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麦凯恩 Colum McCann：姐妹SISTERS

作者简介

科拉姆·麦卡恩，爱尔兰作家。他是纽约亨特学院美术大师项目杰出创意写作教授，经常访问欧洲研究院。他的作品以35种语言出版。主要小说作品包括《声犬》、《亮的一侧》、《舞者》、《佐丽》、《让伟大的世界旋转》、《大西洋》。2011年获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

我一直觉得我俩的生活就像是那片土地上的颜色——她的是羊胡子草的绿油油，而我的则是地下水的黑黝黝，就像男人们狠劲儿一锹挖下去就能看到慢慢渗出来的黏稠泥水的黝黑。

记得十五岁时，我常在傍晚穿着明黄色的袜子，骑车穿过那片黑乎乎的泥塘向舞厅奔去。姐姐一般都呆在家里。虽然我一路小心地避开那些泥塘，可总免不了在背上留下点点泥迹。我跳舞时，那些穿着厚重蓝色外套的男孩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们常常斜靠在我的自行车上，在夜色中偷偷分享香烟，我也加入了。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在我的车篮里插了一朵香百合。后来，那些穿着青灰色西装的人都靠在我身上，眯着眼睛，头像老鹰似的往前勾着。有时，我会把手伸出去，越过他们的肩膀，用手比划或者刻出一个东西来，有鼻子有眼的，就像个小人儿，我用他来寻找生命的含义。

有个留着两撇八字胡、胡梢花白的老男人带我去的是卡斯东巴公厕。这人是个海员，身上有股很冲的缆绳味儿和霉味儿，外加老水手的无赖劲儿。那地方有海滩，有浓荫，山坡上满是石楠花。一个农民小伙儿在我身上耕耘的时候，我伸手在圣母的雕像和纪念爱尔兰亡灵的凯尔特十字架之间做了一个问号的形状。乱交就是我的签名。我那时候长得像个细腰的沙漏，脑袋上一头枯草，眼睛绿得跟酒瓶底似的。有人带我到阿奇尔岛吃冰激凌，然后我们在石岸上抠下了些紫水晶，接着又爬上了广播塔。后来，等我们醒过来时，发现明月当空，而自己则睡在悬崖的边上，大西洋的海浪就在下面拍打着。第二天，我父亲在餐桌上跟我们说约翰·肯尼迪总统已经把人送到月球上了。“真丢人，”他看着我说，“费了半天劲，发现那里除了一堆灰尘以外什么也没有。”那时我的腿脚更加利索了，可以走到舞厅去。只是周遭的泥塘又湿又黑，必须小心。那个送我香百合的男孩又尝试了一次，这次他还加了一朵从警察局偷来的金莲花。我的身子还是在各处狂欢着。我父亲常常等我到深夜，大口大口地抽他的伍德拜因牌香烟。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在一家印刷店里听人叫我“小娼妇”。还有一天，我在房间收音机里搜索卢森堡电台的时候，听到他在啜泣。

我的姐姐布里吉德不时爆发强烈的厌食症。她常常在课后一个人溜到泥塘旁，偷偷躲在一块大岩石后边没人的地方。她总是手里拿着《圣经》，袋子里装着学校的三明治。到了那儿，她就像只知更鸟一样蹲着，一点一点地撕下面包，祭祀一般地抛洒在周围。这块石头可是有来头的-——行刑的时候，这里是用来做弥撒的。我有时会在远处偷窥她。我的姐姐自己瘦成了个骨头架子，可却还在扔面包。有一次，我见她在石头上拿着父亲的钳子慢慢地把左手中指的指甲给拔了出来。她这么干只因为听说十七世纪克伦威尔的手下就是这么对待竖琴师的，只为了让他们没法拨弄琴弦、弹奏音乐。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痛苦。她的手指流了好几天的血。她给父亲的说法是自己不小心被学校的门夹到了。父亲对布里吉德的情况毫无察觉，几年前母亲去世母亲是在外出散步的时候被一阵风刮下悬崖的，之后，他就一直沉溺在哀痛中不能自拔。从那天起，布里吉德就开始活得跟个殉道者似的。人们都怜爱她文弱白皙，可是却从来不知道她那孱弱的身体里都藏着些什么样的念头。

她从来不去舞厅。自然，她脚上穿的是修女们标准的褐色袜子。袜子里的两条腿瘦得跟芦柴棒一般。我们之间很少说话。我也几乎没有主动跟她聊过。我嫉妒她那闲置的身体几乎没有什么消耗，可是我还是像姐妹一样，不计嫌隙地深爱着她。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躲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挤作一团，蜷缩在毯子里，心里满是困惑，我干吗要非法穿越加拿大边境，去一个并不欢迎我的国家，见一个我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的姐姐呢?

