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蒙古草原与万里茶道交织的有一条盐道

清代，在蒙古草原与万里茶道交织的有一条盐道

作者/孙树恒

在清代蒙古草原的商贸版图中，与万里茶道交织的乌珠穆沁盐道以其独特的资源依托和贸易网络，成为连接草原与内地的重要纽带。这条以青盐贸易为核心的商道，不仅承载着与万里茶道物资交换一样的功能，更在民族交往、区域经济发展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一、清朝时蒙古草原的盐源，额吉淖尔的青盐遗产

蒙古草原的盐业资源中，以乌珠穆沁地区的青盐最为著名，其核心产地为今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古尔板”淖尔，后被尊称为“额吉淖尔”（意为“母亲湖”）。这片盐湖是内蒙古八大盐湖之一，面积达25平方公里，盐矿分布面积20.9平方公里，产盐量及规模在全自治区位居第三。

这里的青盐以品质著称，色青有光泽，呈方形晶粒结为块状，含盐纯度高，味厚质佳，自古便有“盐青质冠于全国，驰名中外”的美誉。其开采历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汉书·地理志》中以“青盐泽”记载其名，此后各代史籍均有延续，仅明确的采盐史就超过700年。

盐湖的形成源于众多盐泉的喷涌漫溢，高浓度的盐水经风吹日晒自然结晶，为原始采集提供了便利条件。每年七月份是采盐旺季，产量约5万担；五、六、八、九月次之，每月产量约3万担。这种天然结晶的青盐，从辽代开始便成为草原与外界交换的重要资源，至清代时，更成为支撑乌珠穆沁地区商贸的核心支柱。

二、清朝时的盐政管理机制

清代蒙古草原的盐业管理，在继承前代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制度，其中以乌珠穆沁地区的额吉淖尔盐池管理最具代表性。

（一）盐矿的核心地位

蒙古草原的盐矿以额吉淖尔为核心，其作为锡盟最大的“达布苏”（盐）“诺尔”（湖），是当地民生的重要依托。历史上，该盐湖的开采与交易从未中断，辽代时属阿宝机地界，被纳入早期商贸往来；元代采用官督商销模式，年销量达十六万七千担，交易规模显著；即便在明朝一度的经济封锁后，至万历年间民市放开，这里再度成为晋、直商人趋之若鹜的贸易据点。

（二）清代盐业管理制度的演变

1、清初的自由交易阶段：清朝初年，盐业实行自由交易，不纳税捐。内地商人常携带粮食、日用品前往盐池，以“车盐易米二石”的比例交换青盐，尤其在庙会期间，盐池周边商贸极为繁华。

2、税制的确立与完善：崇德年末，乌珠穆沁、浩齐特两旗加封后，为加强管理、增加王府收入，开始对盐业征税：每采盐一车收牧税白银三分、交易税白银三钱，合计三钱三分（折合银元0.45元）。此时盐年产量约三千万斤，折合七万车，一半供本地及邻近旗消费，另一半经海拉尔、林东、张家口等线外销。

3、官督商办与专营制度：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清政府为“外保国权，内裕国帑”，推行“官督商办”政策；民国三年（1914年），蒙藏院与乌珠穆沁右翼旗、浩齐特左翼旗商定税率，年产盐约三十万担，每担征税2元。1916年，财政部与两旗签订十年合同，明确管理细则：

实行执照制度，商人需持采盐照、验照、税单等五种凭证方可交易；

盐的采集与运输由蒙古人负责，外人不得进入盐池；

统一计量标准，以十六两八钱为一斤；

在多伦设口北蒙盐总局，配备195名马勇巡查缉私，分设西路、中路、东路多处稽查卡，所征税捐全归朝廷。

三、乌珠穆沁盐道，草原上的“盐脉”与商贸网络

如同万里茶道在中俄贸易中的地位，乌珠穆沁盐道以额吉淖尔为中心，形成了辐射广泛的运输网络，成为清代蒙古草原最重要的商贸通道之一。

（一）盐道的形成与发展

盐道的兴起与青盐贸易的历史脉络紧密相连。辽代时，盐的销路主干线为林东（辽上京城）线，途经哈拉嘎庙、彦吉嘎庙，商贾多来自今通辽、乌丹、赤峰、承德等地；元代上都城（今正镶兰旗）建立后，因距盐池仅384公里，商道进一步拓展，商贾沿张家口、独石口北上，经上都至古尔板淖交易，年运盐达万车，商道上马车日夜穿梭，极为兴旺；清代在前代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更为规整的东、中、西三路主道。

