，我只是想被他们看一眼。”

那句话落下，像是一声无声的叹气，不是控诉，是确认。

后来他上了大学，读有机化学，分数线刚好卡进那所学校。他以为一切都开始了。第一次租房、第一次选自己喜欢的课、第一次一个人买菜做饭。他像所有的年轻人那样，对自己未来有过短暂的想象：当实验室助理、做个好论文、申请研究生，把“出息”这两个字活成自己的。

大一过得平静。到了大二，父亲打来电话，说：“回来一趟吧。”他没答应。

几天后又打来：“你要是能养活自己就别回来。”他开始做家教，写题库，晚上打零工。后来实在扛不住，向学校申请了休学。

他没回家，借住在一个朋友那里。每天读书、做饭，日子简单。他说：“那段时间，我还挺像个普通大学生。”

他和室友一起做饭。有时候放音乐，有时候不放。锅里飘着饭香，空气静下来，像一段别人生活的片段借来暂住。“有时候我都觉得，那才是真实的我。”他说。

2024年7月，外婆去世一周年。父亲打电话：“回来扫个墓。”外婆是带他长大的。他说：“我欠她一面。”

那天傍晚，家里炖了排骨汤。两荤两素，一碗汤，一碗米饭，和小时候的餐桌几乎一模一样。父亲举杯，说：“咱也该放下了。以后会越来越好。”

他喝了一口汤。没多想。低头时，他看见刀口菜切得极整齐，每一片都薄而一致。

两分钟后，有人敲门。

三、没有谁喊疼

他是在那天晚上被带走的。

三个男人穿着统一的深绿运动外套，自称“老师”。先是客客气气地说“麻烦配合一下”，再三确认“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自己”。没等他开口，一左一右，扣住了他的手腕。

秋正说，那一刻他没有挣扎。

他觉得自己像一块安静的物体，不需要解释，也不值得反抗。厨房水声哗哗，母亲还在洗碗，没有人抬头看他一眼。

他张了张嘴，想喊出声。他们拿胶带封他的嘴。夜色很深，一辆面包车等在门口。他就这么被穿过夜路，八小时后，送进一座叫“青少年成长培训学校”的地方。

那是一栋改造过的老教学楼。墙面刷成砖红色，窗户加了铁栅。牌匾上写着“专注力提升”“情绪管理工坊”“心理减压课程”，每块招牌都带着一种被包裹过的温柔暴力。

门口站着一个教官模样的人，见他们进来，问：“新来的？”另一个人点头，说：“叛逆型的，家里签了长期协议。”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

第一晚，他换上了统一的校服：两件短袖，一条深蓝裤子。住在三楼尽头的十人间，铁架床，一条铺了两层的被单。九个学员，一个教官。

那晚很热，风扇像喘不过气一样吱呀作响。有人梦话，有人咳嗽。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喊疼。

“疼这个词，在这儿没什么用。”秋正说，“只要你开口，别人就知道你还没习惯。”

生活被分割成严格的模块：起床、出操、吃饭、写字，像流水线。站队列，听口号，复读一套套“问题少年转化宣言”。

教官会问：“你为什么来这里？”

有人回答：“因为我不懂感恩。”

教官点头：“很好，再说一遍。”

那人再说一遍：“因为我不懂感恩。”

秋正说，这一切最恐怖的地方是你开始习惯这些句子了。

“我一开始还会在心里反驳，觉得‘我没错’、‘这不是罪’。但久了，会不自觉地想，是不是我真的有点问题？”

每天晚上都要写一页“自我反省”。教官不满意，就抄五遍。“我曾经写过一遍‘我愿意改’，但我根本不信这句话。”后来他不写了，教官让他整晚站走廊。

“有一天，我写了一封信，不是写给谁的，只是写。”

“我怕哪天我真的不在了，连自己发生过什么都没人知道。”

那封信，他是躲着写的。用上厕所的五分钟，写上几行。

后来他说服了22名学员一起写联名信，记录他们的遭遇。大致是学员总数的十分之一。

“有些人在里面待久了，习惯到绝望；也有一些，适应得很好，成了教官的助手。”

“敢写下名字，要很大的勇气。一旦被发现，会打得很惨。”

他把字写得极小，一页缩成一张纸，藏进鞋垫里。

他已经偷偷找好了“信使”，一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男生，在机构待了八个月，即将出去。秋正求他把信带出去，交给外面任何一个能联系到他朋友的人。