后备箱里又黑又冷，又挤又闷。我的膝盖紧紧地顶着我的胸，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还有令人窒息的灰尘随着冷风不断灌进鼻腔里。我们可能还在魁北克的辖地内。每停一个红灯的时候，我都以为是到了进入美国缅因州的边境站。等最后到了，我们要停在冰冻的河流旁边，到上面去溜溜冰，吹吹风。只有我跟迈克尔，在冰上疯一下。当然，也许只是想想而已。

当我求迈克尔带我从加拿大偷渡进入美国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一直想当一只墨西哥人所谓的“郊狼”。他说这跟他们纳瓦霍人的血性是一致的。他的祖先认为郊狼就是蛮荒之初唤醒日出的刍狗。在了解到我年少时的轻狂之后，他开玩笑说我肯定不信那套传奇，只会听信大爆炸理论。现在躲在后备箱里，我把头上蓝色的羊毛帽紧紧地盖住耳朵。我的身体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柔韧地对折起来了。

我是七十年代初在灰狗长途汽车上认识迈克尔的。那时我刚逃离那些泥塘不久。布里吉德还在家里吃她一小碟一小碟的鸟食。父亲到香农机场为我送行，最后拥抱了我一下，就像跟他最后一根雪茄告别似的依依不舍。上了飞机，我才终于肯定，我要永远离开这里，远赴异国他乡，我已经烦透了家乡那种谁都跟你熟得很的点头招呼。我只戴着一串珠子逃到地球另一边的旧金山去。在机场公车站，我一开始注意到迈克尔是因为他一身凶煞的黑色。他的皮肤就像是在糖浆里浸过，我还看到他挂在胸前的一串牙齿项链。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洲狮的牙齿。他是在爱达荷州的荒野发现那只狮子的，它在路边被撞死了。那天他一声没吭走过来就坐在了我的边上，身上有股淡淡的实木烟熏的味道。他的脸有点像鹰，满是粉刺，手腕很粗。他当时穿着皮背心，牛仔裤，脚蹬高统靴。后来我不知不觉就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手还伸过去摸着他的狮牙项链。等到我对着它们吹气，说它们互相撞击时听起来就像是风铃声时，他终于笑了。于是我们就一路嘀嘀咕咕地穿越了整个美国。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住在教会区旁边的德洛莉丝大街，常常能听到金门大桥的浓雾警报的哀鸣。我们在一起，直到后来的大搜捕。一九七八年大搜捕之后，我离开美国回爱尔兰定居了。可是从此再没有跟别的男人睡过。

现在车又颤抖着停了下来，我的头一下撞在了后备箱的盖子上。我真是宁可拿根针去钻透石柱也不会再犯这个傻了。这阵子烟草和酒精的走私贸易猖獗，我们很有可能被牵连抓住的。迈克尔本想用独木舟带我从肯尼贝克河泅渡过去的。当我坚持躲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时，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祥之色。现在我真是后悔死了。“听着知更鸟的歌声，躺在慢悠悠的水面上，那河水载着我们缓缓漂移，只看到蓝天高高在上，人人都沐浴着爱。”在我和布里吉德很小的时候，父亲给我们唱过这首歌。

车一点一点地向前蹭着。我不知道到底是快到边境了还是又遇到了红灯。有时车彻底停了下来，然后又一寸寸地前移。不知道此时迈克尔在想什么。三天前刚见到他时我有点被吓到了，因为他十三年来似乎没什么变化。这让我自惭形秽。我自己已经是灰头土脸、邋遢不堪。晚上独自躺在他的沙发床上时，我不由摸到了自己大腿上新长出来的肥肉。现在我觉得自己的体重简直跟他不相上下了。他剪短了头发，穿上了套装，只为减少被查验的风险——这让他耳目一新或是更加陌生了，我也说不清楚。

外面一阵沉闷的对话声。我更加用力地蜷了起来，脸紧紧地贴在冰凉的铁盖上。只要边境检察官要求检验他的行李我就完蛋了，历史就要重演了。可是我听到了两次拍打车盖的声音，然后引擎发动，车子向前走了。一会儿我就进了美国，这个据称是上帝赐给该隐的国度了。在路上行进了一会儿，我听到迈克尔大吐了一口气，然后是鬼叫般的狂笑。

