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备区原副政委阮武昌：受降日子里的一位日本友人

受降日子里的一个日本友人

阮武昌

距今整整五十年了，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记不起他和我们初次见面和分别的确切日期，但是他那瘦瘦的身材，黑黑的皮肤，说起话来总是带着几分调皮劲和孩子气的面孔，却始终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45年8月，我在苏中军区如西县独立团政治处工作。当时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我们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正不分昼夜地向日伪军的据点挺进，去接受他们的投降。说是受降，但由于日本根据蒋介石政府的指使，拒绝向我军缴械，所以，很多地方实际上是打下来的。几天前，我们刚刚打下了如（皋）黄（桥）线上的几个据点，并正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一天，分区忽然派来一个日本人，说是来帮助我们受降的。他中等个头，大约十八九岁，穿着一身略为显得肥大的土布军装，讲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他是苏中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这个同盟是一个由被俘日军自己组织起来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组织。分区指示，这位友人的任务是配合我们在战场上喊话，平时和战时都跟随政治处行动。

他到政治处以后，我们根据领导上的指示，在各方面对他都很照顾。例如夜里行军到了目的地，总是替他把睡觉用的门板搁好，把洗脚水准备好。怕他对我军艰苦的生活过不惯，每天中午还单独给他炒一个荤菜，另外每天还想方设法买一包香烟给他。可是，大家对他虽然很客气，却又很拘谨。因为我们终究是第一次和一个外国人接触，所以处处都很小心。但是这位友人和我们相反，倒是很随便，总是主动找我们说话，问这问那。他要我们教他唱当地的民歌，还经常独自哼哼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见我们吃的尽是看不到油花的素菜，便要我们分享他的“佳肴”，我们不肯，就不由分说地把菜夹到我们碗里，并且抢着吃我们菜盆里的菜。还要我们抽他的烟，我们也不肯，便把烟硬塞到我们嘴边，同时学着用土烟丝卷烟抽。后来，索性不让我们给他单独烧菜、买烟，说还是大伙儿吃一样的菜，抽一样的烟才香。他的爽直的性格，感染了我们，慢慢地我们也比较随便些了。相互之间不但说说笑笑，有时还打打闹闹，因为我们几个人和他一样，当时也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闲来没事，大家还拉拉家常，谈谈各人的过去和将来。他告诉我们，他家住在北海道，1942年读中学时被征召入伍，随即被运送来中国。刚到部队，对这场战争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可是到了中国以后，当看到伙伴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残暴行为时，开始对帝国政府一再宣称的“圣战”发生怀疑。特别是有一次下乡“扫荡”，在一个村庄外面，他看到几个军官和士兵，对一群躲在芦苇丛中的老百姓，先是用刺刀刺，然后又用机抢扫射，以此取乐，还不断发出狂笑。这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他说，此后接连几个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临死前脸上惊恐的表情，和孩子们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以及伙伴们令人战栗的狂笑，就会在眼前和耳边出现。所以，被我军俘虏以后，对我军干部给他们讲的课，不但觉得很新鲜，而且觉得很有道理。加之又看到我们军爱民、民拥军的大量的感人事例，使他很快明白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前途。他说，自从懂得了这些道理，我就报名参加反战同盟，决心为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出一点力。说到这里，他一改平时那种淘气的样子，显得很是严肃、认真。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团接到命令，去解放位于长江边上已被当地民兵围困的靖江城。那天，他和我们大家一样兴奋极了。本来团首长规定，部队白天睡觉，以便夜间行动。可他怎么也不肯睡，从房东那里找来一块硬纸板，非常仔细地制作了一个喊话筒，并且翻来复去地问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喊话，怎么喊话，等等。夜里十点钟左右，部队抵达靖江城外，做好战斗准备之后，主任就叫我们带着这位友人爬到靠近城墙的一间屋顶上去向敌人喊话。开始，我们一喊，敌人就开枪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身边飞过去。我们要友人把上身放低点，可他为了让对方能听得更清楚，仍然把头抬得高高的，举着话筒高喊。喊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仍然不投降。我们火了，便警告敌人，如果再不投降，就要用大炮轰了。其实当时我们团连一挺重机枪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大炮。小炮倒是有两门，可连同炮弹都是土造的，炮身还不到一公尺长。为了震慑敌人，团长命令机炮连的同志推着那两门铁轱辘的“大炮”在城外石板路上来回走动，并且有意让它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军事威慑加上政治攻势，敌人终于动摇了，表示愿意投降，但提出投降后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听到对方提出这个问题，友人马上便现身说法，用自己亲身的经历作了回答。他还诙谐地说，要是新四军杀害俘虏的话，那现在就不会有我这个人在这里和你们说话了。拂晓，谈判结束，敌人全部投降。早饭后，我们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全团指战员迎着刚刚升起的太阳，迈着整齐的步伐，从西门一直走到东门。走在队伍前面的是集中全团司号员组织起来的“军乐队”，他们雄壮、赚亮的号声，响彻了个整个靖江城。紧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那两门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炮”，再后面便是一律扛着三八式步枪的一连。我们团部机关的人员跟在一连的后面。一路上欢迎的人民群众一层挨着一层，拥挤在街道的两旁，鼓掌，欢呼，老人们眼睛里含着泪花，孩子们则来来回回地奔胞。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的心里都抑制不住激动，一个个脸上流露着自豪的神情，脚下的步子也迈得更加迅速、有力。是呀！经过漫长的八年，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今天的胜利，怎么能不欢呼，怎么能不自豪？！这时身边的友人也和我们一样，显得非常高兴。他还不时地挥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

解放靖江以后不几天，分区来电，要友人返回分区。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难过。本来平时很爱说话的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他要求我们把他留下来。大家和他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庙小，容不下你这个菩萨。他听不懂，问是什么意思。我们向他解释以后，没想到他突然板起了面孔，第一次显得很生气。吓得我们赶紧说明，不是我们不想留他，而是估计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听我们这么一说，他的脸色才由阴转晴，稍稍露出了笑容。过了一会儿，他含着眼泪深情地望着我们说，也许你们不相信，和你们在一起的这十多天，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有意义、也是最高兴的时候，我总算有机会尽自己的力，为中国人民做了一点事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十多天的生活。临走时，我们把他送到村头上，大家都依依不舍。他向前走几步，便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则一直望着他瘦瘦的身影，目送他渐渐远去。

不久，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全国战火纷飞，我们团也随之由地方部队上升为野战部队，转战南北，从此，和这位友人自然就没有了联系，只是听说后来他们都返回日本了。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要是友人还健在的话，算来应该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不过我相信，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他干的是什么职业，有一件事他一定会为之倾心、尽力，那就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不让曾经使中日两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那场战争再次发生，他一定会像当年在靖江城外的屋顶上拿着话筒喊话一样，不停地奔走、呼号。我还猜想，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一定重新到中国来过，当他看到这个当年满目疮痍的中国，而今变得如此的蓬蓬勃勃，生机盎然，一定会再一次流下高兴的泪水。（选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77辑 血肉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