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报告”在中国

▲赫鲁晓夫（1894年4月～1971年9月），前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53～1964年），斯大林的继任者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溘然长逝。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亦称“秘密报告”，首次公开披露骇人听闻的斯大林屠戮行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至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一

这个报告在中国是严加保密的，只有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党内高级干部方可听到内部传达。据作家黄秋耘回忆，作协十三级干部以上内部传达“秘密报告”时，是在一个密室里关起门来念，一个字也不能差。出门后不许交谈，不许议论，更不许对外人（包括家人）泄露。那天下午从两点开始，听了两三个钟头。听了传达，一个个失魂落魄，十分震动，脸色都变了，没想到斯大林时代杀人会如此惨烈。

韦君宜家与黄秋耘家住对过，当天晚上，韦君宜哭得很厉害，很激动，不住地说：“这是事实吗？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她的《思痛录》里，专辟一节“当代人的悲剧”来讲述她与丈夫杨述这一代革命家的信仰悲剧，即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以对领袖的信仰来代替对主义的信仰，坚信列宁、斯大林所说的一切，认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然而，残酷的真相迫使自己对这种宗教似的信仰产生了疑问，最起码，这部“秘密报告”是让她“付出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

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韦君宜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自由思想了。”韦君宜相信他说的话，她在市委讨论会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苏联）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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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协讨论会上，韦君宜又同大家一道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呢？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同大家一道感到庆幸：幸亏中共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二

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很成功，普通百姓只晓得有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至于具体内容，则一概不知。倒也平安无事。可是偏偏就有一些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悍然”积极传播“秘密报告”。他们后来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无一幸免。

1957年春天，北京大学校园里热闹非凡，大字报琳琅满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订有一份英国的《工人日报》，上面刊登了“秘密报告”的英语译文。数学系任大熊1955年毕业留校当助教，他可以进入外文期刊阅览室。发现这篇报告后，他便逐段译出，抄在稿纸上，每过几天在阅报栏内贴出一页。围观者众。

因报告的篇幅很长，数学系女助教陶懋颀和学生陈奉孝也参与进来。大家分头翻译。他们又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程海果）。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秘密报告”。林的男友曹孟飞乃胡耀邦的秘书，胡耀邦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委员。林希翎答应可以搞到报告的中文译本。后来，他们就根据林希翎借来的这份文件，对“秘密报告”的译稿进行校对。

原打算将“秘密报告”放在油印刊物《广场》的第二期发表。后因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广场》也难以为继，刊印“秘密报告”一事就此告吹。

这几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任大熊被划为“右派分子”，判处无期徒刑。1970年3月，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军管会宣布查获“反革命暴力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认定“主犯”之一为任大熊，任大熊被处极刑，时年38岁。

数学系助教陶懋颀和任大熊原是同班同学，她被划为“右派分子”，留校察看，工资降为32元，只有同辈同学的一半不到。改正后去北京计算中心工作。2000年因肺癌去世。

参加翻译的数学系学生陈奉孝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判处15年徒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仅在黑龙江的兴凯湖农场关“小号”，就长达5个月之久。“小号”长1米，宽80厘米，高150厘米，他身高1.63米，既站不起来，腿也伸不直，下面仅铺了20厘米左右厚的稻草，每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或者一点稀粥吃，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能活着出来算是“命大”的了。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演讲迅速反映到高层，后划为“极右分子”，终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曹孟飞以“泄密罪”被判处7年徒刑。

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也因曾摘译“秘密报告”供同学们传阅并与他人议论，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学籍，发配至北京郊区劳动教养。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他的九篇历史学论文受到学界黎澍、刘大年等人赞赏，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四篇论文，其中两篇由《人民日报》破例转载，引起史学界轰动。但好景不长，因有人向高层告状，最终沈元被剥夺了研究历史的资格。“文革”中受到连续批斗和陪斗，并被扫地出门，居无定所，走投无路，无以为生，最终铤而走险，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欲混入外国大使馆。后以“叛国罪”被处极刑，时年32岁。

三

法学界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也曾因“秘密报告”罹祸。

他于1951年入选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喀山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担任中国学生会工作期间，曾与负责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一起共事。1956年以全优成绩获得毕业文凭，提前回国在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任教。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江平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年27岁。罪状之一就同“秘密报告”有关。原来“秘密报告”在苏联早已公开，他听过传达报告，回国后讲过一些，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江平落难后，留学期间相爱的新婚妻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离他而去，劳动改造中又因事故失去了一条腿。此后二十余年始终与法律无缘。

1979年以后江平才回到本行，曾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原北京政法学院）副校长、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法大的众弟子称他为“永远的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