“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恭喜你了，”他喊道，“过几分钟再把你放出来，谢昂娜。”

他的声音听起来嗡嗡的，我的脚指头都冻僵了。

一九七八年八月的时候，我还在格尔利大街的一个酒吧唱歌。那天晚上，我准时下班，穿着一件从当铺里买来的旧婚纱，头发披散着，脚上还套着黄色的袜子——后两者已是我的注册商标了——钻进了我们那辆破旧的、有着粉红色轮毂罩的福特皮卡，朝海岸驶去。迈克尔周末的时候就到门迪西诺北边的一个小屋里去，帮着弄来一堆加州橘子。我穿过聚满花嘴䴙䴘的小桥进入了索萨利托，大约在塔玛帕斯山的海岸边，我扔了几个烟头向杰克·凯鲁亚克和约翰·缪尔的亡灵致意。远处的海面上，一轮红日升起，有如一片脏兮兮的阿司匹林。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不敢跨越白线一步，不管是仪表盘上的还是公路上的。我按照迈克尔写在一张一美元钞票上的方向一直开到了俄罗斯河边，那天一大早还是挺顺利的。

那栋小屋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的尽头。路旁堆满了废弃的摩托车配件、装橘子的木箱以及风车碎片，几只小猫在其中跳来跳去。树林里点缀着野草莓，阳光透过高大的水杉形成一道道光柱。迈克尔和他的朋友腰间挎着枪来迎接我。家乡梅奥从来就没有过枪，只是有女学生传言说在布里吉德独坐的石头以外一英里的地方有个洞，里面住着个爱尔兰共和军。我有点被吓到了，被那些枪。我叫迈克尔把自己的掖起来。等到晚上，其他人跟着一车疯子走掉了，我问他能不能单独跟我呆会儿。我不想看到那些枪。虽然我自己也有。四个小时后，我们赤身裸体地躺在一条小溪边，我不知怎么背起了卡瓦纳的诗句。我的爱河两边绿油油的，蓬蒿茂密。后来我从他的肩头看过去，见到的却是四个警察狞笑着拿枪指着我们。他们逼着迈克尔弓起身子，然后把树枝插进了他的肛门。他们也想抓我，这些人像鹰隼一样眼睛瞪得溜圆，最终也逼迫我就范了。四个人轮着上。这次我闭上了眼睛，手臂贴在地上，没有小人从我手掌里看着我了。

五天后，对我的处理直截了当——一个瘦削的戴着顶软呢帽的年轻律师接了我的案子——他们说我没有绿卡要把我驱逐出境。我戴着手铐，经过旧金山国际机场里本尼阿诺·布法诺的“和平”雕像——那个融合了各个种族脸型的雕像——被他们押到了肯尼迪国际机场，在那里登上了爱尔兰航空公司的波音747。我把我的念珠都冲到马桶里去了。

等到进了缅因州的一条土路上，迈克尔把我从后备箱里拎了出来，抱着我转了一圈。四周黑漆漆的，可是我在旋转中还是能闻到湖泊和杉树的气息，还有树枝上清新的积雪。天空中，猎户座正持剑追赶着金牛座。“那可能是只鬼。”我低声对迈克尔说。他停下了舞步。“我是说，那些星星的光进入我们眼睛里的时候，已经经历了几百万年了，所以完全可能已经是鬼影了。那颗星星本身也许已经爆炸了，成了超新星。”

“我对星星仅有的知识就是它们是晚上出来的，”他说，“我爷爷有时会搬把摇椅坐在屋子外面拿它们跟我奶奶的牙齿比。”

我笑着靠在了他的身上。他抬头看着天空。

“再告诉我点科学奇迹。”他说。

我就开始掰扯说要是我们可以飞得比光还快的话，就可以不动声色地瞬间飞到自己从来没想过的地方了。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拿手指按住我的嘴唇，抱我走回车旁，轻轻地把我放在了前座上，然后说：“去你姐姐那儿。”