（二）运盐路线与运输方式

1、三大主干路线：

中路：从盐池出发，经胡吉尔台、罕白庙、浩勒图庙、毕流台坝，分输至经棚岔道子、北什巴尔台、土城子等处分销；

东路：经彦吉嘎庙、天和梁、林贝子府，分输至巴林桥、新地等处；

西路：经哈楼高勒、白音图、浩勒图庙，分输至巴彦门都、巴言库伦、克力更等处。

三路最终均南下，经围场、赤峰、承德、张家口等关隘进入内地。

2、运输规模与方式：

运盐旺季为每年5月初至10月末，运输工具以牛车、驼队为主——牛车每车装盐约150公斤，骆驼每峰驮100-250公斤。运盐者通常结队而行，十几人一组，赶4-10辆牛车或5-7峰骆驼，携带帐篷、炊具及修车用具，日行20-30公里。商人则从三月开始，结合牧区日用品需求与畜产品产出周期，沿驿道云集盐池，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场景。

四、乌珠穆沁盐道对蒙古草原的多方面影响

乌珠穆沁盐道的繁荣，对清代蒙古草原的经济、社会、民族关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促进草原商业的周期性繁荣

乌珠穆沁地区的商业以额吉淖尔盐和牲畜交换为核心，其兴衰与盐道贸易紧密关联。辽代兴起，元代中叶发展，元末明初因局势逆转而萧条，明末清初再度兴起，至清代中叶趋于巩固。盐道的存在，使商业活动呈现明显的周期性——采盐旺季（七月）与畜产品产出期重叠，商人云集盐池，以日用品交换青盐和畜产品，形成“出盐季即贸易季”的特色。据记载，清代中期各地年运盐量可观：多伦7.4万担、经棚1.3万担、独石口6万担、张家口1.8万担等，庞大的交易量带动了草原商业网络的形成。

（二）推动区域经济的互补与整合

盐道的贸易遵循“以盐易物”的模式，形成了草原与内地的经济互补：蒙古地区输出青盐、绒毛、皮张、牲畜等资源，换取内地的粮食（白面、小米、炒米）、布匹、茶叶、铁器、日用品等。交换比例虽存在不等价性（如商人以三元商品换价值四元的盐），但客观上满足了牧区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求，也使青盐成为蒙古草原参与全国市场分工的重要媒介。同时，盐道沿线的多伦、经棚、赤峰等城镇因中转贸易而兴起，成为区域经济整合的节点。

（三）深化民族交往与文化融合

盐道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是民族交流的纽带。山西、直隶等地商人长期往返于盐道，与蒙古牧民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关系，甚至形成了“商人结队同行，牧民提供宿营便利”的合作模式。每年盐池周边的庙会（如达布苏庙祭祀活动）更是民族交往的高潮——王公贵族参与祭礼，牧民与商贾交换物资，期间还举办摔跤、赛马等传统活动，使商业场所同时成为文化交流的平台。这种持续的互动，打破了“蒙古民族视商业为劣业”的传统观念，推动了民族间的理解与融合。

（四）塑造草原社会的治理格局

盐业贸易的重要性，使盐道管理成为清代蒙古地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从早期的王府征税到后期的“官督商办”，从盐池驻兵监督到沿途设卡缉私，盐业管理体系的完善，既强化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也促进了草原社会的规范化运行。额吉淖尔作为“天赐神水”，其资源归属与开发权的演变（从蒙古人自主管理到1946年收归锡盟民主政府），折射出草原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总之，乌珠穆沁盐道作为清代蒙古草原的重要商贸通道，以额吉淖尔的青盐为核心，构建了连接草原与内地的物资流通网络。它不仅推动了乌珠穆沁地区商业的周期性繁荣，促进了区域经济互补，更在民族交往与边疆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条盐道的历史，既是一部青盐贸易的兴衰史的见证，也是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成为理解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互动的重要窗口。

主要参考资料：《西乌珠穆沁旗志》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大盛魁公司文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