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的“美国党”能否成为美国政治“第三极”？

当地时间7月5日，近期几度在“挺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反特朗普”间横跳的超级富豪马斯克（Elon Musk）宣布成立“美国党”，扬言将让该党成为“打破驴象之争的关键”、“民主和共和党外美国的第三个政治选择”。

尽管不少外国围观者热议纷纷，但绝大多数美国本土政治评论员却对此持审慎甚至漠视的态度。

何以如此？因为美国的“党”（Party）和其它国家的仅仅是同名的不同概念而已。

包括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党”都是基于相同或相近的政治诉求聚拢在一起的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注册团体，表达这种政治诉求本身才是“党”存在和活动的意义所在，选举则只是其日常活动的一环。由于当代社会政治诉求千变万化，因此“党”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分合变化无常，许多小型政党生存发展数十年，可能一次顶级选举都未参加过，也有些仅仅在本乡本土“一亩三分地”生存发展的地方性政党。

而美国的“党”却仅仅凸显“选举”和“筹款”两个功能，其它功能都在为这两个功能服务，甚至不妨说连“筹款”也是在为“选举”功能服务，相反，即便政治诉求迥异的人也可能为了共同的选举或筹款目标聚拢到同一个党的框架下，马斯克甚至特朗普都有在两党间反复摇摆的前科，民主党总统的内阁拥有共和党籍部长或相反也是司空见惯的，不论筹款时倒戈或组阁时跨党搭班子，都不需要退党甚至特别声明，也不会有人真的大惊小怪。在“中间选民”大行其道的时代，所谓“民主共和党人”或“共和民主党人”甚至成为美国议会政治的主角，持有相近政治诉求却因选举利益不同而站在对立阵营（或相反），在美国司空见惯，而在其它国家则几乎一定会导致政党的重新整合（如原是社会党骨干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因政治诉求差异整合出全新“前进党”）。

单纯凸显选举、筹款功能的美式“党”一方面钝化了党派的政治诉求差异化功能，另一方面让党务简化为单纯的选举保障和选举竞争，如此一来本应是“多选一”的政党政治在美国也简化为典型的“yes or no”二选一，民主党和共和党既然没有鲜明的政治诉求差异，那么繁多的政治多样性就可以很方便地被任何一个党的框架覆盖——“只要让自己的代言人选上不就好了”？如此一来，“yes”和“no”足以满足一切选举需求，而民主党和共和党恰好满足了一个yes和一个no。

当然，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人会执拗地选择“两样都选”或“两样都不选”，但显而易见，就像一张注明“二选一”规则的考卷一样，在美式两党制框架下“两样都选”、“两样都不选”的答题者既十分稀少，也注定获得无限接近零分的成绩——而这样的选择在美国正是“第三党”。

热衷于数据统计的美国人曾经为“第三党”悲惨的参选史做了一份总结，其“成绩单”近乎惨不忍睹：成绩最佳的是曾任共和党主席。美国总统和著名统帅的老牌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他的“公牛与驼鹿党”（Bull Moose Party）在1912年总统大选中“荣获亚军”，获得88张选举人票和27%普通票，压倒了共和党，但脆败给民主党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这也是“第三党”迄今唯一一次打破民主、共和两党的“万年决赛格局”；二战后“第三党”表现每况愈下，1968年白人至上主义者、代表“美国独立党”（American Independent Party，知名度最高的“第三党”）参选的前阿拉巴马州长华莱士（George Wallace）获得45张选举人票和13%的普通票，作为第三党候选人表现仅次于罗斯福，他也是迄今最后一位获得过选举人票的“第三党”候选人；1992年亿万富翁佩罗（Ross Perot，同样代表独立党）获得19%普通票，却连一张选举人票都没获得。佩罗是二战结束以来获得普通票最多的“第三党”候选人，且财力丰厚，这样的一位挑战者居然“零选举人票出局”，表明美国两党制更趋成熟，“第三党”别说获得全面胜利，就连偶尔“偷鸡”的机会都不多了。

近年来势头最猛的“第三党”是成立于1971年的美国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该党连续参加了10多届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中不乏曾以共和党或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当选参众国会议员甚至州长者、著名政论杂志主编、亿万富翁和科技巨头等名人，前新墨西哥州长、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前马萨诸塞州长威廉.维尔德（William Weld）、《自由共和国》杂志负责人彼得森（Austin Petersen）、电脑反病毒公司老板麦卡菲（John McAfee）等都曾出现在该党政府总统候选人或提名竞争单上——然而如此既努力又有毅力的“第三党”，其候选人得票率历史上仅一次超过1%（1980年，候选人克拉克Ed Clark，得票率1.01%），从未在总统大选中获得哪怕一张选举人团票。

马斯克在美国政坛和社会的知名度、号召力显然远非西奥多.罗斯福可比，甚至从相对角度也远逊于华莱士，充其量只能媲美同样曾是美国顶流富豪且有漫长参政历史的佩罗，加上其“变色龙”属性和“杠杆投机”天性在网络时代暴露无遗，注定很难持久凝聚美国高端政治家和基层政治活跃人士的持久关注，更难持续吸附他们放弃驾轻就熟的yes or no体系，在一门标准化命题的考试中押宝“奇葩阅卷者”，去选择在答题时质疑考题本身。

日前完成初选的纽约市长选举似乎提供了一个旁证：公认且自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出生于乌干达的印度裔政治家曼达尼（ Zohran Mamdani）选择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并在初选中脱颖而出，而他如此选择是受到同样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OC）提点，后者同样选择加入民主党体系，并成功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众议员。这两位左翼政治家通过“保留政治诉求”加入yes or no框架并获得成功，而民主党则通过接纳他们收获选举胜利，他们在美式政党体系下各自获得了自己的基本利益（美式政客需要借助两党体系在更高平台表达自身诉求，美式政党只要能胜选并不计较自己的候选人有多少“政治色差”），只要不触犯众怒，在各自平台遵循最基本的党派纪律（如一名众议员，在党派规定“统一投票”的个别场合不能“任性”，其它时间则随意），就不会引发麻烦——一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伯尼.桑德斯几（Bernie Sanders）乎在所有议程上都“相性不合”，但他们却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顶着同一个“驴头”相安无事几十年。

正因如此，马斯克组建“美国党”以挑战特朗普的统治只能是下策——因为他此举意味着不仅以特朗普或共和党，而是以yes or no的美国政党体系框架为挑战对象，这几乎毫无胜算，考虑到马斯克的“变色龙”属性，他的“美国党”弄不好会成为一只不能语冰的夏虫。

那么有没有中策和上策？有。

中策是“带答案投入特朗普的对手党”，即争取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在某一层级击败特朗普或其代理人（考虑到特朗普已不能再参选，在合适层级或区间狙击其代理人还是有机会的）。

上策则是“带答案投入特朗普的党，并逐渐置换党内的特朗普因素”。只有置换并覆盖掉特朗普的选项，才最有机会且最“治标治本”地能够复制“特朗普式成功”——事实上他正是用这一招将一个长期充斥新保守主义色彩的共和党，在几年间改造成躁动不安的红脖子MAGA党，而特朗普核心支持者最大的战斗力保证“只认特朗普本人”，在特朗普一天老似一天且已任满两任的当下，正是若隐若现的最大命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