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 日本钱币撼动明清货币体系 乾隆禁商船携带

你是否想过，一枚小小的钱币，竟能掀起朝堂风波，甚至影响国家政策？在明清时期的东亚贸易舞台上，日本的长崎贸易钱和宽永通宝，竟在经济、政治与外交的棋盘上，对我们国内货币市场产生不小的影响。

壹、专为海外贸易铸造的长崎贸易钱

1659 年到 1685 年，日本长崎曾经铸造过一批仿北宋年号的钱币，专门用于海外贸易。本号曾刊载董存发先生的文章《日本长崎贸易钱的主要特点和国际贸易地位初探》，从时代背景、铸造基础、实物版别数据等方面，结合史料详细介绍了长崎贸易钱出现发行和贸易优势的前因后果。

这里，我们重温其背景和特点：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明清交替的动荡。明朝隆庆年间开关后，中国铜钱跟着丝绸、瓷器走向世界，成了东南亚的 “硬通货”，日本、越南甚至模仿中国铸造钱币。

清朝入关后，为了打压反清势力，顺治皇帝颁布 “迁海令”，强制沿海居民内迁，中国商船被迫退出东南亚市场。这时候，郑成功父子抓住机会，以台湾为据点，建立起庞大的海上贸易帝国，掌控着日本、南洋的贸易航线。直到康熙收复台湾，清政府才重新开放海禁。

而在越南，后黎朝分裂成南北两个政权，常年打仗导致铜资源紧张。南方的阮主政权急需从日本进口铜料铸造兵器，就用香料、生丝等特产交换；日本则通过长崎港，把长崎贸易钱送到越南，再换回白银和战略物资。

而日本方面，从战国到江户时代，日本一直在进行货币改革：1569 年，织田信长下了道命令，规定金、银、铜钱才是合法货币，不许再用大米当钱使，还定下了货币兑换比例，这算是日本独立的货币体系开端。

1585 - 1592 年，丰臣秀吉铸造 “天正通宝”“文禄通宝” 银币，以及仿照明朝 “永乐通宝” 的银钱。这些钱大多用来赏赐。

德川家康掌权后，用朱印船制度管着海外贸易，只留长崎一个港口对外开放，准许民间贸易，1659 年开始铸造长崎贸易钱。这些钱照着宋朝铜钱的样子做，就是为了能无缝接入东南亚原本用中国铜钱的贸易圈子（比如“曲”头元丰）。

长崎贸易钱凭借以下特性迅速成为东南亚贸易的核心媒介：

长得像：它照着北宋 “元丰通宝” 的样子造，和东南亚原本用的中国铜钱没啥差别，当地人用起来完全没障碍。

抓准时机：中国的海禁使铜钱短缺，日本赶紧推出贸易钱补上缺口。越南、南洋各国用西班牙银元换这些贸易钱，还能从中赚差价。

路子广：借着郑氏家族的海上航线，还有越南会安这个 “中转站”，长崎贸易钱很快就打通了日本 — 台湾 — 越南 — 南洋这条贸易线，把十七世纪中后期的东南亚贸易推向了高峰。

长崎贸易钱就像一条线，贯穿明清时期的东亚海上贸易，将中国和日本、越南的经济、政治、文化串在一起。

贰、被误认为“来历不明的地方私铸”宽永通宝钱

乾隆初年，一枚小小的 “宽永通宝”，在朝堂掀起轩然大波。彼时，这种钱币悄然渗透清朝市场，沿海市井交易中随处可见。当 “宽永” 二字传入宫廷，乾隆皇帝勃然大怒 —— 在封建帝王眼中，民间竟现陌生年号钱币，无疑是僭越之举，暗藏谋逆祸心！他当即雷霆震怒，严令江、浙、闽三省总督巡抚，务必彻查私铸源头，严惩不贷。

以“宽永通宝”为代表的日本本土流通货币，其铸于日本第108代后水尾天皇宽永三年（1626年），从江户幕府初期开始大规模铸造，直至1867年明治维新前夕才废止，流通时间长达240余年。堪称日本历史上铸造量最大、流通时间最长、版别最繁杂的钱币 。

明末清初，随着中日民间商船往来日益频繁，日本商船携带宽永通宝等货币来华采购生丝、糖、药材等商品，而中国商船从日本运回铜、铅等物资时，也会带回部分日本货币，宽永通宝由此流入中国，并在东南沿海地区广泛流通。宽永通宝一度在民间形成“平行货币”，大量流入浙江、福建、江苏、广东等地区。通过近年来统计，其出土地点涵盖20个省份。甚至还有很多地方利用宽永通宝钱文进行私铸，以并非“私铸当朝铜钱”的“理由”来自我安慰。

乾隆时期，宽永通宝的走私与私铸情况越发泛滥，引发清政府的高度关注，开始对“宽永通宝”进行整治。当时，这种日本钱币在我国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广泛流通，甚至有少量流入京师，在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以及米市、盐场等地，严重干扰了市场秩序，致使清政府在沿海地区的各项收入大幅缩水。

