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412】看《受诅咒的剧本》中的创作暴力与存在困境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短篇小说《受诅咒的剧本》像一面精心打磨的铜镜，表面映照着唯美派文学特有的精致与颓废，内里却镌刻着关于创作伦理与人性深渊的永恒诘问。当小说中的主人公作家佐佐木在剧本中反复推演杀妻情节时，谷崎润一郎已然把文学创作本身异化为一场危险的伦理实验——这场实验不仅指向虚构世界中的玉子，更把我这样的“老读者”拖入“参与式恐惧”的漩涡，最终在文本的镜像迷宫中暴露出创作行为潜在的暴力本质。

谷崎润一郎这部小说采用“剧中剧”的嵌套结构，在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上构建起危险的跷跷板。主人公佐佐木创作的剧本《善与恶》与现实杀妻计划形成镜像对照，这种自指性叙事暴露出创作行为的暴力倾向。当佐佐木在书房里向妻子展示剧本时，文字成为隐形的凶器，剧本中的悬崖场景与现实中的山道形成空间重叠，这种“元小说”式的自我指涉将创作暴力推向极致。

这种叙事策略暗合谷崎润一郎的创作哲学。他在《阴翳礼赞》中强调的“暗黑美学”，在此转化为对文字力量的深刻认知——当作家将现实素材转化为艺术素材时，本质上正在进行一场静默的暴力重构。玉子阅读剧本时的战栗，恰似读者面对文本时产生的伦理焦虑：人们是否在消费他人的痛苦？创作是否必然以伤害为代价？

玉子的完美形象构成极具讽刺性的他者镜像。她集传统女性美德于一身，却因“太过完美”成为丈夫屡屡施虐的对象。这种矛盾揭示了谷崎作品中的经典母题：对极端美的追求必然导向对残缺的迷恋。佐佐木在日记中写下的“既爱且恨”，恰是唯美主义者的精神困境——当现实无法满足对完美的想象，暴力便成为重构秩序的极端手段。

这种人物塑造暗含福柯的“凝视理论”。佐佐木通过创作剧本实施精神控制，把妻子物化为满足自己审美需求的客体。当玉子最终坠崖，这个完美他者的毁灭，实质是创作者对自身无法企及之美的惩罚性摧毁。谷崎在此揭示了艺术创作中隐蔽的权力关系：创作者永远是手持剪刀的上帝，而人物不过是任其裁剪的布料。

这部小说最具颠覆性的设计，在于将读者卷入“共谋式阅读”。谷崎通过延缓暴力实施的时间节点，让读者在持续的紧张中成为事实上的加害者。当我们在字里行间捕捉佐佐木的心理变化时，实际上正在参与这场精神谋杀。这种“参与的恐惧”突破了传统惊悚小说的叙事范式，将伦理拷问从文本内部延伸到阅读行为本身。

这种设计呼应了萨特“他者即地狱”的哲学命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审视：我们是否在享受这种危险的文字游戏？当现实中的暴力被艺术化处理，是否会消解其道德重量？谷崎在此埋下尖锐的诘问：艺术创作是否拥有超越伦理的特权？当我们在安全距离外欣赏他人的痛苦时，是否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帮凶？

这部小说结尾的开放性处理颇具深意。当佐佐木完成杀妻计划，新的剧本创作已然开始，这种“创作—暴力—再创作”的循环构成诅咒的闭环。但值得注意的是，谷崎并未将这种循环简化为单纯的恶性循环。在佐佐木的日记中，我们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忏悔：“她的眼泪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卑劣的艺术家”。这种瞬间的道德觉醒，暗示着艺术创作可能存在的救赎。

这种矛盾性恰是谷崎文学的魅力所在。他既不否定艺术的力量，也不回避其危险性。就像他在《源氏物语》译序中强调的“物哀之美”，真正的艺术应当在对人性深渊的凝视中，完成对生命本质的触摸。在《受诅咒的剧本》中，诅咒既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照见灵魂的明镜。

反复阅读这部短篇作品， 不得不惊叹谷崎润一郎的先见之明。当社交媒体时代的“创作暴力”，以更隐蔽的方式蔓延，当算法推荐将人性弱点转化为流量盛宴，这部小说提供的警示愈发显得尖锐。它提醒人们：每个创作者都应当扪心自问——当我们在键盘上敲下文字时，究竟是在建造通向光明的阶梯，还是在挖掘吞噬灵魂的深渊？文学的诅咒与救赎，或许就藏在这指尖的一念之间。（2025年7月9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