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中国古乐圣地泸州——从“琴台霜操”论泸州三千年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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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琴台霜操”论泸州三千年音乐史

李云平 宋翔

引 言

尹吉甫是《诗经》的总编撰者，被尊为“中华诗祖”。在尹吉甫故里泸州（古称江阳）流传着一个“吉甫信谗逐伯奇”的典故，泸州人把这个故事叫作“琴台霜操”。这个故事印证了泸州与中国最早的古乐有关。

《蜀中广记》

据扬雄《琴清英》等文献记载，相传西周时期，尹吉甫因听信后妻谗言，将孝顺的儿子伯奇逐出家门。伯奇流落江边，投江自尽，投江前唱出最后的悲歌《履霜操》，表达其对父亲尹吉甫的复杂感情。尹吉甫后来得知真相，万般痛彻，于是弹奏了一首《子安之操》以表忏悔。这两首琴曲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的经典之作。

《水经注》

本文以《履霜操》《子安之操》（合称“琴台霜操”）这两首古琴曲的深入探索研究为切入点，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以此来说明泸州在中国音乐史上的独特地位。泸州不仅是中国古典音乐传播重地，更是南方与北方音乐文化交融的枢纽，泸州音乐文化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泸州在中国音乐地理中的特殊地位

（一）古琴音乐的历史地位简述

作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的古琴，传说为伏羲所发明。而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周朝，距今有三千多年历史。如《诗经》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旨酒，鼓瑟鼓琴”便提及古琴。古琴伴随中华文明绵延三千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二）《履霜操》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作者、产生时间、地点、典故，以及保留有琴谱记载最早的琴曲

“琴台霜操”历史典故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琴清英》、东汉蔡邕《琴操》等音乐文献。据清·嘉庆《四川通志》《直隶泸州志》记载，“琴台霜操”事件发生于宣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785年，距今已有2810年历史。该典故中《履霜操》为尹吉甫的长子尹伯奇所作，《子安之操》为尹吉甫所作；所作地点在古江阳（今泸州市龙马潭区学士山）抚琴台。产生背景与尹吉甫和尹伯奇有关。

西汉扬雄《琴清英》后魏辑抄刻本卷一第七页原文影印件（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西汉扬雄《琴清英》后魏辑抄刻本卷一第三十六页原文影印件（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西汉扬雄《琴清英》后魏辑抄刻本卷一第三十七页原文影印件（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根据清代嘉庆《四川通志》和大数据考查，尹吉甫与尹伯奇于公元前785年在江阳所作《子安之操》《履霜操》，除比孔子《猗兰》要早约300年以外，也比“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产生时间都要早。其中，比传为春秋俞伯牙所作《高山流水》约早300年，比春秋师况《阳春白雪》约早300年，比传为战国嵇康《广陵散》早500多年，比东汉末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早900多年，比隋唐颜师古《梅花三弄》约早1400年，比宋代《平沙落雁》早1880年，比明代《渔樵问答》早2345年，比明代《汉宫秋月》早2374年，比清代《十面埋伏》早2604年，比清代《夕阳萧鼓》约早2605年。

由此可知，琴歌《履霜操》《子安之操》的历史悠久，并且其作者、所作时间、地点、背景事件均有史可考。特别是《履霜操》琴谱从汉代辑佚本传承延续至今，并收录在《琴史》《太古遗音》《西麓堂琴统》等有关琴乐文献中，为考察泸州的音乐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历史依据。

清·嘉庆《四川通志》1984年翻印版（图源：四川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

二、泸州是中国古代音乐传播重地，更是南方与北方音乐文化交融的枢纽

（一）《履霜操》的音乐特征

据四川古琴学会资深人士研究，《履霜操》采用悲腔“凄凉调”，风格古朴苍凉，意境深邃；曲调以散音与按音交替为主，节奏舒缓沉郁，常通过连续的下行音程和空弦散音（如宫、商调式的低音空弦）营造萧瑟、孤寂的氛围，契合“履霜”（脚踏寒霜）的苦寒意境。其音阶结构与泸州民间音乐中的“苦音”特性高度吻合。旋律中多见大跳音程与级进结合，既有情绪的骤然起伏，又有细腻的情感铺陈，似诉境遇之悲。采用“宫调式”沉稳庄重，“商调式”刚劲悲凉，符合古曲“哀而不伤”的美学追求。音律上保留古琴特有的“泛音”技法，清亮空灵，与按音的厚重形成对比，隐喻“霜天”的清冽与人间的沧桑。文化内涵借景抒情，寓含哲理于词乐中，音乐与文学意象深度结合。“履霜”既指自然景象，亦隐喻人生逆境（有如尹伯奇被继母陷害而被逐），旋律中渗透的悲凉感，实则是对尹伯奇“忠孝而被谤”的情感宣泄，体现古代文人“借乐言志”的传统。这种音乐形态很有可能源于古蜀地与中原融合的特殊音律体系，使得《履霜操》经过儒家礼乐思想的改造和演绎，而成为传世的经典琴曲。