他解开自己的领带，把它当作手帕包在头上，又用手摸了摸已经不存在的马尾辫。接着他打开收音机，朝纽约驶去。

我曾有一次在都柏林见到过姐姐，就在道森酒吧外面。我觉得她的新道服穿在身上挺合适的。黑色能掩饰她的瘦弱。她一边走一边念着祷告词。手上的毛显得又细又密，颧骨突出得简直要掉下来了。我跟在她后面，穿过圣史蒂芬绿地来到国会下议院。她小心地趿着自己的拖鞋，从来也不让它们离地面太高。到了下议院门口，她停了下来。有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坐在那里抗议。为了取暖，他们像蜂鸟一样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手臂。那天是圣诞夜。她跟他们中的几个谈了几句，然后就拿出一块毯子坐在了他们中间。这让我大为诧异。我在街对面看着她跟他们有说有笑，还有一个小女孩倒进了她的怀里。我离开那里，买了一个面包，喂给绿地上的鸭子吃。马丁大夫鞋店的男孩没冲我微笑，我只想找个舞厅。

“现在的硬币上再也找不到我们的出生年份了。”我在包里翻找着零钱准备打电话。

“我喜欢这么冒险，”他说，“简直比上绞刑架还刺激。哎，你真该看看那个边检官的脸。眼睛都不眨就挥手放我过来了。”

“你觉得我们老了，然后就……”

“听我说，谢昂娜，你知道老话怎么说的?”

“怎么说?”

“女人的年龄在心里。”他吃吃地笑着说，“男人就跟他喜欢的女人一般大。”

“真好笑。”

“我可不是说笑。”他说。

“对不起，迈克，我只是有点紧张。”

我靠在椅子上看着他。他六年间从监狱里给我寄的信当中，有一封令我记忆犹新。“谢昂娜，我不介意和你一起死在沙漠里。”他写道，“我们俩可以一起舔岩石上的露水，然后躺在太阳底下，直直地看着它，直到它把我们弄瞎。我们可以挖两个洞，把尿撒在里面。然后用塑料布把洞盖住。塑料布的中央放一块石头。太阳可以帮忙蒸馏，水汽都跑到了塑料布上，又顺着它流到中央，滴到一个锡罐里，就成了水。这样经过一天，我们就可以互相喝对方身体里的水了。最后就等着秃鹰从热气流里冲下来吧。我真不想跟你分开。我现在就是行尸走肉。”

那天收到信时，我真想辞掉那份在卡瓦纳运河边的玻璃大厦里的秘书工作。我想回梅奥去挖一个坑，下半辈子都叼根芦苇秆躲到那坑里渗出的水中不出来。可是我没有辞职，也没有给他回信。那死法过于美丽了。

都柏林的日子孤单乏味。我住在拉格伦路边上亚壁古道的公寓里。在那里，我的满头黑发慢慢不知去向。而十三年的时光也悄悄流逝，连秋日黄花都算不上了，它们一丝丝地都沉积到我的皮肤里了。我默默地看着圣殿酒吧区一个扫大街的人吹着欢快的口哨，就跟嘴里有只活跃的鸟儿似的。我注意到天边的脚手架越来越多。都柏林也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了。躲在里森大街某个门洞里的瘾君子也学会了在直肠里藏可卡因。年轻的男孩都戴着棒球帽。运河上五颜六色的垃圾异常刺目。邮递员会问我一个人寂不寂寞。一九八五年，我去了一趟托雷莫里诺斯凑了个热闹。我还看到几个女孩子，大概就跟我当年差不多大，在小巷里被人糟蹋了。

可是我对男人却没有一点念头。我买了个平底锅，天天琢磨着怎么做出色香味俱全的饭菜，我还会倚靠在只有一根管子的电暖气上写点小诗。甚至有一次我都跟一个多尼戈尔郡的警察约会了。可是当他想撩起我的裙子时我一巴掌扇掉了他的眼镜。工作时我必须穿一件带丝带的外套，还经常被电话槽孔弄花指甲，可我郁闷得连工作都懒得换。我在音乐厅看到一位竖琴师在尼龙绳上弹出美丽的乐曲。有一次，恰好是见到姐姐裹着福克斯福德毯子跟那群无家可归的人坐在一起整整两年之后，我突发奇想要去寻找她。“布里吉德姐妹，”他们告诉我，“正在中美洲传播上帝的福音。”我没敢问他们要地址。我对中美洲的印象是那里的狗比她还瘦。