朝廷起初误以为“宽永通宝”是本朝类似沙板、剪边的劣等私铸铜钱。乾隆十四年，方观承奏请查禁，乾隆因考虑到制钱昂贵，未深入追究。但在浙省搜获贼犯海票一案中再次提及“宽永通宝”后，乾隆终于下令江、浙、闽诸省督抚彻查。

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庄有恭接到命令后，命幕僚汪辉祖展开调查。汪辉祖从藏书家朱彝尊家藏的日本书籍《吾妻镜》中发现“宽永三年序”的字样，由此断定“宽永通宝”是日本钱币。

尹继善和庄有恭向乾隆详细禀报情况后，乾隆谕令严禁商船携带倭钱，对民间流通的宽永通宝，官府负责收买，同时严厉惩处私自铸造、买卖日本钱币以及在中国进行非法经营活动的日本商人。

在乾隆皇帝的重视和沿海官员的积极整治下，宽永通宝迅速在沿海地区的市场上消失。

为应对这一局面，清朝后期加强铸币监管，严禁私铸并增加官钱投放，客观上推动了官方货币体系的完善。

叁、两者输入中国的背景、性质及对中国铜钱的影响

虽然都是日铸货币，但性质和影响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

1、货币属性与流通时期

2、输入中国的背景与路径

（1）长崎贸易钱：特殊历史时期的“贸易媒介”

明末清初海禁导致中国铜钱出口锐减，东南亚贸易圈出现货币真空。日本借郑氏集团（郑成功）控制的海上航线（台湾→长崎→越南），以仿宋钱形制打入原有中国铜钱流通网络。 主要路径是通过郑氏集团商船从长崎运至台湾，再转口至东南亚（如越南会安），少量随沿海走私流入福建、广东。替代中国铜钱成为东南亚贸易的“硬通货”，日本借此获取白银与战略物资。

（2）宽永通宝：长期贸易中的“货币渗透“

1684年康熙解除海禁后，中日贸易量激增（如1685年赴长崎商船从24艘增至73艘），日本铜与商品大量输入中国。日本“正德新例”（1715年）限制铜出口后，宽永通宝作为辅币随商船流入中国，弥补由于铜贸易减少的利润空间。

主要路径为中国商船从长崎直接运载宽永通宝回国，或通过东南亚转口贸易间接流入。 日本通过货币输出平衡贸易逆差（如用铜钱购买中国生丝、瓷器），中国商人则利用汇率差获利。

3、对中国铜钱体系的具体影响

①长崎贸易钱：短期补充，未冲击主权货币

在1659-1685年间，东南亚因中国铜钱短缺接受日本仿宋钱，维持了区域贸易流动性（如越南用贸易钱兑换西班牙银元）。

主要用于转口贸易，仅少量通过沿海走私进入大陆，未形成大规模流通。流入中国的数量有限， 对中国铜钱（如顺治通宝、康熙通宝）的主导地位无实质威胁。

②宽永通宝：长期流通，引发货币管理危机

宽永通宝因形制类似明钱（如永乐通宝），在东南沿海（尤其福建、浙江）被民间混用，进而私铸泛滥，严重冲击了本土货币的使用。

乾隆年间（1743年）清廷颁布禁令，严禁宽永通宝流通，反映其对中国货币主权的产生了实质威胁。

4、本质区别：贸易工具 vs 货币替代

结语：从“贸易媒介”到“货币博弈”

自古代起，中国方孔圆钱便对于整个东亚货币体系产生了影响，其形制、铸造工艺与流通模式，成为周边国家争相借鉴的典范。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这些 “模仿者” 的货币投入贸易洪流，又反过来冲击着原生体系。

长崎贸易钱是日本在明清政权更迭、海禁松弛期的临时性贸易工具，依托郑氏海权填补东南亚货币真空，对中国铜钱体系影响有限。 宽永通宝则是日本锁国时期货币自主化的长期实践，通过贸易渠道渗透中国市场，引发了清政府的货币管制反应。

两者共同反映了17-19世纪中日在东亚贸易中的角色转换：日本从中国铜钱的“仿铸者”变为“货币输出者”，而中国因海禁与技术保守，逐渐丧失对区域货币体系的控制力。

这种双向影响就像一面镜子，既映照出古代中国货币文化强大的辐射力，也反映出东亚贸易与政治格局的动态变化。日本仿制中国铜钱铸造长崎贸易钱、宽永通宝，不仅是对中国货币形制与信用的认可，更是东亚各国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重塑货币秩序的尝试。这些外来货币冲击中国本土货币体系的过程，也侧面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与适应。

这些小小的钱币，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货币史、海外贸易史以及中日关系史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视角。这不仅是货币间的碰撞，其中暗含的权力转移、经济博弈与文化交融，着实值得我们细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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