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体系与学诗路径——《中华诗词写作教程》的启发

诗学体系与学诗路径

——《中华诗词写作教程》的启发

文 | 李虹澄（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新近出版的《中华诗词写作教程》，一套五册分诗体编写。相比古今同类读物，具有鲜明特点：体量较大、学理性强、结构严密，既可见一条引导学诗者从入门到深造的路径，同时又构成一个大体完整的诗学体系。于“教诗”中寓以“诗教”，让读者在学诗时理解诗之所以为诗。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瑰宝，与之相伴的是国人逾千年的学诗历程。自古以来，应用于学童发蒙、应举试帖诗的诗法类读物层出不穷，到了当代，诗歌写作自学读本也数不胜数。在当下编写《中华诗词写作教程》，必须具有突破性。由中华诗词研究院组织编纂，以学界权威组成撰写团队推出的这套教程，打破已有固化条条框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虽定位为实用的诗词写作指导用书，又不乏理论含量，直观易学，又循序渐进。仅从书的总目就可感受，它既是一条引人从入门到深造的学诗路经，又构成了一个大致完整的诗学体系，在可操作的技法传授中，让读者接受传统诗学的熏陶。

一、童蒙诗法与精英诗学的结合

在中国漫长的诗学发展历程中，传授诗歌写作技法的诗格、诗法类著作和品鉴诗作、谈论诗学的诗话从作者身份到内容表现均存在分野。蒋寅先生《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将其概括为“童蒙诗法”和“精英诗学”。

相较而言，“童蒙师法”意在传授基础性的作诗法则与技巧，为初学和应举服务，故多为结论性的法则，侧重于规范性和可重复性；而“精英诗学”以宋代诗话为代表，除却诗歌外部研究，对诗歌文本的讨论多集中于警句的品评鉴赏、句法辨析，以及基于此阐发的诗学观念。

至此，我们方能认识到《中华诗词写作教程》的空前意义：撰写团队不仅有知名诗学学者，更有专业的近体诗创作者：查洪德教授（《七律》）、蒋寅教授（《五律》）以及王兆鹏教授（《词学》）皆为学界权威，而易闻晓教授（《七绝》）、陈骥先生（《五绝》）在卓越的诗学成果外还有多年诗歌创作经验，身兼学者与诗人。如果仅求写出合乎格律和对仗法则的诗词，当代多数诗词写作普及读物即可胜任；但意欲令今人理解古代诗人的灵心妙用，甚至创作出风调比肩古人的佳作，就还须指导者具备博古通今的诗学素养，自成一家的独到眼光，此为一般读物之作者所难及。

所以，该丛书在章节设置上，虽以具体的形式要素为划分依据，但“诗法”“诗课”所论多置于宏观古典诗学体系的观照之下：如第一册《五绝》第一章“体要”，开宗明义，明确“仅仅从形式上把握诗歌是不够的”，继而基于古人对诗歌“根本特性”的不同侧重而以四小节分论情、志、景、事，以此作为受众认知诗歌的“大纲和要领”。

除却体系性的把握，借由传授诗法而引介诗学观念还表现为运用多样的文献、前沿的学术成果。其中，古典文献不仅见于正文阐述，亦有协助深入理解的材料阅读，以《五绝》分册为例，其“诗课”之下既引用古代童蒙诗课《笠翁对韵》《声律启蒙》，也引经典文论《典论·论文》《诗品序》《与元九书》，有专门论诗的诗话材料，还有如《红楼梦》“题咏大观园”“香菱学诗”等记叙古人作诗学诗的佐证材料；此外，市面上的不同诗歌读本所选的诗例雷同度较高，缺乏多样的典范和深入的解析，《教程》的诗例则更丰富且突出研究者的专业解读；最后，学者还将学术积淀与得意成果渗透在阐述中。

由此可见，作为“以训初学”的诗法著作，《教程》的学理性远超传统诗格，其体系性又为多数诗话所未有。《教程》是将精英诗学的内涵纳入童蒙诗法的框架，从而令古典诗歌的创作技法从独家金针秘技重新成为天下公器。