我们现在离开了大道，漆黑的夜色逐渐被东方日出渲染成血色。进入新罕布什尔州后，我们一路寻找着加油站。迈克尔从来不喜欢州际公路上的那些大加油站。他总去些小镇上的私人加油站。这点他还是没变。他还是那个他，敞开的牛津衬衫里，露出脖子上那串美洲狮牙齿的项链。因为我信任他，因为他还是执著于简单、真实的事物，所以我告诉他我觉得布里吉德病得很重。我对中美洲的认知很简单，仅有的一知半解都来自报纸。她病了，我对他说，因为她在那些龙舌兰植物里面心都碎了。她病了，因为那里的士兵不是拎着卡拉什尼科夫就是AK-47冲锋枪，一路用枪托敲打着砖窑里发面的铁桶。她病了，因为她看到了无数原以为只有爱尔兰历史上才有的惨剧。她病了，因为那里也有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想跟她一样生活，却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奇迹。她病了，躺在长岛的一家修道院医务室里，那里的修女们不知道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不过，说老实话，她之所以生病，我觉得也是因为她知道我看到了她在那块石头上抛洒面包却一声也没吭。

“你对自己太苛刻。”迈克尔说。

“我就是在拿针钻石头。”

“什么意思?”

“哦，行了，迈克尔，不要装得跟我们还是二十一岁、这些年都白过了似的。”

“可也用不着哭丧着脸。”他说。

“哦，你不哭丧着脸?”

“我会尽量不去想那些事。”

“那比哭丧着脸还糟糕，迈克尔。”

“好了，”他说着伸手过来抓住了我的手，“你没法改变过去。”

“是，我们改变不了，”我说，手上软弱无力，“改变不了，对吧?”

出于对自己无名火的愧疚，我又跟他说起了我是怎么找到姐姐的地址的。这三天里我都说过无数次了。就在一个礼拜前，我决定回家去看看老爸，给他带了一条少校牌香烟，我实在是找不到伍德拜因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我的神经，让我想到去看他。那天在都柏林，另一个秘书唠叨了一上午，因为她的牧羊犬在她最喜欢的地毯上吐了一摊，她都气哭了，我猜，与其说是因为狗，还不如说是因为那条地毯。我独自走到运河边上，看着那些男孩们跳进水里，击破那油油的水面。他们的勇气深深震撼了我。于是我直接去了休斯敦车站买了张西去的车票。

当然，他已经死了。那对买了我们旧平房的夫妻都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他说他们在戈尔韦医院见过我父亲。那是在氧气帐篷里，他当时还嚷着要来一口布什米尔酒和烟。医生告诉他说这样他会爆炸的，结果他说:“太好了，那给我来口烟吧。”那个问我是谁的丈夫其实知道我是谁，尽管我再也不指望他拿出什么金莲花和香百合了。我当着他妻子的面说我是一个远方表亲。送我到门口时，他又悄悄告诉我说他听说布里吉德生病了，现在住在“大苹果”的一家修道院里。他说这话时就像是撕了自己的皮一样，然后又鬼鬼祟祟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我厌恶地赶紧擦掉了。回到都柏林的家后，我打了一通电话，好不容易才找到迈克尔。他现在在魁北克当一个建筑包工头。

“迈克尔，我要回美国去。我可以从伦敦飞到加拿大，这没问题。”

“我会到蒙特利尔机场来接你。”

“你结婚了吗?”我问。

“你拿我开涮呢?你呢?”

“你拿我开涮呢?”我笑了，“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当然。”

一路上我们就沿着95号公路行驶。一连串的加油站、霓虹灯、汽车旅馆、快餐店呼啸而过。迈克尔跟我聊着另一个世界，跟这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的太阳落下又升起，升起再落下。圣昆丁监狱留在他头脑里的只有墙上的窗户。他出来那天，身上的衣服已经嫌大了两号。他学会了翻筋斗，结果装了个合成膝盖。他坐上公车去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在那里当了一阵子导游。等到我不再给他写信以后，他就驾着摩托，他把它叫做“烧大米”的摩托回，从加利福尼亚一直冲到了新墨西哥的盖洛普。他爸妈把政府每月的支票都浪费在他们家屋后一条干枯的小溪里了。迈克尔就睡在一个堆满雷鸟酒瓶的棚子里，破破烂烂的屋顶上还有一个洞，抬头就能看见星星，它们都在默默地运行不息。他也默默地走自己的路，爬到纽约的脚手架上去忙活了。印第安的登山高手在那一行里供不应求，薪水不错。

后来他碰到了个女孩。女孩带他去了加拿大。他们一起去爬了东北森林里冰冻的瀑布。他跟那女孩不久就分手了，可是瀑布还在那儿。“也许，”他说，“等我们去魁北克的时候就可以套上背带，蹬上靴子去爬。”我揉了揉自己的大腿说:“再说吧。”

