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无知，中年平凡，但晚年却是一飞冲天，后世更是声名远扬

康熙六十年，两广总督兼福建巡抚杨琳向朝廷发出八百里紧急奏报，台湾反了，有人僭越称帝，这是自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后，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的叛乱，面对“反清复明”口号支配的梦魇卷土重来，康熙别无选择，出路只有一条：“出兵”。

台湾为何发生武装叛乱，实际上就是四个字：“官逼民反”，据杨琳向朝廷的奏报所言，带头起事者并称帝的人，是一个叫朱一贵的老百姓（关键姓朱）。此人原籍福建长泰，移居台湾后以养鸭为生，也许是生活的不如意，或者说是心怀天下，朱一贵开始和前明移民交往日益频繁，受其影响，思想“日益反动”，常言“痛谭亡国事，每至悲歔不已”。

而此时的台湾知府王珍又是一个贪污腐化份子，在当时的官员看来，凡是被派往台湾当官的都是发配，是没有政治前途人才去地方，因此被派的台湾的官员都是“守土恬嬉，绝不以吏治民生为意”。

没有任何责任心，当时的台湾知府王珍作为知府不理政务，却将县务全部交由儿子打理，其子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当地百姓已经是怨声载道。

朱一贵有一个好友叫黄殿，此人鼓动朱一贵起兵造反，之所以找朱一贵，就是因为他姓朱，这是天然的政治旗号，于是二人带着一群被压榨的贫苦老百姓举事，养鸭人出身的朱一贵振臂一呼，台湾民变随即爆发。此后，义军迅速扩大，立即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一度达到三十万之众。

由于事发突然，台湾镇总兵欧阳凯仓促应敌，被朱一贵麾下主将杨泰当场斩杀，最高军事首脑身亡，清军群龙无首，顿时大乱，史载：“全台俱陷，文武守臣或死，或逃澎湖”。台厦巡道梁文渲、知府王珍、同知王礼及县丞、知县、典史等大小官员败逃澎湖。叛军几乎控制整个台湾。四月十九日，朱一贵自称为中兴王，年号永和，废除剃发令，脱下旗装、剪断长辫，祭祀天地列祖列宗及延平武王朱成功。同时大封诸将四十余人；随后发布文告，号令天下。朱一贵起义是清朝时期台湾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康熙得知之后，立即调闽浙总督满保赶赴厦门，调南澳总兵蓝廷珍领兵出师讨伐。水师提督施世骠也速奔澎湖。在平叛大军渡海的船上，有一位年逾四旬的老秀才，名叫蓝鼎元。

蓝鼎元是平叛大军指挥官、南澳总兵蓝廷珍的族弟。他多次参加乡屡试不第，在这种情况下，蓝廷珍带着这位族弟出来，也就想让族弟混点功劳，战后弄个小官当当，因此此番赴台，蓝鼎元的身份是随军幕僚，为族兄平叛出谋划策。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是，此日居然在平叛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叛军势头如日中天，但蓝鼎元经过调查却认为朱一贵叛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大多数都是被胁迫的，也就是：“畏死胁从，知非本愿，或挂名贼党，以保身家”的普通百姓。于是，他给水师提督施世骠（施世纶之弟）的往来书信中，他主张：剿抚并用，减少杀戮。只诛首恶，胁从不问。

这份策略一出，叛军军心动摇，并引发了连锁反应，清军尚未正式进剿，叛军便已然瓦解，蓝鼎元不禁自夸起来，称此文为“平台第一妙着也”。经此一变，岛内叛军实力大损，更严重的是，此时叛军内部也发生内讧，叛军内土豪出身的杜君英、杜会三父子因图谋王位不成而作乱，虽没成功但带着部下几万人出走，叛军力量因此被削弱。其他台湾本土的士绅在目睹朱一贵登基后的所作所为，就此断定朱一贵的朝廷是一个草台班子，几乎成不了气候。于是不愿意支持朱一贵。

六月十六日，清军在鹿耳门登岸，打败当地的叛军。二十一日，台湾府城被清军占领。叛军准备退守诸罗，又遭蓝廷珍伏兵袭击，并于数天后收复台湾首府（今台南市）。朱一贵只能分散向岛内后撤，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进行游击战。

七月某夜，已经被包围并走投无路的岛内叛军的第二号人物杜君英在蓝鼎元劝说下投降，蓝鼎元一直表示：“朝廷一向宽仁大义，对于投诚的叛军皆许归正”。杜君英这一投降，其他叛军也纷纷投降清军，此后，蓝鼎元随军奔波于台湾各地，继续负责追剿叛军余孽。四处躲藏的叛军残部陆续被剿灭或招降。而此番叛乱的最大头目朱一贵，也在投诚叛将的诱骗之下，于当年七月初被设计抓获。从叛乱到平息也不过三个月。

