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窗广告遮导航，隐私强索换智能，车内大屏咋成了广告位？

2022年，刘先生全款购买了一辆某品牌的新能源汽车，车机配备各项智能功能和中控大屏，科技感十足。但在一次行驶过程中，车机系统却以弹窗形式推送一则推荐购车可享积分的“广告”。弹窗遮挡住了大半个屏幕，导致刘先生看不清导航信息，错过高架桥出口，无奈点击“取消”后绕路行驶。

这次经历让刘先生非常后怕，他联系4S店质疑，店员回复“并非广告，只是车主关怀，主要是提醒驾驶员保养车辆、品牌活动等信息，目前已经停止了相关弹窗推送”。

刘先生的经历并不是个案，韩女士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2022年，她购买的某智能汽车手机APP上跳出了“隐私更新弹窗”，如果选择拒绝，则APP所有功能都无法继续使用。车友群里，更有老车主抱怨车辆更新的软件许可协议只有“同意”选项。

“不收集个人信息，怎么知道你的活动半径、行驶偏好、驾驶习惯，从而针对性地推出适合你的功能呢？不推送信息，怎么准确给你提供相关服务？”记者走访一处线下新能源汽车售卖点，销售人员表示，目前的智能车机系统，或多或少都会收集车主信息，以明显或隐晦的方式弹出广告，这已经不是行业内的秘密。

车机到底能不能投放广告？车机系统必须收集用户信息吗？车机系统究竟应当如何发展？

智驾的代价？

随着汽车行业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车企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2025年全球汽车市场增速进一步放缓，中国市场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预计销量增速仅3%～4%，而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虽突破60%，但在高基数下，增速降至15%～20%。这意味着车企需从“抢蛋糕”转向“分蛋糕”，价格战从边缘车型蔓延至主流市场。

“价格空间被压缩后，车辆的销售利润逐年走低。但随着车机系统智能化程度的提高，车企可以通过与广告商合作获得额外的收益，或者是精准地给老用户推送营销信息。”在某车企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赵惠（化名）表示，广告收入已经成为车企收入的重要补充。

据她介绍，越来越多车企开始执着于“用户数据变现”。简单来说，就是收集用户信息，再出售给例如地图服务商、广告公司、金融机构、能源企业以获利。

“车机广告优势非常明显，比起手机广告，车机系统能够获取许多与车辆有关的数据，完美匹配广告场景。”赵惠举例道，比如车辆剩余电量不足，车机可以自动推送附近的充电桩，提供优惠电价信息；车辆行驶到一定里程，车机就可以推送保养提醒，提示附近的4S店和优惠信息。

据赵惠观察，车机广告和信息收集是智能化车机发展的必然选项。

有机构预计，到2026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将超过80%。而车机系统——这个用户与车辆、车企直接“交流”的载体，不仅承载着用户的功能需求，也开始成为企业实现商业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窗口”，被誉为电脑、手机之外的“第三块屏幕”。

但是，消费者对车机广告的容忍度却在降低。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4年涉及车机广告的投诉数量同比增长210%，成为仅次于电池安全的第二大维权焦点。

有没有法律规制

“一些制度留下了‘模糊空间’，让车企可以绕过监管推送广告、收集信息。比如，只要用户在协议中表达同意，推送广告就变得顺理成章；对于广告的内容也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就职于某新能源车企法务部的李弘一说道。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周卫法认为，目前针对车机的法律规定都“太抽象、不够具体直接，容易被不良企业钻空子”。

据他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但如果车企以“为客户服务”为由实时弹出“服务型广告”，则有可能规避该条款。

直接规范安全驾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对车机系统的“广告弹窗”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如果因车机广告发生交通事故，难以直接定性车企的责任，只能通过民法典的过错责任原则，才有可能追究车企责任。”周卫法说。

另外，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对于控制汽车硬件的车机系统应当如何界定也并不明确。

“比如，车企将车机系统的不同功能进行‘分级授权’是否合理？通过车机发布广告影响安全驾驶，能否被认定为质量缺陷？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周卫法表示。

此外，车机管理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有很多争议。“比如怎样的信息推送才算‘干扰驾驶’？公司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没有定义，也就不会有处罚。”李弘一说道。

在周卫法看来，立法空白和现有法律的局限性，让车企在真正违法违规需要被追究责任时，要么依据不足、要么法定责任很轻，往往重错轻罚。回顾以往的案例，车企往往都是“被曝光才道歉、整改”。

要智能还是要隐私？

对用户来说，车机条款中所有选项都框选“拒绝”，可能连车机系统都进不去。信息是安全了，但也放弃了车的智能属性。全选“同意”，把自己的信息安全完全交给车机，自己丧失了保护隐私的主动权。

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为了体验车辆的全部智能功能，大多倾向于选择“同意”。

但周卫法认为，智能与隐私，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隐私保护是智能化发展的前提，产品或者服务应当从源头设计嵌入隐私保护。

“必要数据和过度索取的界限是不同的。一些基础智能功能，仅需匿名化、聚合化的数据即可实现，无关个人身份。”周卫法认为，商业目的（如个性化广告）与“基础智能”并不必然相关，不能随意将两者捆绑。

一些车企将车机屏幕视作手机、电脑之外的“商业蓝海”，却容易忽略了车机的关键属性。

周卫法指出，车机屏幕与电脑、手机的屏幕有着本质的不同。车机的本质是驾驶系统核心交互系统，首要任务是保障驾驶安全，任何干扰或者数据滥用都可能引发直接事故。

车机系统技术开发工程师黄健也认为，不论是从用户体验还是商业需求的角度，都不能把车机系统简单地视作“屏幕”。

黄健说，在使用场景上，电脑和手机推送广告后果并不严重，且用户可以选择安装屏蔽软件或手动关闭广告，但车机广告用户往往没有永久关闭的权限，一旦在行驶过程中推送广告干扰驾驶员，引发的后果也可能是致命的。

“智驾最基本的要求是安全”

车机乱象治理，首先需要搭建制度框架。

周卫法举例称，比如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明确禁止车机系统推送广告；增设车机系统知情权专门条款；明确规定车机系统必须保障安全驾驶及相关禁止行为的规定；增设车机系统处理个人信息特别章节等等。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郭旨龙指出，需细化车企、广告发布方、软件开发者的审核义务，明确因广告干扰驾驶导致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

从技术角度来看，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建立隐私保护和智能化发展的平衡。

“比如在车机主板集成独立安全芯片，敏感数据硬件加密存储，不上传云端，采用物理开关控制传感器权限，把隐私保护评估嵌入开发流程，建立数据存储传输的加密与访问控制等，都可以更好地保护隐私，同时兼顾车辆智能出行。”工程师黄健建议。

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安全认证专家白宇思认为，有必要在《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基础上，出台专门法规明确数据分类分级标准，例如将地理位置、生物识别数据列为敏感信息，实施更严格的访问控制。

对于企业而言，赵惠表示，企业推行“隐私智能”可能是一个突破口。比如，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隐私设计的相关企业标准，引入例如消费者协会、专家团队组成的“隐私监督委员会’”，每年发布数据合规透明度报告，来更好地塑造品牌形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作为消费者，车主刘先生则希望能够健全畅通的投诉渠道。“希望监管部门能加强监管，也希望更多车主能够勇敢争取自己的权利，智驾最基本的要求还应该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