又是一阵潮水般的霓虹涌过。

我们停车吃了顿饭。一位卡车司机出价十块钱要迈克尔把美洲狮牙齿项链让给他。迈克尔告诉他那是他家的传家宝。然后他们用一种我——我当时穿着红色的针织毛衣、灰色衬衫——听不到的音量向他推销一袋子药丸。不过迈克尔婉拒了卡车司机，说他不开快车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我们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轰鸣着加入了纽约市的车流，朝村里开去。迈克尔已经睡眼惺忪，累得不行了。车里扔满了咖啡杯，衣服上的烟味久久不能散去。现在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就跟其他城市一样，都是一堆的人加一堆的车。显然，切尔莎旅馆已经没有我们的地儿了，也找不着迪伦，找不着比汉，找不着科恩，找不着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旅馆了。转悠的时候，街上一直回荡着怀旧老歌。我们最后住在了布里克街上迈克尔的老友家里。我箱子里带了两件晚礼服。我最大胆的一件事就是一件也没穿。迈克尔和他的朋友全睡在沙发上。我睡床上，却怕死了那条床单。四只带着警徽的红嘴老鹰站在长满红衫的小溪旁，在斑斓的阳光里对着我叽哇乱叫。一群男孩从沼泽那边晃悠着过来了，个个都戴着褐色的花呢帽子，裤脚上夹着银色的夹子，死盯着我。我父亲点着了一盒烟在一个塑料盆里烧了。一个修女在周围跑来跑去，肚子上长着一大团的面团。我的手上扎满了松针，没有清风来把我带走。血顺着他的大腿往下淌着。知更鸟爪子里抓着的花朵掉了下来。我辗转反侧，大汗淋漓，把被子卷了好几层还是睡不着。直到迈克尔最后过来亲了我的眼睑才睡着。

开车去长岛的路上，我在街头买了一束黄色水仙花。他跟我说黄水仙的含义是婚姻。我说这是送给一个修女的。他拉了一下帽子。“谁说得准呢，亲爱的，”他说，“这年头谁说得准啊。”

迈克尔开车时还是会时不时摸摸后脑勺的头发，时不时还会捏捏我的手臂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快车道上挤着一堆车。不过慢慢地，等车子一点点挪动，车流终于稀疏了下来。偶尔有大片的雪花被雨刷刮掉。我蜷成一团，听着外面的海浪声，记起一个叼着芦秆躲在沼泽里、以此证明自己的男人。我现在年纪大了，也不用害怕了。我想着把那花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扯下来。我们朝海边开去。远远地，我看到海鸥在海浪上高高低低地叫着。

蓝蚝修道院看起来像个学校。除了前面草坪上那个肩膀上落着一层雪花的圣母雕像外，这里看不出有什么神圣的氛围。我们停了车。我让迈克尔等着我。我从他的衬衫领子下翻出那串牙齿项链。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面红耳赤地亲他的嘴。“行了，”他说，“不用现在跟我多愁善感。也不要呆太久。魁北克的瀑布可是化得很快的。”

他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我朝前门入口走去。门环，搭扣，燕子，还有下面那些话只有诗人才写得出:“我就是我的所作所为，来到这世上也就是为此。”我在厚实的木门上敲了半天，门才打开。

“什么事?”那位老修女问。她是爱尔兰人，看那一脸的暗褐色皱纹就知道。

“我找布里吉德·奥德维尔。”

她看着我，打量着我的脸。“恕不待客，对不起。”她说，“布里吉德姐妹需要和平静养。”她微笑着要关上门。

“我是她妹妹。”我结结巴巴地说道。门又开了，她看着我，眼睛斜着。

“真的?”

