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一场金融危机，干掉了一个300年的大帝国

400年前一场金融危机

干掉了一个300年的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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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元朝的衰亡：纸币贬值之困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统一流通纸币的朝代。

尽管纸币的雏形早在唐代就在四川地区出现，有宋一代也不止一次发行过纸币，但这些纸币不仅流通范围和时间非常有限，而且与实体货币（贵金属和铜钱）并行，仅作为特定领域中的补充货币。在民间的日常交易中，实体货币依然占据绝对主流。

但到了元朝，大部分时间内政府都不铸造铜钱，仅靠发行纸币来满足全社会的流通需求。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纸币发行需要有相应的准备金，并且依赖国家信用维持其交易地位。元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了纸币的这些特性。1260年，忽必烈经过激烈的斗争登上了大汗之位，随即开始大规模发行纸币。

元人如此青睐纸币，有其经济上的根由。蒙古部落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在入主中原之前，早已与中亚、西亚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但与中原的贸易机制不同，草原贸易带有强烈的金融化色彩。

作为一个生产力水平很低的集团，蒙古军队在长期征伐过程中尤为需要金融支持，以购买粮食、兵器等军需物品。此外对于蒙古士兵个人来说，他们往往一次外出就持续数年之久，跨越千余公里，很多人需要赊账购买战马、铠甲和刀枪，金银等战利品则需要送回远在草原的亲属那里。

在需求驱使之下，蒙古军队与一些商人（主要是色目人）展开了合作，军队从商人那里获得贷款、也委托他们进行投资，商人则依靠军队的保护通行于亚洲内陆的广袤大地。这种合作后来逐渐演变为固定的一套制度，称作“斡脱”。

此后，斡脱商人还逐渐取得了某些行业或地区的包税权，并开始在民间放高利贷，利率可达100%。这些频繁的金融活动以银为计价单位，但随着蒙古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张，白银在实际交易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紧缩的局面。于是，纸币便应运而生。

忽必烈发行的“中统钞”以银为本位，法定比价为钞二贯同白银一两，各地政府在领取新钞时，必须首先上交作为本金的现银存放于国库。元政府允许百姓随时以纸钞兑换白银，但所有的交易和赋税都必须用纸钞支付，禁止金银流通。

“中统钞”发行之初，年发行量还较为稳定，总额不超过10万锭。然而从至元十年（1273年）起，年发行量逐年攀升，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年发行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890万锭。即使算上吞并他国掠夺而来的金银，也远远匹配不上这一数字，显然，十多年间，“中统钞”已经迅速走上了贬值之路，通胀率超过10倍。

究其原因，一是元军频繁的军事行动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只能以货币超发来维持（1273年正是宋元战争中决定性的一年，是年襄阳失陷），二是斡脱制度下的包税制令元政府的财政收入相较前朝大幅折损，此起彼伏的灾荒和起义更是加剧了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

朝廷试图改革钞制，发行新钞以兑换旧钞，然而新钞的发行量相较于“中统钞”更加失控，百姓甚至需要用舟车装钞才能交易。到14世纪中叶，纸钞已经基本被百姓抛弃，民间开始重新使用白银、铜钱进行交易，甚至宁可以物易物。

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反噬了元朝，随着财税大户盐商纷纷揭竿起义，元朝在入主中原短短八十多年后，就迎来了全面崩溃。

02

明朝的衰亡：白银紧缩之困

在整个元朝，白银整体处于外流状态，主要是通过贸易流向中亚和西亚。明朝建立之后，留在中国国内的白银存量不足以支撑整个交易体系，因此，朱元璋依旧继承了前朝的实际操作，发行大明宝钞，实施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

但朱元璋显然也意识到货币超发的危害，为此，他特别要求田赋主要以实物征收。此后百余年间，大明宝钞以并不逊于“中统钞”的速度走向膨胀，元朝末年的局面同样开始在明朝上演。

面对这一危机，明政府积极寻求改革之策。朱棣要求加大力度开采银矿，以增加白银供应，明英宗朱祁镇则废除了金银流通的禁令。到16世纪初，明武宗朱厚照彻底停止印发大明宝钞，明朝全面进入以金银和铜钱硬通货作为流通货币的时代。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贫银国，国内银矿的产出始终跟不上现实需求，这也是汉唐等朝代并没有大规模流通白银的原因。

然而，历史在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折。

16世纪初，哥伦布已经发现了新大陆，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陆续跨过大洋抵达东亚，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到隆庆年间（16世纪中叶），明政府彻底废除了海禁政策，双方贸易规模极速扩大。中国向这些外国商队出口了大量陶瓷、丝绸、茶叶和香料，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大量海外白银随之流入中国，明朝经济迅速走向繁荣。

据统计，有明一代流入中国的白银或超过1亿两，而从1500年到1650年这150年间南美洲所产白银，竟有40%~50%以不同路径流入中国。

量的积累，最终引起了质的改变。万历皇帝登基后，对大明王朝影响最大的一次改革到来了，这就是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所谓“一条鞭法”，即把各种赋役合并成一条，简化税则和征收手续，将徭役摊入田亩，“量地计丁”，并且一改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废除实物税，一律改为征银。

