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老红军给华国锋写信，要求工作，华国锋：你去当省委书记吧

63岁那年，他给华国锋主席写信，请求组织上给予工作，随后就被安排去青海做省委书记。

他是谁，怎么还主动“要官做”呢？

1913年，江西永新县的山坳里，谭启龙出生在佃农谭家。他3岁的时候父亲被地主家的活计累垮，十岁那年母亲挑着花生担子上街，又被团丁打得断了气。

这个瘦骨嶙峋的放牛娃跪在母亲灵前，攥紧了拳头。后来他常说，自己对地主老财的恨，就是从坟头前的泥里扎下根的。

1928年，毛主席带着红军进了永新，十四岁的谭启龙扔了牛鞭，跟着队伍打土豪。第一次上战场，他揣着颗手榴弹就往敌群冲，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他只觉得“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

那年月，苏区的人都知道有个打起仗就不要命的“红小鬼”，后来他被选进少先队，带着一群半大孩子埋地雷、送情报，草鞋磨破了就打赤脚，饿了就啃野果。

1933年，他在马列学院遇见毛主席。主席听他讲完身世，拍着他的肩膀笑：“你是雇农，无产阶级的好苗子！”那天散会后，主席留他说话，听说他是永新人，特意提了贺子珍：“咱们还算半个老乡嘞。”

从那以后，“放牛娃”就成了主席对他的专属称呼。

长征那年，谭启龙没跟着大部队走，而是留在湘鄂赣打游击。钻山林、住岩洞，冬天就嚼着带硝的盐巴充饥，蛇虫鼠蚁是常客。有次大雪封山，队伍断了粮，他带着战士们挖草根，手冻得发紫还笑着说：“当年放牛时比较苦，挺挺就过去了。”

抗战时他在浙东建根据地，老百姓叫他“谭司令”。有次部队缺粮，他带着人半夜摸进敌占区，用土布换粮食，鞋底冻裂了就拿草绳绑着走。当地老人还记得，他蹲在老乡家灶门前，一边烤火一边学方言，“哪个村有几头牛、几亩地，他比村长都清楚”。

解放后他当浙江省委书记，再次见毛主席时，主席指着他笑：“当年的红小鬼，如今也管起一方天地了！”

那回在鲁迅故居，主席用“横眉冷对千夫指”教他做人，他听得直点头，后来在山东搞“南竹北移”，为了说服老乡，他蹲在地里跟老农算竹子能换多少粮食，硬是带着群众种出十万亩竹林。

1976年的时候，谭启龙已经63岁了，他坐在上海的老房子里，最终决定给中央写一封信，信上没有过多寒暄，只是写了句：“如果组织需要，我还能为党做事。”

他想起10年前的事情，当时他被调到福建工作，但没干几年就因为身体原因退了下来，一直到现在他的柜子里还放着没穿旧的解放鞋。

信寄到中南海，华国锋拆开看了眼简历：浙江、山东、福建，几任省委书记，却在特殊时期落了难。那会儿青海正缺干部，条件苦，没人愿意去。华国锋就把他叫来，开门见山地说：“青海那边缺人，你去当省委书记，能不能干？”

谭启龙没犹豫：“只要让我做事，去哪都行。”

十月的西宁下着雪，他拖着一个旧皮箱到了省委大院，办公室窗户漏风，暖气不热，他自己去锅炉房提了壶热水，对秘书说：“别折腾，先看看地里的麦子。”

在青海的日子，他简直就像头不知疲倦的牛。湟中县考察时车陷雪坑，他跳下去用手铲雪；去牧区听不懂藏语，就打着手势跟牧民比划，晚上睡在帐篷里，冻得裹着羊皮袄写笔记。有人劝他：“您都这年纪了，何必这么拼？”他指指心口：“主席当年说要当‘孺子牛’，我这把骨头还能拉车。”

他带着干部们修大通河水利，没钱买机械，就带着省属机关的人扛铁锹挖河沟。有次半夜下暴雨，他拄着拐杖去河堤上巡查，秘书拽都拽不住。

工程完工那年，青海新增了两万亩水浇地，牧民们牵着牦牛来给他送酥油，他却躲在办公室写总结：“粮食增产不少，还要再抓抓畜牧……”

1979年，他又被调去四川，走的时候青海的干部送他，没搞欢送会，就围着一张长桌喝了碗奶茶。后来他在四川干到68岁，主动打报告退休。邓小平问他想在哪养老，他说：“去山东吧，那儿的老百姓实在。”

晚年在济南，他常去公园遛弯，穿件蓝布褂子，跟老头们下象棋。有人认出他是“谭书记”，想拉着合影，他摆摆手：“就是个退休的普通老头，别折腾了。”

书架上放着本磨破边的《毛泽东选集》，夹着张纸条，上面是他抄的“俯首甘为孺子牛”，那是当年毛主席在浙江跟他说的话。

2003年，他走的时候很平静，遗嘱里没提骨灰安葬，只说“别搞排场，把我埋在树底下，看着老百姓过日子”。如今青海的大通河边，还有老人记得那个穿解放鞋的省委书记，说他 “说话就像拉家常，做事比牛还实在”。

其实，谭启龙60多岁还向组织写信，压根就不是为了“要官”，而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余热，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贡献。或许，这就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信仰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