“对，”我笑道，“真的。”

“你想干什么?”她问。

“我想见他。求你了。”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来吧，来吧，姑娘。”她接过黄水仙，摸了摸我的脸颊，“你的眼睛跟她的一样。”

我走进走廊，那里像苔藓一样挤满了老修女，都在提问。“她病得很重，”一个说，“她不会见任何人的。”给我开门的修女带我挤出一条道。门口放着鲜花，墙上挂着画，屋子里一股百合花香，大片的素白让其他颜色都黯然失色。我坐在一把铁椅子里，双膝紧紧地靠在一起，我的手放在腹部，看着她们的脸，听着她们低沉的唠叨声，没有回应。一座圣母雕像盯着我们。我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岁，穿着条修女的裙子。现在是冬天，打完爱尔兰曲棍球，我在学校冲澡，有一两个修女就站在旁边，看着同学们和我清洗掉我们腿上的尘土。她们看到我大腿内侧的瘀伤，就给我讲妓女收容所的事儿。现在我又从学校大门冲了出去。我穷凶极恶地往前狂奔着，裙子飞得老高。我看到她在那儿，坐在石头上，吸吮着自己的手指。她拿芦秆做了个十字架，这是她名字来源的圣徒的标记。迈克尔走过来，吸舔沙漠岩石上的露水。我父亲往火上加了些炭。太好了，那就给我来根烟吧。

“你跟我们来喝一杯吗?她现在在睡觉。”还是那个给我开门的老修女说。

“谢谢你，姐妹。”

“你看上去脸色不好，亲爱的。”

“我走了很远的路。”

喝茶吃点心的时候，这些女人的态度开始好转了。她们吃东西时的嘎吱嘎吱声和笑容让我很是意外。她们打听她的往事。“布里吉德，她们说，多好的人啊。她一直就这样吗?圣灵附体?”

有两个修女前几年一直跟她在一起。她们告诉我，她一直呆在萨尔瓦多一个咖啡种植园外面的修道院里。前不久的一天，有三个修女遭到了枪击，其中一个差点丧命。于是布里吉德就溜出去几个小时，到山里为她们的康复祈祷。三天后人们才找到她，她被扔在一块大石头上。当我问到指甲的事时，她们都很诧异。“没有啊，”她们说，“她的指甲好好的啊。是因为缺乏食物才把她弄成那样的。”人们找了五个农民才把她从山上抬了下来。她在当地人中口碑很好。她经常拿食物到那些土坯房子里去，而且那些人很感激她去的时候还把食物藏在衣襟里，这样他们就不用因为接受施舍而不好意思了。她在圣萨尔瓦多的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一直打着点滴，然后又被转到长岛来接受康复治疗了。她从来没提过自己的兄弟姐妹，可是她却经常收到爱尔兰的来信。而且，在中美洲时她干过的最奇怪的一件事是，她嘴里含了块卵石，从萨拉戈萨海直到了这里。她学会了跳舞。她在当地教堂圣器安放室的后面养了四只小猪。她还教当地人怎么剥兔子皮。那个小卵石把她的牙齿崩掉了一小块。她还开始穿一些色彩很奇怪的袜子。

我开始偷笑。

“每个人，”一个修女带着西班牙口音说，“都允许有点疯狂，哪怕是个修女。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

"不，不，不，这没有错。我是想自己的事。”

“那里的确很冷的，你知道吧。”她答道。

这时有人开始说起自己烧花豆的事儿，还有那些猪从猪圈里跑出去的事儿，以及兔子跑掉的事儿。还有一名修女说她有一次在神龛前从衣服里掉出一块蛋糕来，另一位从威尔士来的神父说上帝把他唯一的一块面包都拿出来了。不过那个神父还是原谅了这出闹剧，因为它也不算亵渎，只是有点滑稽。这时园丁走了进来。他是个斯莱戈人，说:“我在屠夫的刀上看到的油脂都比你姐姐身上的多。”我把葡萄干放在碟子边上，还是笑。

“我能见她了吗?”我说，转头看着那个给我开门的修女，“我真的需要见她。我还有个朋友在外面等着。我一会儿还要走。”

修女转身进了厨房。我等着。这时我想起了一块泥炭，还有它包含的历史涵义。我真该给我姐姐带一抔泥土过来的，或者一块石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一位老修女，带着非洲口音哼起调子，从厨房里端来了一块吐司面包和一杯水。她还在白碟子上加了一团蘸酱，“为了招待客人。”她冲我眨眨眼，示意我跟她走。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离开饭厅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嗡嗡的谈话声。她带着我上了楼梯，经过一个苍白、怪异的雕像，然后又穿过一个长长的整洁的走廊，到了一扇贴着罗梅罗大主教照片的门前。我站住了。我屏住了呼吸。一块泥炭，一块石头，什么都行啊。

“进去吧，孩子。”那位修女捏了捏我的手，“你都发抖了。”

“谢谢。”我说。我站在门口，慢慢打开门。“布里吉德?”床上一团糟，就像刚刚被翻过。“布里吉德，是我。谢昂娜。”