那天晚上下着雨。他用塑料袋包好信，绑在那人的背心带下方。

走廊上有学员在集体朗诵：“感谢教官的引导，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秋正低头系鞋带，手指在微微发抖。

他说：“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还在活着。”

四、谁来接住他？

那封信被带了出去。几天后，送到秋正朋友的手里。

朋友们建了一个临时聊天群，开始商量怎么办。有人说“报警”，有人说“警察不会管”，也有人问：“要不要试试发到网上？”

信的内容不长，但有几个确定的坐标：学校外观、几个教官的称呼、同学的名字以及他们为什么被抓进来，还有一句近乎遗言的请求：“如果我死了，请不要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那封信，像一截生锈的铁锚，从密封的黑盒里砸向现实社会。

他们开始行动。打电话报警，被问：“你是他什么人？”答：“朋友。”那边沉默，随后：“这是家庭内部事务。他父母说他没事。”

他们试着找社区、找妇联，几乎所有回应都一样：“父母可以教育孩子，旁人不要插手。”

警察还出示了一段从秋正父母那里取到的视频。视频里，秋正身着校服，在“学校”里生活得很正常。显然，这是校方发给其父母的证明。

有人说：“我们把信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他还活着。”

他们截取了信的部分内容，模糊敏感信息，做了一张图文求助贴，发到社交平台上。配图是信的照片、几张视频截图。

视频里，秋正穿着校服，站在院子一角，背对镜头，一动不动。像一棵不愿再弯腰的草。

那条帖子的转发量不算高，但传到了刚刚好的人手里。

有网友认出那是一家湖南地区的“问题青少年成长中心”，早些年上过新闻，后更换牌照重新开张。再往下翻，能找到一些旧资料。这些片段合起来，足够成为线索。

朋友们带着这些证据，跨省报案。

那天是8月16日凌晨三点，一辆警车停在培训基地门口。两位警察下车，走进那栋砖红色的教学楼。半小时后，秋正被带出，送往当地派出所。

他还没反应过来。只记得有人问：“这些信，是你写的吗？”他点了点头。

警察随即带他去医院体检。他的体重下降近10公斤，有轻度内出血、心包积液，医生还标注了PTSD前兆。

然后是和父母见面。他听见父亲说：“我们是为了他好。”听见学校负责人说：“我们都是正常训练。”

警察把他送出了那所学校，但没人告诉他下一步去哪。他只是被“带出”了，并没有被“接住”。

他站在派出所门口，感觉有点冷。身上没钱，也不知道去哪。几个小时后，他的一位朋友从另一个城市赶来，带他住进了医院。医生翻完检查单，只说了一句：“怎么现在才来？”

父亲后来去过一次医院，对他说：“你这是活该。要是早听话，哪有这些事。”

秋正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可他们这么说，反倒让我确定了一件事：我不能消失在他们写好的剧本里。”

出院那天，阳光很足。他站在医院门口，闭了闭眼。

那一刻没有解脱，也没有什么“幸存者”的光环。只有一个模糊的念头：“我还在这儿。”

三天后，他加入了那个没有名字的志愿网络。群里有一些像他一样刚被救出来不久的人，也有一些有援助经验的朋友。“我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救别人。”他说。“但我可以试着，回应他们发出的信号。”

五、不是每一封信都有人收到

“我们大概接到了100多个求助请求。真正成功的，只有5个。”秋正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缓，像是在报数，没有怒火，也不激动。

“成功的，都是运气好。”他说。

最近一个被救出的，是一个初中女生。家人说她“逃学、沉迷手机”，便送去了广东一处矫正营。其实她只是喜欢看动漫，不爱参加周末的数学冲刺班。

她的姐姐在国外读心理学，是那女孩生活里唯一的“出口”。她连夜翻译资料、整理材料，与社区、派出所、媒体沟通，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拉起一场小型的营救。

“救她的是她姐姐。”秋正说，“我们只是过程里一个回应，让她没那么孤单。”

他记得另一个没救出来的男孩。17岁，中度抑郁，曾休学。在母亲签下一纸“封闭成长营”的合同后，被人带走。

那天晚上，一个年轻朋友慌乱地打来电话：“他刚刚被抓走了。”语气颤抖，像是亲眼看见什么不可逆的事正在发生。

秋正和伙伴立即启动了应对程序：报警、查机构、写材料、联系当地社区。但每一步都被一句话拦下：“你不是监护人。”

