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知府收入大比拼：夔州知府为何能居首位？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清朝唯一正三品道员的文章，介绍了他如何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地位与巡抚几乎不相上下。随后，有读者留言问我：清代哪个知府的地位最高？这确实是一个让御史们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无论从官品还是职责上，都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哪个知府在地位上最为突出。

不过，如果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倒是可以大致划分出高低贵贱的差别。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清朝时期有五个知府的收入位列前茅，甚至能够与部分督抚媲美。

熟悉御史文章的读者们应该了解，清代府的等级是根据“缺”字来划分的，这一等级标准基于“冲、繁、疲、难”四个字，进而衍生出“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四个层级。

据《光绪会典》记载，晚清全国共设有215个府，其中有29个被列为“最要缺”。具体名单这里不便一一详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我之前写的相关文章。

按照清朝官制，这29个“最要缺”知府属于“请旨缺”，即任命和罢免都需要皇帝亲自批示。因此，从任职资格来看，这29府是朝廷最为重视的知府岗位。

但问题在于，“最要缺”数量较多，且这些知府的品级基本都定为四品，因此并不能确切地说哪一个知府的地位最高。

看到这里，有读者或许会以为四川夔州知府自然也属于“最要缺”之列。实际上并非如此，夔州知府被归类为“冲、繁”缺，但历代统治者对夔州却特别看重，破格将其列为“请旨缺”，这在清代府的级别划分中是一个特例。

那么，夔州府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这主要得益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明末时期，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军正是沿着武昌逆流而上，攻占了夔州，继而控制了整个四川省。

自古以来，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以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要想拿下四川，不是从关中翻越秦岭入川，就是顺长江逆流而上经过夔州入蜀。

而长江上最险要的地段，正是夔州所在，因此该地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清朝统治者对夔州府的重视，正是基于其军事防守和交通枢纽的关键作用。

夔州府并不是一个经济特别富裕的地区，知府的养廉银每年仅有1600两，远远不及苏州、江宁、杭州这些经济发达的府。h

然而，评价知府收入时，俸禄和养廉银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收入的大头来自于所谓的“陋规”，即种种额外的非正式收入。据不完全统计，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的陋规收入极高，每年都超过五万两，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民间流传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传说标准。

夔州府由于位处长江的天险之地，是内地省份通往四川的重要中转站。该商贸路线非常繁盛，因此夔州知府每年从关税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大量收入，这正是其陋规收入超过其他府的主要原因。

清代笔记《水窗梦呓》中对地方官员陋规收入有这样一段描述：

“总督中以两江地区最为丰厚，一年收入高达三十万两，次之为两广与四川。抚司方面，广东、广西均超过十万两，浙江不过六万，四川、陕西、山东、山西等地相对较多，主要因为地广人多……府级则四川夔州年收二十万两，广东的广州、潮州及广西的浔州、梧州四府均超过十万两。”

这段记载被认为相当可信，由此可见夔州府知府的陋规银高达二十万两，稳居全国知府之首，甚至不输许多省级督抚。

广州府属四字请旨缺，潮州府为三字请旨缺，两府知府都属于最高档次。

从地理和经济环境来看，广州、潮州的高收入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道光年间之前，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和潮州都是沿海的富庶地区，商人众多，知府们自然能从中获益良多。

清代官场有句俗话叫“运气通，选广东”，《啸亭杂录》也说广东为天下繁华之地，所有在此任职的官员无不极尽奢华，搜刮珍珠、翡翠、宝玉，离任时财物满船，因而有“天下贪官属广东”的说法。

不仅是广州、潮州，其他沿海府县也被视为“肥缺”，不论是进士还是翰林出身，只要到了广东这片土地，就难以抵挡十三行商人的拉拢和腐蚀。

令人意外的是广西的浔州、梧州两府，这两个府的缺级都属于“两字中缺”，处于第三梯队。且根据户部统计，这两府是贫困府，朝廷每年不仅收不到多少赋税，反而还要额外补贴。

虽然梧州、浔州并不富裕，但在广西的知府缺中却相对肥厚。原因在于梧州与广东相邻，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浔州则紧邻梧州，也得以分得一些资源。

用现代的话说，梧州、浔州正处于珠三角经济辐射圈内，借助广东的贸易资源得以发展起来。

乾隆年间，由于贸易迅猛发展，许多产业逐渐迁移到梧州和浔州，洋商和外省商人在这两府设厂兴业，这也是两府知府陋规收入高于其他府的原因之一。

至于梧州和浔州知府的陋规银是否能达到年收十万两，御史们难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府远离政治中心，没有江浙地区那样的关注，利用天高皇帝远的优势多搞点副业，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