但问题是，叛乱虽然平息，但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闽浙总督满保事后仍心有余悸，为翦除祸源，他向蓝氏兄弟下达了善后命令——在罗汉门、阿猴林、槟榔林等叛军兴起之地实行焦土政策，将台湾三县的山民全部迁出，并封锁所有进山通道。

蓝鼎元认为这种做法极为不妥，他在给闽浙总督满保的信中表示，强行封山迁民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隐患，值此叛乱初定，更不宜再生事端。满保阅后，当即撤销了这些“一刀切”的命令。

蓝鼎元在台湾经过调查发现，逐渐发现，这场民变的背后，就是光棍太多以及是社会疏于管理而结出的恶果，岛内男女严重失衡的性别，依旧让人瞠目结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满清清担心人口增长过快，台湾有复为边患之地的风险，于是出于“为防台而治台”的需要下令：“渡台者不得携带家眷，业经渡台者，亦不得招致。”此举颇有“截留人质”于大陆的玩味与考量。

大量“单身汉”涌入，因无家累，政策效果适得其反。正如蓝鼎元所观察到的，“客庄居民，从无眷属。合各府、各县数十万之倾侧无赖游手，群萃其中，无室家宗族之系累，欲其不逞也难矣。妇女渡台之禁既严，又不能驱之使去，可为隐忧”。当养鸭人朱一贵振臂一呼，这些缺乏家庭约束的男丁很容易就被裹挟，转化为叛乱生力军。此后，在蓝鼎元的建议下，雍正九年，朝廷开始实行凭照携眷入台。

赴台与驻留期间，岛内的经历深深镌刻在蓝鼎元的脑海里。后来，他将所见所闻与自己的观点全部书于纸上，写成了《平台纪略》《东征集》等书籍，刊印发行。但他的建议基本上都没有被采纳，乾隆五十二年当乾隆读到蓝鼎元所著《东征集》后，不由感叹“其言大有可采”。他还叮嘱闽浙总督常青和福建巡抚李侍尧，可以借鉴一下这位治台先驱的看法与见解。

雍正元年，朝廷下令诏天下学臣考选文行兼优之士贡入朝廷，蓝鼎元因平台小有名气，榜上有名。雍正三年，蓝鼎元被安排到内廷校书，又因大学士朱轼所赏识。经其引荐，蓝鼎元得以与雍正帝相见，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雍正五年，48岁的蓝鼎元48岁被任命其为普宁县令。同年冬，朝廷又令他兼任潮阳县令。一人兼任两县父母官，看似为朝廷倚重，但普宁、潮阳两县由于民风彪悍，很难治理。因此历任县官眼中的烫手山芋，吏部派谁去都不去，所以在这种情况，蓝鼎元才能脱颖而出，得以兼任两地县令，后经过蓝鼎元的悉心治理，两县从历任县官谈之色变的“难治之地”，逐渐改头换面。史载，蓝鼎元“莅普两月，四境大治”，其兼管的潮阳县也“已臻大治，夜户弗扃，民有仁让之俗”。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不久之后，一场弹劾却让蓝鼎元的仕途戛然中断。耿直的蓝鼎元因不愿同流合污以致先后得罪了两位上司。连续和两位上司搞不好关系，加之在治理县务时某些举措过于激进，树敌过多，雍正七年，被人诬告贪污下狱，仕途也戛然而止。

此时两广总督郝玉麟不信此等诬告，在调任闽浙总督前出面周旋，为其争取到保释的机会。雍正八年，在郝玉麟和一众士民的努力下，一千七百两的罚金很快凑齐，缴纳到位，蓝鼎元得以保释出狱，经此牢狱之灾，蓝鼎元似乎变了一个人，与早年的积极进取判若两人。尽管他已经为自己在县令任上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成为“戴罪之身”，但仍感受到四处袭来的阵阵寒意。

雍正十年冬，鄂弥达经深入调查，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蓝鼎元得以平反，雍正帝特命其进京会面，与之谈话良久，并赏赐了貂皮、紫金锭、香珠等贵重物品。雍正十一年三月，蓝鼎元被雍正任命为广州知府一职，但想不到是，三个月后蓝鼎元突发疾病，死于广州知府任上，年仅54岁。

近三百年过去，风息潮落，若有人翻开蓝鼎元的著作，将拾起一粒硌痛历史的沙——那是他的，正直而无奈，渺小而坚硬，卑微而伟大。

我是我，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