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一个良知之士离我们远去

2025年7月7日早晨，傅国涌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生于1966年11月，享年未满59岁。

前些时我还看到他在发朋友圈，总是那么的乐观的样子，太不敢相信了，没想到转身就离去；就在昨天（7月6日），他的朋友圈还在更新，对社会热点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和热情的鼓呼；多年前，他还为我的著作《辛亥百年》撰写推荐语，以他一贯的真诚与睿智提携后进。真是天妒其才，真是是哀伤的一天！

在这个信息爆炸却思想匮乏的时代，傅国涌先生的突然离世犹如一盏明灯的熄灭，让无数读者、学子和关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们陷入深深的哀思。这位以“布衣之身”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留下深刻印记的知识分子，用他五十八年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以言报国的责任担当，什么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人风骨。从历史学者到时评家，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儿童教育实践者，傅国涌先生不断转型却始终不变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坚守和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他的离去，不仅是知识界的损失，更是这个时代良知声音的又一次沉寂。

傅国涌1966年出生于浙江乐清雁荡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在当地的乡村完成基础教育后，他进入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这段并不显赫的学历背景却孕育了一位后来在思想界卓然独立的学者。毕业后，傅国涌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乡村中学教师，这段与青少年直接接触的经历，或许埋下了他日后投身教育实践的种子。20世纪末，傅国涌正式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这一写就是二十余载，留下了等身著作和数百万字的文章。

傅国涌的学术道路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与学院派史学家不同，他没有博士学位，没有高级职称，却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较早引起学界关注的作品是他的《金庸传》，这部传记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一改“以往《金庸传》作者们无一例外的仰视之姿”，以平视的眼光、客观的立场和翔实的史料，刻画了一个真实而立体的金庸形象，不仅是武侠小说大师，更是报业巨子和社会活动家。这种不阿谀、不隐恶的写作态度，虽然招致了传主金庸本人的不满，却赢得了读者和学界的尊重，著名金庸小说研究者刘国重评价傅版《金庸传》是“历来质量最高且最有影响的金庸传记作品”。

傅国涌的历史研究始终聚焦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和近代企业家的本土传统。他善于从私人记录中发掘历史真相，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中，他通过梁漱溟、胡适、竺可桢、沈从文等十四位知识分子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真实记录了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这种以个体生命体验折射大历史的写法，成为傅国涌历史著作的鲜明特色。在《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他同样摒弃了宏大叙事，而是通过那桐、荣庆、叶圣陶、吴宓等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私人记录，还原了一个多维度、多声部的辛亥革命。

傅国涌的历史写作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同时又不失批判的锋芒，他深受基督教信仰和启蒙思想影响，2008年冬天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使他的作品既有理性的清明，又不乏悲悯的情怀。在《追寻失去的传统》《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等著作中，他追溯了中国言论自由和公共空间的兴衰起伏，为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傅国涌曾说过：“写史就是要用资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的作品在思想性和学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傅国涌不仅是一位埋首故纸堆的历史学者，更是一位积极介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在2000年代中国媒体相对开放的时期，他成为多家重要报刊的专栏作家，“一些风格新锐的日报和新闻周刊，遇到突发新闻事件，争相约稿，希望以他的时评为媒体增色”。面对国内发生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傅国涌总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热烈地是其所是，鲜明地非其所非”。他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研究者，转变为“以言报国的实践者”，“以一介布衣之身，完全凭自己的正气、热情和才华，在公共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傅国涌的公共写作涉及领域广泛，从教育问题到社会公正，从历史反思到现实批判，他都能以深厚的历史素养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提出独到见解。在《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等媒体上，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这些文字既保持了学者的严谨，又具备公共写作的锐度，在知识界和普通读者中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傅国涌的时评写作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以史为鉴，善于从历史纵深中把握现实问题；二是文风朴实，避免学术腔和八股调；三是立场坚定，不随波逐流。他的言论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需要不小的勇气，但傅国涌从不畏惧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正如学者丁东评价他的恩师许良英时所说：“在学术和思想问题上，他特别认真和直率，有意见从来不含糊，总是直率地表达”，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傅国涌本人。

随着中国媒体环境的变化，“报纸杂志媒体式微，出版空间日益逼仄”，傅国涌的公共写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言说的责任，而是不断调整表达方式和传播渠道，在可能的范围内继续发出理性的声音。甚至他的朋友圈成为了与读者交流的新平台，直到生命最后一天，他仍在关注社会热点，仍在为公平正义鼓与呼。这种坚守令人动容，也彰显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风骨。

面对日益逼仄的言论空间，傅国涌没有选择沉默或逃离，而是进行了一次令人敬佩的“战略转移”——“潜心于教育，特别是儿童作文”。这一转向看似突然，实则有其内在逻辑：早年的中学教师经历让他对教育始终怀有热情；对历史传统的关注使他自然思考文化如何传承；而作为父亲，他更切身感受到当代教育的缺失。于是，傅国涌开始了他的教育实验，“招收了一些十岁上下的孩子，传道授业解惑”，将毕生所学所思传递给下一代。

傅国涌的教育实践极具创新精神，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他“开门办学，带着孩子们，远赴俄罗斯的皇村讲普希金，波良那的庄园讲托尔斯泰，到英国的哈什福德讲莎士比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讲文艺复兴，甚至把国语书塾开到东京”。这种“行走中的课堂”不仅让孩子们在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更培养了他们的世界眼光和人文素养。傅国涌深信，教育不应局限于教室和课本，而应该在广阔天地中进行，在与伟大文化遗产的直接对话中展开。

傅国涌特别重视儿童作文教学，认为写作不仅是语言表达，更是思维训练和人格养成的过程，他反对应试作文的套路和虚假，鼓励孩子们观察生活、真诚表达。在他的指导下，许多孩子的作文摆脱了陈词滥调，展现出惊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傅国涌曾说过：“作文是生命的流露，是思想的体操”，这一理念使他的作文教学超越了技巧层面，触及教育的核心，人的全面发展。

尽管“桃李遍天下”，傅国涌始终保持着教育者的谦卑和热情，他不以权威自居，而是与孩子们平等交流，共同探索知识的奥秘。他的课堂没有严厉的纪律约束，却有强烈的思想吸引力；没有标准答案的灌输，却有无限的探索空间。这种教育方式需要教育者付出更多心血，但收获的也是孩子们真正的成长和终身受益的能力。

傅国涌的教育实践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当大多数家长和学校都在为分数和升学率焦虑时，他坚持着“育人”“而非”育分”的理想。虽然他的学生数量有限，影响却可能非常深远，这些孩子长大后，将带着傅老师播下的种子走向四面八方，在不同领域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傅国涌的教育事业是他留给未来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五十八岁，对一位学者而言正是思想成熟、创作力旺盛的黄金时期，傅国涌的突然离去，留下了太多未竟的事业和未完成的思考，这是最令人痛惜之处。他那些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尚未成书的教育心得、计划中的海外教学行程，都随着生命的戛然而止而成为永远的遗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傅国涌在有限的生命里已经创造了丰富的价值，他的作品和精神将继续影响后来者，他的追问和思考也将由那些受他启发的学生和读者接续下去。

在悼念金庸的文章中，傅国涌写道：“我们将继续追问、寻找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他依然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告慰傅国涌先生：他关心的教育问题、历史课题和社会正义，将继续被我们追问和探索；他的著作和精神，将“依然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意义上，傅国涌并没有真正离开，他只是加入了从王韬、梁启超到鲁迅、金庸、许良英的那个行列，那些用思想和文字参与民族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行列。他们的生命有限，但他们点燃的思想火种将长明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