二、融古启今的学诗体系

精英诗学和童蒙诗法的着眼点不同自古而然，作为今日的受众，与传统诗歌教习还多了一层古今之隔阂。古代近体诗歌创作的场合自有其传统，但这一传统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后便已消解，语境和文化环境的消失更为传统诗歌的现代传播制造了困难——古代社会，近体诗歌运用于应试、酬答乃至娱乐消闲等众多生活场景，但对今人而言，在课堂学习之外不易接触到诗歌知识，这就意味着许多先前不言自明的法则需要以明确的形式被介绍给普罗大众。

《教程》的编写立足今人作诗、读诗之用，因而在弥合古今认知罅隙的同时，也是对传统诗学体系的完善与裨补。

古典诗学体系包括从作诗的字句到诗学理念，譬如诗歌的意义和诗歌的语体风格。因为传统诗话围绕警句而论，诗格功能驳杂而不重辨体，故宏观和系统性的诗歌分体论述是长期缺乏的。

《教程》的一大特点即依体裁结册，分论诗歌创作要领，不仅每册在章节的安排上因体裁的差异体征而各有侧重，且擅于在阐述中穿插各体裁在语体、句法等微观风貌上的对比。五言绝句最为调古，因其源自五言古诗，不同于七言绝句和律诗是自歌行演变而来，故《五绝》分册关注五言律绝与古绝的分野，章节安排侧重于“平仄”“押韵”“对仗”等律体要素的分辨；七言绝句重才情、贵风神，具体于诗篇，表现为句法天成、章法流畅，因此《七绝》分册特设“风致”一章，而在“句格”“篇章”二章下分题细论“自然”“一顺”“巧构”“浑成”；五言律诗典重端庄，讲求兴象圆融，《五律》分册开篇首章便举“取境”“炼意”“炼句”“炼字”诸法以为五律“要领”；七律为近体诗中体制规模最大者，亦最重篇章调度，句与篇皆追求针线细密，《七律》分册有“句法”“章法”“谋篇”三章以申说律诗法度之严密；词虽常与诗并称“诗词”，其体自成一家，《词》分册于“词调”“声调”“结构”等章节介绍词与诗不同的文体特征与表现手法。

在语体风格等更微观的审美层面，同为近体诗的绝句和律诗，诗句亦风貌不同，但二者差异何在？诸如此类论断，历来罕有所以然的说明。易闻晓教授在论述七绝“直流而下”的句式特征时，巧取耳熟能详的七绝诗句句意作七律句，如化“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成“骑犊牧童遥指处，酒家隐杏在孤村”，将“忽闻岸上踏歌声”改作“踏青柳岸忽闻歌”，“桃花潭水深千尺”改为“红映桃花千尺水”。由此，绝、律二体的语体差异便鲜明，直观地体现出绝句追求圆转流美而律诗句法则强调劲健曲折的特征。

除却辨体问题，诗歌的声律和语辞同样存在异代之隔。对此，《教程》兼顾科学原则与实践品质，采取较为融通的态度，在阐明古人诗歌的创作法则之外，也为今人提供权变空间：如声律问题，《七律》分册“唐韵”部分提及旧体诗界关于用平水韵还是《中华新韵》《中华通韵》的争议，最终提出主张：学习阶段以用平水韵为宜，到熟练掌握后创作者可自由选择。再如“成辞脱化”问题，指古典文学中历代祖述积淀而成的特定词语或意象，赖于使用者充分熟悉文化语境，因此，对于缺乏这一点的当代人而言，需要额外说明和刻意积累。《七绝》分册“成辞”部分写道：“成辞的运用维持着语言的习惯，也培养着阅读的感受。例如‘东篱’‘南亩’‘西楼’‘南浦’，这些古人常用的成辞已经深深根植于读者的心中，如果换成‘西篱’‘北亩’‘东楼’‘西浦’就会觉得别扭。”“诗用成辞，就进入了历史空间。” 易闻晓教授由此提出写诗的关键不仅要合律，也须运用成辞，随之罗列若干取自古诗词的成辞。与此同时，易闻晓教授还于该书中收录十数篇其本人自创诗歌，而这些作品中就引入了不少当代新事物和意象。蒋寅教授撰《五律》“用语”部分与之要旨相近，但又在该节“诗课”下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邀请读者思考当代作诗袭用成语和自铸词语间的取舍原则。

