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张学良结束了长时间的软禁生活,携妻子赵一荻赴美国探亲。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谈及往事。当记者问起他对杨虎城及其遇害的看法时,年近九旬的张学良仿佛被尘封多年的记忆打开,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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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缓缓说道:“说杨虎城,我批评他是个‘老粗’。他虽然风度时髦,但对很多复杂的局势并不明白。他是个好人,想让大家认为他是个深爱国家的人,确实也愿意这样做……”这是张学良对杨虎城的评价。至于杨虎城为何最终落得被蒋介石害死的结局,他表达了深深的惋惜和不解。
从他的语气中,我们能感受到那份无奈与疑惑:“杨虎城的死让我难过至极,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何会这样对待他。我也不清楚这是蒋先生的决定,还是蒋经国的安排,或者是毛人凤的主张,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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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蒋介石为何放过了张学良,却处死了杨虎城,这其中必有隐情。早在1956年12月,蒋介石曾向张学良询问西安事变的细节,当时张学良淡淡回应,称杨虎城在事变中只是“陪衬”,真正的主角是自己。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张学良在回答张之丙姐妹时,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称自己只是名义上的主角,真正的核心人物是杨虎城。回顾历史,事实似乎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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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杨虎城曾两次找过张学良。第一次是在1935年,当时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的军队在宜川、洛川一带设防,以阻止红军南下,但杨虎城对剿共行动非常消极。他向张学良抱怨,红军连中央军和东北军都无法击败,何况他的部队呢?而在剿共过程中,杨虎城的军队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却没有任何补偿。在他看来,蒋介石此举不过是借剿共之名除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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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杨虎城极力倡导团结抗日,希望以此停止内战,减少军队损耗。而张学良则是真正立志抗日,多次亲自与蒋介石理论,劝其停止内战,联合抗日。1936年12月,他孤身前往洛阳,恳求蒋介石放下内战,与各方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然而遭到拒绝,两人因此产生激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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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之际,张学良愤怒地对蒋介石说:“你这样专制,摧残爱国人士,与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却态度坚决,称自己为了革命必须先剿匪,后抗日。张学良的进言无果,他既愤怒又失望,心想日本的威胁已迫在眉睫,蒋介石却固执不改。
无奈之下,张学良向杨虎城求策,杨虎城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等蒋介石来西安时,发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动,也就是兵谏。这个计划极其激进,一开始让张学良震惊,未敢轻易答应。但随着说服蒋介石无门,张学良终于被迫接受了这一疯狂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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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坦言,当时决定此举多少带有偶然性,若当时有其他人如何成浚或张群在场,西安事变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也解释了为何张学良后来称杨虎城才是真正的主角,而蒋介石对此内幕必然心知肚明。
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的举动让蒋介石极为愤恨。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内部态度复杂。蒋介石被扣留后,出现两派力量:以蒋介石嫡系为首的和谈派,期望通过谈判解决;而何应钦等人主战派则表面声讨张、杨,实则欲借机除掉蒋介石,掌握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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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势力角逐中,杨虎城也在权衡自身处境。1936年12月13日晚,他召集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商议蒋介石的去留,多数主张将其处死,以避免将来遭到报复,并借机联合其他力量组成抗日阵线。这一激进方案动摇了杨虎城,他内心既盼抗日,也不免存有私心。正如张学良1957年所言,杨虎城抗日意愿强烈,背后则是希望保存实力,趋于时尚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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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情势下,杨虎城绝不会轻易释放蒋介石,毕竟蒋的归去将直接威胁到他的军队安全。然而张学良心无旁骛,真心为国,他是历史上唯一真正为兵谏而兵谏的人。尽管如此,他单枪匹马难以左右杨虎城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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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态扩大,晋军阎锡山、川军刘湘、桂系李宗仁等纷纷表示希望局势稳定,避免天下再度混乱。国际上,斯大林也表达了对局势稳定的关切。多重压力下,杨虎城不得不暂时收起激进念头,尝试通过谈判实现抗日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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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方面的和谈派见此机会,立刻派人参与谈判。蒋介石虽性格强硬,但被扣留形势所迫,只得表面同意张、杨提出的团结抗日六项要求。这时张学良提出大胆请求——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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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对此却坚决反对。他担心蒋介石的承诺只是假象,协议书迟迟不签,担心蒋回京后反悔。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执。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杨虎城坚决反对送我回京,与张学良几近决裂。”而张学良的《反省录》也提及二人言语激烈,几乎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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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周恩来适时出面调解,终于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可蒋介石心怀怨恨,永远不会忘记杨虎城的态度。杨虎城也明白这一点,故在送蒋离开时并未随行。
至于张学良,他为何敢亲自护送蒋介石呢?这其实是出于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舍生取义的精神。尽管这决定让他后续被囚禁54年,失去自由,但也为蒋介石挽回了一些颜面,使得抗日联盟看似由蒋主动达成。
而杨虎城则命运更为悲惨。事变后,他带着嫡系部队隐居,不敢公开护送蒋介石,也无力自保。其十七路军实力弱小,终被南京政府解除编制,实质上成了蒋介石手中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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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蒋介石以考察名义将杨虎城派往欧洲,实则是将他驱逐出境。虽然这从某种角度保障了杨虎城的人身安全,但抗战爆发后,他仍迫切要求回国参战。多次电请蒋介石无果后,他转向宋子文求助,终获回国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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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途中,杨虎城历经波折。先在香港接到南昌会面通知,却被戴笠指示先到长沙再转武昌。一路上,他毫无戒备,只心想着能尽快上前线抗战。
在武昌,戴笠安排他受到“热情”接待,并在招待所细心照料,但身边有人提醒他被特务监视。尽管如此,杨虎城依然不信戴笠会加害自己,坚信蒋介石会珍惜用人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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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被软禁南昌百花洲熊式辉别墅,杨虎城才彻底明白自己被出卖。别墅内特务巡逻,宪兵站岗,他失去自由。妻子闻讯带着孩子赶来,一家人被一同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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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沦陷后,蒋介石带走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辗转关押于贵州。杨虎城被关押在阳朗坝看守所,后转至条件更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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