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河》徜徉录

《爱河》这部小说写了一群以水为魂，盼水如命的人。他们用超人的劳作，给家乡干渴的土地引来甘泉，而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感情也在其中得到浇灌，得到净化。那个严峻而又荒诞的年代留在关中西部大地上的宝鸡峡水利工程，在进入这部艺术作品之后，对象化为一条流淌着秦人之爱的河。其中汇聚着世代秦人河似的爱，深挚的爱，苦痛的爱，堵抑终而畅达的爱。这里有歌的翻飞，有泪的沉浮，有人生和命运的回流。

作者梦萌，自称是干裂土地上长大的瘦麻麻的男儿，极像那“晒了花”的枯涩的玉米杆儿，大半生却做着两个湿漉漉的梦——水的梦和文学的梦。也许还有一个梦——关于湿漉漉土地的梦。一开篇他就描绘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主人公沈平，为了逃避厄运深夜藏在大坝上拖拉机链辊下，疲累地进入了梦乡。他暂时忘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暂时忘了他。凌晨上工时，碾压黄土填层的拖拉机开动了，这个二十四岁的青年被几十吨重的大碌碡压进大坝之中，刹时血肉横飞，骨架碎裂，青春、生命从此永远和大坝粘连构筑一起，在巍巍的黄土大坝中，在粼粼的水库波光中涅盘。作者无限悲怆地慨叹：“水有魂吗？……如果有，它就不该忘记他啊！”小说的最后，作者的笔又一次回锋写到这个场面。

这无疑是西秦旱原世世代代人民的象征——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血汗将土地和水搅拌粘合在一起的啊！也毋宁说这是作者的一种自喻——梦萌和他的父老乡亲们一样，也是愿意用自己的血汗将土地和水，再加上文学，搅拌粘合在一起的啊！

《爱河》写了宝鸡峡水利工程建设的艰难曲折，写了那个不幸年代激荡人心的生活和斗争，写了几对男女青年的命运和爱情故事，但又不止此，从小说中可以分明感受到作者生命的投入，真性的投入，真情的投入。那流贯在生活故事之中的对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对生活的热情和诚挚，对美的营造和对艺术的探索，虽不能说深刻地震撼着你，却常常使你怦然心动。就连作者的语言，在乡土味中，也常常浸渍着一种情感，那是一般人在说到自己亲人时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感情。

梦萌和许多作者不同的是，他自己就是工程的直接参与者，不是三两个月的参与，而是整个青春的投入，是整个生命与水利事业的熔铸。当他执笔为文，他是在写人民的事业，也是在写自己的事业；他是在写那一代人的悲欢，也是在写自己的悲欢。他是西秦大地历史实践主体中结结实实的一员，又是长篇小说《爱河》的艺术创作主体。这两个主体在梦萌身上的结合，含纳着极大的历史信息。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中早就向往的，劳动人民不但在历史实践中，而且也在精神劳动

中确立自己的新形象、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新境界。也是毛泽东反复号召的，文艺工作者要和人民群众长期的（对他来说是终生的）、无条件的、全身心的结合。这种命运和感情的熔接，使得《爱河》中所描写的生活场景、生活故事、人物性格、感情世界已经不是一般所指的作家的“生活积累”。因为“积累”两个字，多少还带有一点外在生活在作家心中沉淀的意思，而对梦萌来说，却是作家自身命运的烙印，是较完全意义上的内在生活在作家感情世界的印痕。因而生活故事从一开始起，就拌合着作者心灵的震颤，感情的共振。在《爱河》作者的心里，生活故事是和感受一道萌生、一道发育、一道完善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掀开小说的章节，才能不仅看到对生活气氛、生活细节、各具个性的人物的娴熟而精细的描绘，而且能感受到流贯其中的作者自身生命活泼泼的跃动。间或这种生命的跃动会受到一些阻隔，心灵感受和生活素材也会显得不那么浑然一起，但那不是因为作者的命运、感情和他描写的人民群众的形象有多大隔阂，而是由于作者艺术创造功力还稍欠火色，不能结构、表述得更好。

《爱河》中，一方面人的形象和水的意象构成饶有深意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文革”时代干渴的心灵、干涩的社会气氛和干裂的土地，又构成饶有深意的对应关系。这两个序列的对应关系，使小说透过表层的生活开掘出了深层的意蕴。人民群众作为历史进步的力量，在社会实践中显示出河水般的灵动，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气氛的营构中显示出雨水般的清凉湿润。但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人民生命的活力像土地一样被干旱的社会气候所板结。这构成了小说故事情节和各种冲突矛盾最深刻的动力、动因、动律。

