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贺龙指挥的“乌蒙山回旋战”精妙程度不亚于“四渡赤水”？

毛泽东主席一生指挥的经典战役数不胜数，晚年在回忆自己军事指挥生涯时，将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之战称为“得意之笔”，可见此战的精妙，十大元帅中，直接指挥或参与指挥的经典战例也不少，却只有一位指挥的一场战役在精妙程度上不亚于“四渡赤水”之战，那就是贺龙元帅指挥的“乌蒙山回旋战”。

为何将贺龙指挥的乌蒙山回旋战（1936年2月底至3月底）的精妙程度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1935年1月-3月）相提并论呢，且看分析：

极端恶劣的形势与巨大的兵力劣势：

乌蒙山回旋战的背景：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约1.7万人）在完成策应中央红军任务后，试图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根据地未果，被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等纵队）及滇军（孙渡纵队）、川军（郭汝栋纵队）等十多个师、十万余优势兵力重重包围在乌蒙山这个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山高谷深、气候严寒、人烟稀少、补给困难）的区域。红军面临弹尽粮绝、伤病员增多、部队极度疲惫的绝境。

四渡赤水的背景：中央红军（约3万人）在遵义会议后，面临蒋介石调集的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蒋试图将红军消灭在川黔滇边境，形势同样万分危急。

两者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包围圈中，但乌蒙山回旋战的环境（高山严寒、补给断绝）对红军的生理极限考验更大，且包围圈相对更紧密，回旋空间更小。

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

“回旋”的精髓：面对恶劣环境和强敌环伺，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没有选择硬拼或固守，而是采取了极其大胆、灵活、多变的运动战策略，他们在一个月内，在方圆千里的乌蒙山区，以高度的机动性，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大范围迂回穿插，不断变换行军方向和攻击目标。

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的战术：通过佯动、快速转移、声东击西等手段，让敌人摸不清红军主力的真实意图和位置。例如，红军曾做出向镇雄方向突围的姿态，将敌军主力吸引过去，然后突然折返南下；又曾做出东渡鸭池河返回湘鄂川黔的假象，迫使敌军调整部署，红军则趁机向西北方向疾进。

运动中捕捉战机，打击薄弱环节：在高速运动中，贺龙等领导人敏锐地捕捉战机，对孤立、疲惫或位置突出的敌军给予坚决打击，如以则河反击战、得章坝伏击战（重创万耀煌纵队指挥部），虽然规模不大，但有效地打击了敌军气焰，打乱了其部署，为最终跳出包围圈创造了条件。

与四渡赤水的相似性：这与四渡赤水“走”与“打”相结合，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突破封锁的核心战术思想高度一致，都体现了红军运动战的最高水平。

最终达成战略目标——成功跳出包围圈：

乌蒙山回旋战：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回旋作战，红二、六军团在贺龙等人的卓越指挥下，成功地将庞大的敌军拖得筋疲力尽，并利用敌军各部协同不畅、判断失误的弱点，最终于1936年3月28日从乌蒙山腹地巧妙跳出包围圈，进占贵州盘县，彻底摆脱了被围歼的危险。

更难得的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连续作战一个月，红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在运动中得到休整和补充（沿途扩红），基本保持了原有实力。

四渡赤水：最终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两者都实现了战略突围，保存了革命力量。乌蒙山回旋战在环境更恶劣、空间更局促、补给更困难的情况下，同样达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部队损失相对较小，甚至有所补充，堪称奇迹。

乌蒙山回旋战是对红军指战员生理和心理极限的严峻考验，在严寒、饥饿、伤病、极度疲劳和随时可能遭遇敌军的情况下，红军依靠强大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完成了高强度的连续行军作战。这种在极端逆境中展现出的精神力量，本身就很“精妙”。

为何说此战不亚于”四渡赤水呢？

战术上，两者在运用运动战、调动敌人、捕捉战机、达成战略目标等核心军事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难分伯仲。乌蒙山回旋战在更狭小、更恶劣的地理环境中，展现了同等甚至更极致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结果上，两者都成功实现了在绝对劣势下的战略突围。乌蒙山回旋战在保存有生力量方面（基本未减员甚至扩红）的成就尤为突出。

难度上，乌蒙山回旋战面临的自然环境挑战（高寒山区、补给断绝）以及被围困的紧密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四渡赤水时期。

萧克将军曾评价：“乌蒙山回旋战是贺龙同志指挥艺术的又一次神来之笔…是运用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典范。” 许多军事研究者也认为，乌蒙山回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出色的运动战之一，其精妙程度完全可以与四渡赤水相媲美。

这场战役充分展现了贺龙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红军无与伦比的战斗力，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又一经典范例，其战术运用之巧妙、战略目标之圆满，使其当之无愧地与四渡赤水并列于红军作战史上最辉煌的军事杰作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