没有回音。只是床单稍微动了一下，还有点活着的迹象。我走过去。她的眼睛睁着，可是却一点都看不到她的魂儿。她花白的头发乱成一团，脸上的皱纹很深。年纪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脸颊上。我很生气。我摘下了房间里的圣心照片，反着扣在了地上，因为它把房间里弄得红通通的。她的嘴巴蠕动着，嘴角流出少量唾沫。终于，我见到她了。我再次凝视着她的眼睛。这是自从小时候以来我第一次这么看她。有些酸楚，也许程度很深。“我只是想找个中间的立场。”我说。然后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在跟谁说，把那幅照片又挂回到墙上。

我坐在床边，摸着她灰白的头发。“跟我说句话。”我说。她微微转了转头。地板上碟子里的面包慢慢凉了。我喂给她吃，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认出我来，可是我感觉她认出来了。我都不敢把手放在她身上，生怕摸到骨头。她不想被人喂，嘶嘶地用干裂的嘴唇把面包吐出来。她在我的手边闭上了嘴，可是我毫不费力就把它给掰开了。她的牙齿脆得就像石灰石一样。我把面包放到她的舌头上。每次都等它慢慢湿润直到最后化开，然后再喂点水冲下去。我想说点什么，可又说不出来，于是我就哼了一首霍依基·卡迈克尔的调子给她，不过她没听出来。要是想把她扶起来的话，估计会发现手里只是一抔尘土。我的手这时又动了起来，做出一个动感的形状，对我自己说话呢。

我想弄清楚床单下到底是不是她。“跟我说话。”她扭转头去，翻了个身。我站起来看了一下整个房间。除了床上这一团，其他地方也都乱七八糟的。地上有个空的夜壶。窗户旁边有些盛开的菊花。一只装着蘸酱的白碟子。盘子边缘那个已故的大主教正往盘子里看呢。

“就说一个字，”我说，“哪怕就说一个字。”

从白色的走廊里飘来一些声音。我神经似的走到抽屉和碗橱旁边，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弥补我的不确定。我把抽屉拉了出来，把所有的东西倒在地上。里面乱七八糟的我看不懂。有一本《圣经》。几条叠得很整齐的裤子。秋衣。一叠皮筋扎着的信。若干个发卡。一本夹着收集的邮票的《凯尔斯经》。信件我不想去读。还有一幅男人播种的画，笔法很稚气。我们爸妈的一张照片，是很久以前的，他们一起站在尼尔森纪念碑前。爸爸夹着根雪茄，妈妈帽子上还挂着丝网。还有份等着最近大选消息的报纸。一个玛雅人的玩偶。我盘腿坐在地上，对于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非常失望。我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我又挪到床尾去。她的脚已经发青了。我开始慢慢搓揉它们。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很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站在丰收的田地里，把金凤花捧到对方的下巴边上。我想看看她的脚能告诉我一些什么。按摩了一会儿，我觉得我看到她歪过头来笑了一下，可是又不是很确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想把她的脚放进嘴里。这似乎很暧昧，可是我就想这么干，也不怕被别人误会。“听着知更鸟的歌声，躺在慢悠悠的水面上，那河水载着我们缓缓漂移，只看到蓝天高高在上，人人都沐浴着爱，和我一起漂在慢悠悠的河上。”当我俯身亲她的脸的时候，她含糊地咕哝了一句，下巴上蹦出一点唾沫星子，真的是形容枯槁。

我走到窗户边。远处，在停车场上，我看见了迈克尔。他头向前趴在方向盘上睡着呢。两位修女从乘客座那边的窗户看着他，很是好奇，手里面还端着一杯茶和点心。我终于回过神来。我看着他，回想起这几天来的经历。那似乎逝去已久的情感现在又鲜活起来。我知道，在那里和这里之间隔着一片海洋，中间海浪滔滔。我看着他。那些美洲狮牙齿围在他的脖子上。我想要辆自行车，篮子里装着红杉苗。我会骑着它暴风骤雨般地穿过一片积水地带。我会留下来。我知道。等到她康复了，我就会到魁北克去爬山。可是我得先做完手上的事。

我笑了，离开窗户边，俯身靠向布里吉德，悄声问:“姐姐，你把我的黄袜子都放哪儿啦?”

本文选自：野渡V微信公众号；出自科伦·麦凯恩的《垂钓黑河上》（Fishing the Sloe-Black River），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晏向阳 Xiangyang 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