王淼这个复杂的形象最典型地说明了青年人如水般的真情真性，在遭到当时社会的压抑和恶势力的凌辱后，如何发生轻度的畸变。她冒充黄永胜的亲戚，采购工程急需的钢材，又调动飞机空投和营救被水围困的民工，最后暴亡于泄洪洞湍流之中，用错误的做法，宣泄了自己对水利工程的热爱和对那个时代的绝望。而在她对沈平的爱中，却依然闪烁着自己心灵中美好的感情。男主人公沈平在文革中曾经干过一些亲痛仇快的事，但在投入水利事业，不息地追求水的理想中，逐步校正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最后将血肉之躯筑进了大坝之中，完成了人格和生命的升华。诸山猫、张狗团虽然流露出些许流氓无产者的习性，但都在水利工地的实践中，淘汰了杂质，显露出劳动者纯真的精神质地。潘雨生、潘欣生兄弟的丑恶，是被流动的“水”流濯出来的，又是那一丝尚未完全泯灭的“水”的真性使潘欣生陷于精神分裂。珍珍等人，则几代人忠贞于水的事业，他们不但以切实的劳作使水的事业获得成功，也因此获得了自己心灵的晶莹……

我们可以说，小说的每一个人物性格的形成，几乎都能够勘探到隐藏在其深处的“水因”，每一个人物命运的转折，也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水力”所致。水的意象便这样浸润到了生活和心灵的深处。

由于作者以水为人物的精魂，以水为小说的文眼，在创作的精神和风格上，相应地追求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色彩。

小说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面人生世相，不回避矛盾冲突，着力在矛盾冲突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很少有那个时代虚假的理想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尝试着对生产活动、水文化知识的诸多细节作精致入微的、丝丝入扣的描写，对一个地域、一个时代、一个行业的各种生活、生产细节起到了文化保存的作用，这使作品不但有社会历史的信息量，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文献的信息价值。你能感觉到新现实主义小说对作者的某种影响。

小说的浪漫色彩和浪漫气质，当然与水不无关系。从全书“水魂”的意蕴，“水魂”的意象，到生活风情（民歌对唱）、人物性格（诸山猫）、人物命运（两个主人公的“水葬”与“坝葬”）的浪漫色彩；从跌宕奇诡的故事、幽默跳荡的语言和最后亦真亦幻的想象，都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浪漫色彩的线索在小说中的绵延。

《爱河》严峻的现实主义和浪漫色彩的结合，不完全是五十年代末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两结合”常常和虚假的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这部小说严峻的现实主义和浪漫色彩，则时时浸透着对那个荒诞岁月中荒诞人生的揶揄和忧患，这在气质上又带出一点现代感来。

对“文革”生活的反映，小说有令人注目的探索。第一，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能够将当时“左”的社会政治气氛和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等“左”的东西，从人民群众改变家乡面貌、改变生存条件的创造性历史活动中剥离出来，既不回避前者，又敢于放开笔墨写后者，显示出一种科学的态度。第二，能够将群众性的水利工程实践放到历史文化的延长线上来展开，即“水魂——民族魂”的历史文化线和“时代——政治”的现实斗争线。虽然在空间上交织，却在时间上拉开了距离，这在客观上对当时“左”的政治路线是一种淡化。第三，作者对文革中“左”的东西，一般不正面批判，大多是作生活的显示。但是，通过人物关系的变化和人物命运的设置，作者的感情指向却是明确无误的。沈平先是在“左”的迷雾中迷失，继尔在切实的劳动中得到了拯救，把握了自己的命运。潘欣生乍看是那个时代的获利者，而灵魂的拷问终使自己神经失常，成为“左”的路线的牺牲品。这一切，都传达了作者正确的政治和道德判断。

《爱河》如果在艺术构思、主旨开挖、人物塑造（特别是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展开）和文化感、历史感的总体把握上再下一番功夫，再做一番艰苦精到的努力，就可避免个别段落的芜杂而趋于成熟和完美。

（此文最初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刊载于《小说评论》，再后被多种文集收录）

作者简介

肖云儒，文化学者、书法家、教授、研究员。祖籍四川省广安县，1940年11月生于江西省赣州于都县，现定居陕西省西安市。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突出贡献专家。时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德艺双馨艺术家。被聘任为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七所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历任陕西日报社文艺部记者，中国文联委员，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会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政协委员，西部新闻文化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文化产业学院）名誉院长。2021年5月，当选陕西省传统文化发展促进会终身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