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恐怖故事：女人做错一件事，公司雇人天天偷拍她｜女律师进化史12

大家好，我是陈拙。

“一个人入职一家公司，就要成为公司的某种私产吗？”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帖子，讨论内容也和今天故事有关——竞业协议。

竞业协议这词离挺多人很远。一开始它范围很小，一般是“两高一密”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和需要义务保密的人才签。要求也挺正常，公司支付对等的补偿金，员工离职别带着公司机密跳槽竞争对手，别给老东家添堵。

但直到今天，它几乎成为大厂自我保护的标配，有时候也主动“咬人”。

去年，我的律师作者李不疑见到一起案件。

当事人违反了一份号称最严苛的竞业协议，赔偿金额巨大。她一度想用“小聪明”躲避风险，却还是被前公司抓到把柄。

李不疑接手这案子时，结局几乎注定败诉。但她还是想问：当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等，我们到底是人，还是工具？

2024年6月，一段视频记录下这样的场景：一个女生毫无觉察地走进了镜头。她不知道有人正偷拍她。那镜头藏在手提袋底部，视角特别低，看着就让人不安，简直像在偷窥裙底。

她刚一冒头，镜头立马就开拍了，角度调得死死的，就为了把焦点牢牢锁在她脸上。

等她走到闸机口，刷卡进去了，镜头才慢慢拉远。最后，画面就定格在了B厂那个大大的标志上。

我这辈子头一回见这种视频，当时就傻眼了。我脖子一直歪着，就着那偷拍的斜角，足足看了半小时。视频里大部分是背影，偶尔也拍到正脸，但那角度，简直就是色情狂干的，还好她穿了长裤，不然就走光了。

“宫月在工作时间前往竞争对手公司的办公地点，存在打卡操作。”

被偷拍的女生叫宫月，是我的委托人，她前东家说她违反了竞业限制，要她赔50多万，有零有整的，这视频是核心证据。

我正式接手这个案子，是在2024年9月。当时就觉得特别难办。因为竞业限制这种案子，企业胜诉率高得吓人。更要命的是，还有这种偷拍的视频证据。

而我之所以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还得从那天说起。

那天，许久没联系的师妹突然发来一连串求助表情：“师姐！江湖救急！！”她不常找我，我预感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小师妹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法务，每回发来信息都是大事，这回也不例外。

“我们的员工被前司起诉违反竞业限制，五天后开庭，师姐能不能帮忙出庭！”

竞业限制很难搞，五天的工夫，熟悉案情、梳理证据都来不及，何况竞业限制是少数企业胜诉率特别高的案子，赢面实在太小了。

对方还是我们城市赫赫有名的互联网大厂A厂。

师妹还在央求我说：“师姐最靠谱了，帮帮忙吧。”为了让我接下案件，她甚至承诺我，这个案子输赢都不重要，只是走个流程而已。

我一下纳闷了，打官司不就是为了输赢吗？难道要让这个员工输，直接赔钱？

我还是抱着打赢官司的预期，跟师妹交流更多的信息，我问师妹为什么这样急？证据准备了吗？

没想到她说，当事人本人对这个案件也不看重，没准备什么资料，甚至以为自己现在的公司就能帮自己摆平这事儿。“我也才知道，她以为公司法务能替她出庭。”

说着，师妹迅速甩来一份证据目录。

一天后，我确认和A厂打官司，和我们律所之间不会有利益纠葛，就答应了师妹。她立刻拉着当事人现在的公司，同样也是互联网大厂的B厂，来跟我联系。

最开始说话的，是B厂的法务主管。电话对面，法务主管声音沉稳：“我们有一套应对竞业限制的模板，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

我刚还在想，确实是走流程，没想到，这位主管却说：

“我们将按照通用价格与您签订委托，虽然是替员工打官司，但是律师费由公司出，这是我们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但是，我们不希望公司名字和员工姓名出现在同一份法律文件中，我司不愿卷入竞业纠纷，我司的情况也需要您全程保密……”

说出一连串要求后，她问：“这种委托您能签吗？”

代付律师费的合同不算少见，按理说，只要公司和员工共同作为合同甲方就行，可是现在拆成两份合同，为了合规要求，更麻烦了。

而且这位B厂的法务主管言辞间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强势，让我很不舒服。

明明只剩下四天，还有这么多要求。我想直接拒绝，但一想到帮的是师妹，罢了，也许还能搏个长期合作机会。

就在那天，我和B厂签约一份专项服务合同，帮他们搞定有关竞业限制的法律咨询，以及起草一些劳动仲裁的范本文件，由他们向我支付律师费。

另外我与一位名叫宫月的员工签订代理合同，无偿帮助宫月代理劳动仲裁案件。

签完合同，我还在心里感叹B厂够大气，愿意帮员工解决几十万金额的竞业问题。但不让我和宫月见面又显得有些小气，实在让我搞不懂。

签订合同后，B厂的法务主管拉了一个聊天群，除了我和她，就是师妹。

我想让当事人宫月也进群，了解一下基本事实，法务主管却抛出一个压缩文件。

“您看下材料，整理问题清单，我们联系员工，这样效率高。”

我忍着不适，转入下一个话题：“怎么证明员工触犯了竞业协议呢？”