当晚，男孩打出一通电话。他只说了一句：“别找了，我妈说那是为我好。”然后，就彻底失联。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活得怎么样。”秋正不愿再提那男孩的名字。“我有时候梦见他从高空跳下，在我面前回头，说了句‘谢谢’。”梦里没有声音，只有那句“谢谢”。

不是每一封信都能被收下。不是每一个出逃的人都有地方可逃。

有的孩子刚被带出，又被送回。有的被转送至另一家更“隐蔽”的机构。还有个自闭症少年，获释三天后失联，至今无下落。

他们的“问题”，有时不过是沉默、迟钝、怀疑、有自己的喜好，不愿按表演式的节奏长大。他们被贴上标签：厌学、逃学、网恋、早恋、夜不归宿、沉迷游戏……也或者只是因为不结婚、毕业不找工作。

秋正和伙伴们统计，全国像这样打着“成长营”旗号的机构，至少有1400多所。多集中在中部、南部的三四线城市，郊区，县镇，外立面刷着“心理健康”“品格教育”几个字，规模动辄上百人。“我们自己核对不清。”秋正说，“现实比这个数字多。”

“最难的是，讲清楚这件事，为什么不该发生。”很多家长的逻辑近乎一致：

“我们是出于爱。”

“总比他出事强。”

“你们能负责他的一辈子吗？”

“我们是监护人，法律站在我们这边。”

“是的，他们是监护人，”秋正顿了顿，“可谁来监护他们？”这句话他说得很轻，像往寂静水面丢下一粒小石子。

他常常陷入一种道德疲惫，不是身体撑不住，而是一次次试图证明：某个人值得被救，却一次次发现，他在自己的生活里，是个不被需要的人。

“我有时会想，我是不是打断了别人命运的自然轨迹。”他低声说，“也许，他们原本就注定要沉下去。”这不是放弃，而是一种自我宽恕。

“可如果我不出手，怎么对得起当初被人拉起的自己？”他笑了笑，像在轻轻嘲讽自己的矛盾，“其实我也没真的被救赎。我只是，被推回了人群。”

不是有人拽他出深水，而是那些“处理他”的人，突然放手了。他被扔回了社会，一个没为他准备位置的社会。

“回到人群之后，总得做点什么。不然心里过不去。”

“你哪怕只拉住一个，也算给这个世界挪了点地方。”

六、仍站在风里

人的命运，不总是升起的。有时候，它只是在泥泞里挣扎着不再下沉。

秋正“获救”后，与他一同被困的学员们被转移。根据公开资料，那所机构四个月后，因经营范围不符合、超标准超时段收取培训费、存在寄宿和接受成年人进行培训等行为，被吊销民办教育办学许可证。

他爸妈的精力扑向了秋正弟弟身上。现在的他，正在准备返校的资料。他说，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读得进去，但还是在填。

宿舍的书桌上，摊着几本翻旧的教材，边角折起。还有一份心理评估表，只填了一半。是医生出院时建议的，用来记录情绪波动的时间点。

“我没有完全照着来，”他说，“但偶尔记一笔，还是有用的。”

他醒得很早。有时候凌晨四点多，天还没亮。他不开灯，不刷手机，只是看着窗帘后那一小片灰色，慢慢泛白。

“像开机的过程吧。”他说，“我得等自己一点点重新变成人。”

他有时会收到一些私信：

“你能帮我找到我妹妹吗？”

“我朋友失联了，好像被送去一个地方。”

“我该不该报警？”

他说，他一条条会看，但不是每条都能回。

“我不是组织，也不是专业人士。我只是还在这里。”

“你让我全都接住，我接不住；让我全都不管，我也没法安心。”

“我也想过，如果从此不再回应这些，会不会轻松一点。”

“可轻松，从来不是我活下来的理由。”

“那就挑一个能帮的，帮。”

去年冬天，他去派出所咨询改名。窗口的人问：“你想改成什么？”他说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就是个能从头来的名字。”他说。

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但你需要户口本。”他点点头，说了声谢谢，然后转身离开。那天飘着雪，风正好刮过路口。他把头埋进围巾，在风里站了一会。

“我也不是非要改名。”

“我只是想要一个，别人没替我决定的名字。”

“有些人以为我们是在抗争什么。”他说，“其实不是。我只是想过得像我自己。我不想再对着镜子练习‘我错了’。不想再被人决定我要去哪。”

“我没有错。”他说得很轻。

“我没好起来。”他说。

“我也不是非为了什么才活着。”

“有时候风很大，我就蹲下来一点，等它过去。”

“活着，就是还没被吹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