《履霜操》琴谱《太古遗音》藏本

（二）尹吉甫何以称作天花板级音乐家

有人说，尹吉甫仅仅凭作了《子安之操》一首琴歌，并且传世只存歌词，乐谱失传已久，何以称得上音乐家呢？

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太了解尹吉甫其人对音乐的贡献。尹吉甫创作了琴歌《子安之操》，此歌饱含对儿子尹伯奇的追思和对自己过失的忏悔。其情感真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外，其子尹伯奇所作的《履霜操》也与尹吉甫密切相关，其通过琴音诉说了尹伯奇的冤屈和忠于自己信念的一种超脱，展现了极高的音乐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尹吉甫家族的音乐素养和家风文化传承。

先秦的诗歌并非单纯的文字，而是“诗乐一体”，诗即是歌，歌也是诗，诗歌是与音乐、唱诵、舞蹈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经》最早称为《诗》《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尊为《诗经》。《诗经》经春秋孔子分类整理后，完整诗篇为305首，加上6首笙诗（有谱目无歌词）共计311首，都是可配乐演唱的。所以，从音乐的角度说，现存的《诗经》就是一本古老的歌词巨著。西周时奉行的是分封制宗法制度，作为西周太师的尹吉甫，除了为周王室掌权八柄、记史典册、治理朝政等任务外，同时还要分管周朝采诗、乐官、王室祭祀等事务。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从周代初年起，王室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了解各地民情、风俗和治政得失等信息，实行采诗制度，即每年通过采诗官在各个诸侯国和藩属地采集诗歌，并整理汇总到当朝太师那里，再由乐官配上乐谱，以演唱、吟诵等方式献给周天子，供其了各地解民俗民情和怡情养性之用。

学界主流认为，《诗经》记载了西周初到春秋中期500余年的历史。另有近代台湾师大李辰冬教授潜心研究《诗经》20多年，在其著作《诗经通释》中认为，《诗经》的诗篇几乎都是尹吉甫所作，其以诗歌形式记载了其经历的西周约50年的传记历史。两种观点各有道理，谁是谁非，姑且不论。但取其共识，求同存异的观点立场应该没问题。即第一《诗经》由尹吉甫总编撰；第二《诗经》有多首诗篇是尹吉甫所作。其在编撰与创作过程中，必然对歌词和音乐韵律有着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不仅要保证歌词的文学性，还要考虑与音乐、语言、音韵和吟诵、演唱的配合，使诗歌在诵唱时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他对每一首诗歌的音韵、节奏、配乐等进行把关，保证诗作和音乐的协调，这需要具备高超的音乐素养。这一观点，还可从当下泸州一些收藏家所收藏的清代《诗经集注》等木刻文本中得到印证。例如，其有的篇目在正文页面旁注有正义、音律等信息。说明清代泸州的诗教传承延续了这种诗词配乐使用的习惯。

泸州市龙马潭区学士山尹吉甫抚琴台原貌（20世纪80年代初实景拍摄）

作为西周太师的尹吉甫，其在诗歌和音乐方面的贡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尹吉甫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篇，这些诗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音乐性。他的诗歌作品不仅在文学上有着深远影响，其韵律和节奏也为音乐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作的诗篇如《崧高》《烝民》《江汉》《韩奕》《关雎》《六月》《出车》等等，基本为四言诗句和双句用韵，大量使用重章叠句，双声叠韵的连绵词灵活运用，回环往复的韵味，富有音乐之美。尹吉甫其文治武功，博学多才，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乐理素养，因而被周宣王赞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他在编辑整理诗歌时，对诗歌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总结出一套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音乐理论体系。他虽然没有直接的音乐理论著作传世，但从他编撰的《诗经》典籍中，可看出他对音乐的把握和运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音乐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为后世音乐创作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和启示。

（三）《履霜操》与泸州音乐史具有传承延续性

1983年，泸州市城区新区转盘麻柳湾出土了一具汉代早期石棺石刻“婚礼祈祷图”，反映了在先汉时期，泸州先民贵族婚礼祈祷场景。这不仅是泸州的酿酒历史可追溯到先汉以前的证明，也展现了泸州的先民早在先秦与汉代时期，就已经把音乐、舞蹈、美酒、巫术融入婚礼祈福的礼仪文化之中，展现了泸州人在汉代以前的商周时期，就已经具备高尚情操、精神信仰和文明追求。

泸州城区出土的汉代婚礼祈祷图石刻（图源：泸州市博物馆）

据当今《合江汉代画像石棺》记载，泸州市合江县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汉代石棺像中，也有乐俑、伎俑等，其中有抚琴俑、听琴俑、击鼓说唱俑、吹箫俑、手鼓俑等，现在存于泸州市合江县汉代石刻博物馆。

泸州汉代石刻抚琴俑造像（图源：《合江汉代画像石棺》）

据《泸县宋墓石刻》记载，2001年，泸州市泸县石桥镇出土有宋代高浮雕男乐官、乐伎、勾栏（戏台）乐舞表演12件，分为舞蹈、乐器演奏、勾栏表演等形式。舞者身着长裙，穿戴飘逸，身姿灵动。乐器演奏者头戴花冠，表情端庄。乐器有鼓、笛、琴、拍板等，证实了泸州在宋代的音乐蓬勃发展和历史传承境况。

