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79年2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分两路出击重创越南侵略者，也为接下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东线部队来自广州军区，总指挥自然就是时任军区司令许世友；而西线的昆明军区部队，则由杨得志司令员负责。
然而杨得志，其实是在开战前一个月，才走马上任的，此前他根本不在昆明军区工作，而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按说杨得志对西线作战部队的情况，不算太熟悉，毕竟只有那么短的准备时间，但军委还是决定由他来接替王必成，出任临战状态下的昆明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紧急上任，除了过往战功、口碑、综合能力出众的因素外，跟另一位老将的大力推荐，多少也是有些关系的。79年战前力挺杨得志的，正是这场反击战的东线总指挥许世友。
有人说许世友是开国上将，既然要两线出击，他认为西线总指挥应当跟自己履历、威望相近，才是理想人选，所以请求军委换人，也得是开国上将才行，而王必成只是开国中将。这种论调属于臆测、不靠谱，甚至有些贬低许司令的品格及大局观。
许世友建议“最好换下王必成”，是有具体原因的。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与王必成曾是亲密战友，两人都曾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的主力纵队司令员，一个指挥9纵、一个指挥6纵，战绩都非常出色。因为许世友的总体资历更深，建国后他成为南京军区首任司令员，并且一干就是18年，军内地位稳固。
王必成作为三野体系的战将，五十年代也不出意料地留在华东任职，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本许世友跟王必成私交很好，工作配合也非常默契，王必成是许司令的得力助手。但1967年社会形势变化，很快影响到了南京军区，许世友不得不借故到山区医院里暂避，把军区工作交由王必成代理。
作为副职，王必成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有些复杂情况不得不临机决断，这跟许世友临走前的指示有出入。许世友得知情况后，以为王必成有意趁机“夺权”，跟外部人员有勾连，放任造反派破坏军区工作。在许世友回到司令部后，这些误会仍然难以澄清，许司令怒气冲天，与王必成矛盾严重。最终出于团结考虑，王必成等干部被调离，他对许世友自然也是有怨言的。
虽然后来二人接触少了，但许世友与王必成，多年来关系疙疙瘩瘩，直到1979年时还没有真正缓和。放在平常，或许影响不大，许世友也不可能建议军委更换昆明军区司令员；但大战当前，若因为这个私人原因，影响了东西两线的作战配合，可能是要出大问题的，谁也负不起责任。许世友思虑再三，还是把建议提了上去，中央首长也能明白将军的用意和顾虑。
许世友提议由经验丰富的老将杨得志，出任西线部队总指挥。当然这只是个人建议，军委做重大人事决策，是从战争全局来考虑的。杨得志的军事水平不必赘述，他真正的优势，还是在于早些年深入越南、担任军事顾问的经历，这对接下来指挥好反击战，或许会有很大帮助。
79年对越作战胜利后，许世友功成身退，不再担任大军区司令员，而杨得志获得晋升，出任全军总参谋长。八十年代中顾委建立，许世友和王必成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重逢，他们在现场进行了充分交流，最终打开心结、选择握手言和。对于戎马一生的两位开国将军，晚年能够修复多年友谊，无疑算是很欣慰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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