纵观《教程》分册，目录章节设置由表及里地包含了诗歌的众多形式要素、主要题材（体要）、代表性风格等层面，从而形成了充实的结构，基本覆盖了古代诗法的知识体系。同时，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出于古今之人知识结构、文化环境的差异，各撰者在诗歌辨体、声律体系、成辞用语等方面的关注与补充，进一步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善的、融古启今的诗学体系。

三、“道”“术”兼具的学诗路径

《教程》不止是一部学术性、体系性成熟的当代诗词普及性读物，“教程”二字将编写目的更落脚于指导和教学。所以，除却对古代诗词创作原理的介绍与分析，更要切实指导今人的写作。在《教程》的章节规划和诗课设置上，我们不难看到撰写团队在教学构思方面的用心，从接受者角度而言，该丛书亦提供了学诗路径的有益启发——在具体的形式性知识之外，路径对后来者学诗影响重大，因为路径的选择既影响用功的效益，也包含了对师法目标的取向，乃至学诗者对诗歌本质的感知。换言之，成熟的诗歌作者需要对创作对象具备从形而上之本质到具体技法的全面把握。

首先，就效用而言，传统的诗格和诗话都在实践品质上有所不足：一方面，诗格类著作或分门别类而举诗例，或以简短如口诀的形式直陈论断，诗话虽相较而言略多讨论和阐释，但二者仍相对依赖接受者对其所以然的“心领神会”；另一方面，传统诗学著作对佳作的生成多表现为“应然性”描述，而缺乏针对性的指导和训练。具体以创作顺序为例，诗格主张作诗从首至尾一气呵成，唯有顺序而成，诗作才能浑然。然而这只是理想化的推论，实际近体诗创作多是连字成句，缀句成篇。同时，因近体中二联是对仗句，故有时需以“字对”组合而成一联。可见，在浑然天成的追求之下，斟酌考量组字成句、对句成联、集联成篇，才是自古普遍的实际困境，也是学诗者最需要训练的案头之“术”。

对此，《教程》的“诗课”有不少针对性的练习，例如：《五绝》分册在“字对”“词对”“句对”三部分中均有选字、选句填空以完成诗句、诗篇的题目；《七绝》分册在“黏对”部分要求依据给出诗句作出上下句，“组字”部分的习题则是填写诗句中空出的形容词或动词，以此培养“炼字”思维；《七律》分册在“承接”部分安排的题目，是按章法为四联诗依次排序。此外，《五绝》分册“赠答”部分的题目，要求为何逊的《相送》诗创造一首“答诗”，从诗作的实用角度应对“未知可以赠谁”问题。无论是句中觅字、因句成联、安排诗联章法顺序乃至赋诗酬答，这些训练的设置都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古今诗人创作考量的真实过程，极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其次，就取法对象而言，古代诗话针对学诗有两类不同的路径取向：一者为取法最为卓越的典范：这类论者以为，取其上者尚得其中，因此必以第一流的作者为首要师法对象；另一则倾向于取法更近、相对有程式可循的后学者。但是，无论是“取法乎上”还是“取法乎近”，两种路径皆有明显的缺陷，前者自身才力过人，效法者不易找到入手处，后者运思与血脉相对外露，效法者易成呆板刻意。《教程》各册在“诗例”和“诗法”的安排上有意协调了二者：以知名度最广最佳者为当课的诗例，在诗法分析的过程中引入相对易学的、中规中矩之作以为参照，并以少量“出格”的特例作为补充，从而主次分明地展示古人在该类型创作中的上品与下限。