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勾栏演奏石刻（图源：《泸县宋代石刻》）

北宋名臣范仲淹，雅号“范履霜”。其一生喜好弹琴，然而其平日只爱弹《履霜操》，所以时人谓之“范履霜”。“履霜”一词源自《周易》“坤”卦中“履霜坚冰至”，本意是行走在晨霜之上，就知道结冰的季节快到了，引申为生活道路不平，警诫自己看到当下的现状，而对未来有所警惕。范仲淹对《履霜操》情有独钟，以此曲来警诫自己，反映出他的性格特点和对人生深刻理解。该曲传达的忠孝悲情主题思想，与范仲淹所秉持的家国天下之大任、忠义血性之本能、孝廉清正之职守等精神相契合。

据民国《泸县志》记载，南宋大臣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县人，曾任泸州知州。他在《重修学碑记》中写道：“泸地虽陋，上领戎、叙，下接巴、渝。士之学者自先汉之初，已能驾齐鲁，故古志谓泸“俗好文雅”。又重以太师吉甫文武宪邦之忠，伯奇援琴履霜之孝，其所熏渍质实而近本。”意思是说，泸州这个地方虽然面积狭小，往上与戎州、叙州（宜宾）接壤；往下与巴郡、渝州（重庆）接壤。有学问的人在先汉之初就能与齐国和鲁国（均在今山东省）并驾齐驱。所以有古志记载说，泸州喜好文雅成风。根本上都是重视尹吉甫“文武邦宪”之忠和尹伯奇“抚琴履霜”之孝的文化的熏陶和润泽。

《清朝秩集》影印件

三、泸州音乐文化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泸州音乐文化在时间轴线上的起点，从商周时期的巫师祭祀跳神舞乐，周代时期的贵族琴乐、巴渝舞乐，到汉代宫廷和民间音乐的兴盛，再到唐宋时期的“泸州乐部”，直至明清的酒肆音乐，泸州音乐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轨迹。特别在宋代，随着泸州酿酒事业的兴盛，音乐文艺与酒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共生关系。如陆游《使君岩》《南定楼》，唐庚《题泸川县楼》，苏轼《浣溪沙·夜饮》等诗作，均提到泸州的美酒和音乐相融的诗句。

泸州音乐吸收了巴蜀、荆楚、夜郎等地域多种音乐元素。这种多元融合的特征，在《履霜操》的悲怆与《子安之操》的超脱中得到完美体现。泸州市博物馆、合江县汉代石刻博物馆藏有汉代抚琴俑、唐代乐舞砖雕等珍贵文物；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有宋代男乐官、高浮雕乐伎演奏石刻、高浮雕勾栏演奏石刻，其中南宋高浮雕勾栏演奏石刻中的抚琴俑的演奏姿态与《履霜操》的琴弦指法高度契合，为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宋代《琴苑要录》描述《子安之操》“清远飘逸”的特点，与泸州道观道教音乐现存的“飘板”“游腔”等演唱技法高度相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泸州老窖酒传统酿造技艺中的“天籁音律”体系，与道教音乐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

崇州“祭孔大典”佾舞照

泸州文庙建于唐代，在市府路步行街位置，近代因缺乏重视和保护，已消失无踪。但泸州有一支活跃的专业研究并传播祭祀礼仪文化的团队——犹龙书院雅乐艺术团，近年都连续策划承办了多届崇州文庙“祭孔大典”，其中笔者亲自参加过两届。从现场仪式表演内容上看，该祭祀雅乐体系中保留了《履霜操》变体琴乐，并且传承了《诗经》记载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乐舞形式。这种将儒家道德教化与地方音乐传统相结合的实践，凸显了泸州作为音乐文化传承和传播枢纽的特殊地位。

四、结论

通过对“琴台霜操”历史典故中的琴曲《履霜操》《子安操》《诗经》的深入考察调研，我们可以确认琴歌《履霜操》《子安操》起源于西周时期的蜀地江阳（今四川泸州），承载着“伯奇抚琴明孝”“吉甫作歌思过”的典故，蕴含着孝道文化的精髓。尹吉甫《诗经》在中国音乐史中具有元典的价值，并与战国《礼记·乐记》一起，奠定了中国音乐史的根基，丰富了音乐形式，明确了音乐分类，在音乐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泸州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圣地”级别的历史地位。

泸州这座城市不仅保存了近三千年的音乐文化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包容性，成为多元音乐传统交融和创新的重要枢纽。未来研究应当进一步挖掘泸州音乐文化的深层价值，和文艺创作转化方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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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琳，《太古遗音》[M].明朝正德六年.

8.汪芝，《西麓堂琴统》[M].明·嘉靖乙酉年.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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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李云平（文化爱好者，泸州市评论家协会会员，泸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四川省酒文化研究会理事，泸州市民俗文化研究会尹吉甫与诗酒研究院院长）

宋 翔〔历史学者，曾任《成都商报》记者、成都电视台制片人、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等）导演、北京腾提度文化传媒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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