税收货币化之后，明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显著增加。这为日后声势浩大的“万历三大征”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将崩溃的伏笔悄悄埋了进去。

长年不上朝的万历对朝政的控制远不如他爷爷，他显然未能意识到自己在位的最后十年，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突然减少了。

放在世界史当中来看，这场外贸危机有迹可循：在马六甲海峡，海盗开始横行，劫掠过往商船。在欧洲，产银国西班牙陷入通货紧缩，紧接着欧洲滑向三十年战争，运往东方的白银迅速减少。此外，东亚最重要的产银国日本从1612年前开始闭关锁国，严格控制流向中国的白银。

沿海港口的商人们，忽然就发现他们手中的丝绸、陶瓷和茶叶卖不出去了，这些商品的价格随之暴跌。与之相对应，粮价开始飞涨。一时之间，以江南为中心的手工业几近陷入停滞。

更大的危机在于货币。白银流入减少之后，其相对铜钱的价格开始上升。在这种预期之下，人们纷纷藏匿手中的银子，改以铜钱交易，进一步推高了银价。问题在于，明政府在收税时仍然按照“一条鞭法”的规定，按银收税，逼迫农民花费更多粮食（铜钱）去兑换白银，导致大批农民破产、逃亡。明朝政府的税基，开始走向崩坏。

不巧的是，这场金融危机叠加了更大范围内的气候危机。17世纪初正值小冰河期，水旱灾害不断，农作物减产明显，明政府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来赈灾。

与此同时，东北方的女真人开始向更温暖的南方移动，双方在辽东的摩擦与日俱增。从1630年开始，明朝的军费支出反而逆势扩张，据统计，仅1631年一年，专项财政支出“辽饷”就相当于正常年份财政总支出的超八成。这些额外增加的支出，最终都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1629年，为了削减支出规模，崇祯裁撤了全国1/3的驿站，驿卒李自成就在这场大裁员中失了业。十五年后，他和他的军队已经兵临北京城下，而彼时的明军，欠饷已达数百万两，而南方收来的税款竟只有几万两。

事实证明，这场危机超出了某个政权所能控制的范围。攻下北京后，闯军并没有在国库中发现传说中的金银财宝，无奈之下，只能向城中百姓寻求资金补给。这一政策很快演变成烧杀抢掠，闯军一度引以为傲的军纪，在经济危机面前脆弱得像一张一触即碎的白纸。

03

清朝的衰亡：金融体制之困

又是两百多年过去，经历了康乾盛世的中国，彻底卷入全球化的棋局。

只不过，这一次中国不再是贸易的主导者，而成了列强商品倾销的目的地。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思，以李鸿章为首的高级官员开始推行洋务运动。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然而，甲午战争究竟因何失败？洋务运动甚至比明治维新更早实施，为什么中国却被日本甩在了后面？

于晓华教授提出了一种独到的解释：金融制度的落后，是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

先来看一组数据。1890年时，北洋水师的军舰总排水量为27000吨，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则为17000吨，清军拥有显著优势。然而短短数年间，日本海军购入了至少六艘大型巡洋舰，而清军则基本没有增加。到开战前，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已经超过72000吨，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

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在于双方调动资源的能力，而在现代社会，这种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金融能力。

在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政府就决定对旧货币进行改革，统一发行纸币，而中国则始终处于银、钱、钞混用的状态，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才实现货币统一。

金融机构方面，日本也走在了清朝前面。早在1872年，日本就设立了四家国立银行，可以开展货币发行、外汇、汇兑、借贷等金融业务，到了1882年，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成立，为未来的战争进行融资，而清政府则要到1905年才成立第一家国立银行。

央行的成立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1894年6月，日本内阁决定对清朝开战，旋即对日本银行下令让其准备战争军费，后者马上采取了紧缩政策，提高了利息，降低流动性。

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政府的战争预算进一步增加，于是决定发行政府公债。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共准备了2.5亿日元的预算，其中公债的部分，就高达2.3亿。最终，日本花去了2.48亿，这一数字是战前年预算的两倍。

日本社会并没有因这高额的赤字而崩溃，因为《马关条约》中，清政府的赔款达2.3亿两白银，折合3.8亿日元，使日本政府轻松还掉了战争期间的债务。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干什么呢？北洋水师为了给慈禧太后祝寿，一次性拨给颐和园工程处45万两白银，美其名曰“建海军训练基地”。然而，此后北洋水师的预算却从200万两削减至100万两，战争期间，更是没有任何特殊军费来源，最终惨败于黄海之上。

甲午战败之后，清政府也走上了债务扩张之路，以应对极速膨胀的财政支出（包括赔款）。但由于缺乏现代化的金融系统和国家金融部门，债务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直到1911年，衰老的王朝在庞大的债务中轰然倒塌。

进入民国，历史仍然一再重演。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颇有整顿之风，先后“裁厘改统”“废两改元”，艰难实现了货币的标准化。然而接踵而至的抗日战争迫使其走上了如出一辙的货币超发之路，1945年的物价相较1937年，增加了2500多倍。

解放战争进一步放大了通胀的恶果。穷途末路之际，国民政府试图进行金圆券改革，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不到一年时间，金圆券就成为了废纸。

货币失去了政权的信用，政权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是千百年间，一遍又一遍发生在经济史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