最后，正如《教程》编写说明所言，“本教程旨在‘教诗’，兼及‘诗教’”，明确诗歌之根本关乎学诗、作诗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长期以来，传统诗教关注诗歌作为载体对传播儒家伦理、陶冶道德情操的政教功能。但是，这些前人的诗教实践或于现代精神已过时，或在现代教育中已被替代，何为与当代契合的古典诗歌观念呢？

叶嘉莹先生于中华诗教传播领域深耕多年，她提出：“诗歌之所以为诗歌，在本质方面是一直有着某些永恒不变之质素的缘故。关于这种质素，我在经过了多年的批评实践之后，终于在后来提出了一个较明确的说法，那就是‘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我的诗词道路》）具体而言，就是“得之于自然界景物节气之变化的感发，与得之于人事界悲欢顺逆之遭际的感发两大因素”，因此，“诗歌的创作，首先需要内心有所感发而觉得有所欲言，这便是诗歌之孕育的开始”。（《迦陵论诗丛稿》）

中华诗教在当代的践行离不开把握诗歌中“兴发感动的力量”，读诗与作诗皆然。欲“内心有所感发而觉得有所欲言”，则需在日常生活中拥有诗家眼光，而《教程》所称“兼及诗教”，亦是体现于此：蒋寅教授在《五律》分册“白描”中提出，对人情世态白描的能力源自作者对“生命情景的深刻体验及特殊感受”，而“人性情中的一点灵光，就是诗”。而易闻晓教授现身说法，在《七绝》分册中提供了其即事而作的丰富诗例，如“事理”部分中的《书事》《春日即事》，“趣味”部分中的《校园杂感》，都是撷取自当下生活的场景与情趣；在诗课部分，读者被鼓励去关注、发掘亲身体验并提炼成诗，如《五绝》分册“送别”中的诗课，撰者请读者回想与自己最好的朋友分别的情景与心曲；再如《七律》分册“行旅”中的诗课，作者针对古今交通工具变革，启发读者以现代眼光和亲身经历重新书写旅行过程和客居体验。

在当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由最先进的AI生成的“古典诗歌”已足以乱真。有人质疑：人还需要写作诗词吗？还需要学写诗词吗？读《教程》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需要。当今需要，未来也必然需要。人之妙观逸想，深心婉曲，隐微之情，需要借诗以发；人之灵妙之思，高情远韵，意外之意，味外之味，是人也只能是人的灵心妙运。读《教程》，我们完全可以得到相关的启示。

综上所述，《教程》从学理性而言，是将专业性精英诗学纳入童蒙诗法的框架内；从诗学体系性而言，是在基本覆盖传统诗法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知识结构进一步补充完善；从学诗方法而言，深入浅出地为读者指明了一条行之有效而“道”“术”相贯的道路，最终导向古今之诗心妙悟。至此，《中华诗词写作教程》以其鲜明的特色与众多突破之处，虽冠以“教程”，却堪在讲授、教学古今诗歌的著作中独树一帜。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5年第5期，为部分节选，如需使用请以原刊为准）

《中华诗词写作教程》

中华诗词研究院 编

978-7-5760-5293-0

160.00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介绍：

教程以近体律诗和词的写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兼五言、七言古诗的知识与写作训练，不包括散曲。大致按体裁编成五个分册，依次为《五绝》《七绝》《五律》《七律》《词》。其中《五绝》《七绝》分册包括不属于近体诗范畴的“古绝”，《五律》分册兼及五言古体诗，《七律》分册兼及七言歌行，教程既重点突出，又能充分体现我国诗歌体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内容编排上，每册安排32课，分八单元，单元导语概括本单元学习的核心内容。每单元分为4课，以“诗法”标目。每课内容依次包含诗例、诗律、诗意、诗法、诗课五个模块。

制作：龚雨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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