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百万“验资”，普通人为什么愤怒？

☆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在市场经济上表现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驳，要求政府降低社会福利保障与经济控制，允许市场通过自主调节分配社会资源，同时将资本的逻辑渗透进个人的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在政治层面上，新自由主义表现为极强的“个人责任论”，认为比个人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强调“个人选择”的权利与机会。1954年，一本名为《O的故事》的小说出版，讲述了一位女性自愿流转于不同的男性身边，自愿作为他们的奴仆被折磨，最终使男性爱上她，为其折腰的故事。在新自由主义的叙述中，所谓“自愿”即是“个人选择”中最大的陷阱式话语，它以个人意志的（伪）自主性，忽略了社会结构、性别结构带来的不平等，使原本赤裸呈现的不公与错误被潜藏进了“我愿意”“我想要”的话语符号中，令众人无以为一切都是甘之如饴的自我抉择。

☆ 这样以新自由主义为口号，假借自由选择的虚伪说辞遮掩真正问题的案例还有很多，2023年的「疯马秀」讨论便是典型之一，它试图以“女性独立”与“选择的权力”为标榜，合理化将女性身体客体化，满足男权社会凝视欲望的商品消费逻辑。

☆ 当然，这些女性主义相关的案例不过是为了说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个人”的概念被放置在极高的位置，无论是贫穷、富裕，还是博学、寡闻，所有社会行动的结果都可以被归因为“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由此便容易导致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说的“倦怠社会”，当个人发现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将指向自己的时候，他便不再是被社会结构或生活秩序所影响的对象，而是缺乏远见卓识、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角色，结果导致个人成为自我规训、自我鞭笞的主体，如同被锁链困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日复一日地被鹫鹰啃食肝脏，而那只猛禽，就是自我。

☆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意味着众人很容易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找到类似的话语，例如“每个人都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当985的博士生，也可以选择当网红”，在这一层面上，说话的人从不将除“个人选择”之外的社会性问题考虑在内，包括教育环境、传统价值理念或其他社会文化的困局。此外，新自由主义将一切市场化、消费化的后果，便是让商品经济的逻辑主宰了社会生活，商品拜物教、劳动异化的轨迹更加清晰，所以几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被抛回到货币关系上作出衡量：“不要因为自己赚得少，就嫉妒人家赚得多，有本事你也去赚”，浑然不觉真正令众人感到愤怒与痛苦的或许并不是简单的劳动报酬问题，而是众人长久以来赖以获得行动合法性的秩序正寸寸龟裂，独木难支。

☆ 当普通人深陷“内卷”的自我剥削，每日反刍是否“不够努力”，是不是自我的努力走错了方向时；当“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曾经视为真理的社会承诺失效，学历与文凭不能作为等额回报的筹码时；要众人如何走出这围城模样的牢笼，如何与“明明很努力但远远不够”的痛苦和解？

☆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羡慕嫉妒恨”“赚不到钱眼红”，那未免把问题看得太轻浮了些，也把普通人在当下的困境说得太粗糙、太敷衍了些。历史发展是一条长河，它诡谲多变、喜怒无常，有很多抽象又宏大的词汇，有十几年、上百年的时间可以允许发展、迭代。但在河中沉浮起落的具体的个人呢？我们应该如何在时代中自处，如何应对眼前的迷茫失措，如何寻找痛苦的答案并试图理解它，乃至解决它呢？

☆ 我想，这大概是这篇文章之所以会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

disappointed

稳定的集体良知☆

社会成员行动的核心☆

@TuTouSuo™️

在开始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抛出一个在昨天推文评论区出现的观点：“市场的风口发生了变化，网红是社交媒体与直播经济的产物，而知识分子或生产性劳动者正面临新的调整。”

乍一眼看上去这套逻辑十分合理，市场经济、媒介技术的转型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创造出新的社会偶像，社会跃迁与职业发展的标准似乎也在百年间面临着数次调整，新的产业出现，旧有的社会培养方案发生相应变化。如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洛文塔尔在《大众偶像的胜利》中讨论的那样，20世纪初期，公众关注的是来自工业、商业、科学创新等生产领域的偶像，而到了40年代，消费性偶像开始取代生产性偶像，来自电影界、体育界的明星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相比于生产的价值，公众更在意情绪上满足，将大众偶像看作是商品，心甘情愿地进行消费。

此番逻辑看起来十分流畅，实际上却偷换概念，书写了一套十分蹩脚的谎言。其中，生产性偶像的衰弱并不代表生产性工作遭到冷遇，白手起家的金融巨鳄、科技公司总裁的故事依旧维持着一条“向上攀登”的道路；而消费性偶像也都拥有着较强的职业壁垒：电影演员、棒球或橄榄球球星等，他们往往拥有旁人所难以企及的能力或优势，再加上大众媒介的稀缺性为其赋予了社会众人不可轻易获得的曝光资源，为他们得到资本的青睐与追捧创造了合法性。

在解释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既有的生产秩序与生活联结时，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创造了“集体良知”的概念，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松散且开放的共同体，个人之间的共同文化经验与生活背景出现了较大差异， 不再以部落和宗族的传统规则作为联系个体单位的中介渠道，转而通过更加抽象的、长线的经济或政治纽带结合起来。“集体良知”关注的是一种“前契约团结”，即在进行相应的社会活动时，行动双方都默认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某些规则秩序，例如诚信、公平、公正等等。正是因为如此具有先验意味的前置条件，才使得现代劳动分工体系得以形成，才能够有效地促进劳动生产活动的实现。

如今，在“网红百万‘验资’”事件中面临最大的矛盾点，就在于主导了优绩主义的那套说辞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努力会使你拥有能力，而能力将推动你跨越阶级，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这里，最典型的、主流的方式，一方面是通过考学，完成学历的晋升，通过文凭、过往累积下的资源，得到劳动报酬。曾经流传的那句“知识改变命运”，本质上呼唤的是“学历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学历，能力、技能的提升与熟练程度也将推动个人向上流动，例如一位学艺精湛的泥瓦匠，同样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名声和他人的尊重。

这是现代社会运作过程中讲求的“前契约团结”，是预设好、铺陈好的一套标准，正是因为众人相信且遵从其要求，才能够实现合力有效的社会行动，维持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感。

换言之，如果以上方法无法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得到确认（例如高学历人群缺乏与之相符的就业机会），或是有另一套完全颠覆当前秩序体系的路径出现（例如短时间内不参与任何生产性劳动获得大量利益回报，或者不具备明显的“技能”“学历”用以兑换等价的劳动报酬），那么过往潜隐在公众心中的“集体良知”将在与现实情况的碰撞间，产生极强的矛盾感。而在这类社会规则指导下的努力考学、努力工作等实践活动，也将被自我怀疑淹没。

所以现在的问题从来不是“网红们不配、不能”，也不是对“网红”这个职业的贬低与讥讽，而是当“两小时”和“上百万”联系在一起，面对的却是个既没有明显的专业技能的职业壁垒，又缺乏学历背书的场景时，要让矜矜业业，勤勤恳恳地踏在功绩主义道路上，信奉“努力就有回报”的人们如何再相信曾经笃定的升学、培养专业技能，从而向上攀登的道路。

这无关乎“羡慕”“嫉妒”，更多的是眼睁睁看着既有社会秩序在某个时刻土崩瓦解的错愕和难以置信。

☆ 用什么来获得合法性呢？

在昨天的评论区里还有另一个观点：“网红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尤其是能够走到头部的网红”。这个从不需要否认，任何一个行业要走向顶级，都需要付出大量常人难以忍受的代价，“头部网红”也不例外。

如果众人对这一道理已深刻领悟，那又是为何对其获得的报酬感到不满，甚至愤怒呢？

这里需要引入马克思·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个体都处于群体、社会的结构体系中，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划分出不同区隔，即政治分层、经济分层与文化分层，同时，三者间还可以相互转化，即通过文化为政治或经济权力创造合法性。

韦伯坦言，社会有一种普遍的需要，即让人感觉那些上层人物是配得上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的；因此那些逐渐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就试图用文化尊贵性来包装自己。像是中世纪时期的查理曼大帝通过战争建立起王国后，需要教皇为其加冕，从而得到社会认可一样。[1]有钱人希望培养对高雅文化的审美体验，渴望漂亮的履历和学历为其赋予地位的合法性；文化精英则试图通过声望获得更多财富。

换句话说，财富与身份地位是需要被认可的，它无法悬浮于社会之上。而获得的劳动报酬与财富累积越多，对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的要求就越高。

如此说来，在所有人都很努力的社会里，似乎最不值钱的，就是“努力”，而想要仰仗“努力”的说辞就换得够公众对如此庞大的收入回报的认可，听起来也有些痴人说梦的味道。

这些得到了高额回报的“网红们”的问题在于，劳动所要求的技能可见性太低，而又缺乏足以傍身的文化资本，结果导致说来说去，只剩下两个干瘪瘪的“努力”。

嘴巴一张一合，才发现这是当下最不值当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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