通常开庭前，双方会互换证据，A厂的证据，已经通过宫月递到这位法务主管手里。没想到，法务主管发给我足足二十份证据，包括宫月的劳动合同、离职前的交接文件、《竞业限制协议》、公司支付竞业补偿金的转账记录。

更关键的是，还有那份捕捉宫月行踪的视频证据。画面里，宫月出现在写字楼的闸机口，往里走，随后镜头拉远，定格在B厂的醒目标志上。

显然，A厂这是雇人偷拍的。

我打开宫月的资料。她自国内985院校毕业，被A厂称为“核心人才”，在那里工作快九年，还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意味着除非严重违纪，不然她可以一辈子留在A厂。

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离职呢？

我更疑惑的是，这份《竞业限制协议》几乎涵盖所有沾边的企业，从电子商务到汽车，再到医美，一共123家公司，简直是史上最严的竞业协议。

按理说，薪酬越高，竞业限制越严格，补偿金和违约金也就越高。宫月的违约金按照三倍年收入算，一共五十多万，可是补偿金，却按基本工资计算，每月不到一万。

这样的竞业限制，其实是每个月花一万块钱，让这个员工消失在行业里，潜台词就一句话：“离开我们公司，你就完蛋了。”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几年前我做过另一个劳动仲裁的案子，当事人应聘管培生，身兼几家关联公司的职务却只领一份工资。她忍受不下去，打算离职，公司却抛出一份户口协议。

后来她彻底被户口协议框住，赔不起赔偿金，不敢离职，只能忍受低廉的薪水。

当时我对仲裁员说，总不能因为一个户口，就几年给这人最差的待遇，让他根本不敢走吧。仲裁员一愣，似乎从没思考过这点，最后给了我一纸胜诉。

或许宫月的案子，并不是员工违约那么简单，但真相怎样，恐怕只有见到她本人才能知道答案。

我私信师妹，希望能和宫月单独约电话。信息刚发过去，法务主管立刻在群里说：

“李律师，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宫月一起吗？”我抛出核心问题。

法务主管拒绝，理由是时间紧，任务重，法律专业人士对接效率高。

“那宫月本人是否出庭？”

“肯定不能。”

法务主管的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甚至“贴心”地为我准备了一份代理模板，让我就按照这个操作。

她越阻拦我与当事人见面，我越担心。这份代理很可能偏离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对她也不公平，甚至更糟的情况是，宫月自己对风险和违约金的事都一无所知。

于是我摆出律师职业规范要求，不管怎样，一定要见当事人。

估计是我的态度坚决，法务主管同意了，反复叮嘱我，要留意员工情绪。

虽然B大厂的法务总有点不近人情，但看上去他们还是挺爱护员工的。

那个周末，我和宫月约在律所见面。

宫月刚出差回京，到律所楼下，买了两杯咖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斜分着头发，扎了个低马尾，戴着一副透明方框眼镜，镜片很厚，穿着一身黑衣黑裤，显得挺瘦。

简单寒暄后，我直接切入正题：

两个月前，宫月就收到仲裁的材料，里面写了提交证据时限，却一直没有提交证据呢？甚至因为联系不上，仲裁委还将开庭时间延期了。

我找出文书里的《举证须知》，递给宫月，手指轻敲加粗的文字：“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本委审理时不组织质证，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意思就是，限期提交证据，超期作废。

宫月的目光在那两行字上扫了两遍，看着我坦诚地说：“是公司法务说他们会处理，不用理会举证时限。所以，还能提交吗？”

“不能。”我觉得自己有点残忍。

宫月好像并不失望，“我也有朋友做律师。我问过，这种案子一般都赢不了，交不交证据区别不大。”

的确，宫月的前公司，也就是A厂手里掌握的证据很足。这起官司我们的赢面不大，但是面对五十万的赔偿，宫月依然很平静，她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呢？甚至都没有问我一句，该怎么办。

面对毫无诉求的当事人，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继续，只好翻看和B厂法务的聊天记录，试图找到线索。

“B厂给我的话术是，您自行创业失败后，在各地边旅游散心，边找项目，无意间看到B厂的广告，于是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才被偷拍了？”

“您可以这么说，法务和我谈过话，没问题。”

宫月的态度始终淡淡的，似乎这些与她毫不相干。

我索性扣住笔记本电脑，盯着她，严肃地问：“所以真实情况呢？我想听听，您自己怎么说？”

“我？”宫月错愕地瞪大眼睛，似乎毫无准备。

公司一直替当事人做决定，甚至让当事人错过举证期，而当事人表现平静，一点也不像要输掉仲裁，赔偿几十万的正常反应，这太奇怪了。

我故意拔高声调：“您的意思是，明明知道两家公司是竞争对手，自己有竞业协议在身，前公司也在给您补偿金，却要光明正大地去B厂找项目？”

看见她被我的气势吓到，我放缓语气：“连我都说服不了，更别提仲裁员了。”

宫月深吸了一口气，努力缓和情绪。

我接着说：“而且我看得出来，这并不是真相。”

“李律师，您得帮我想个更可信的话术。”她终于对我提要求了。

宫月入职A厂的时间，和我毕业的时间差不多，正是互联网朝上走的年月。当时的她就像是被企业远景这根胡萝卜吊着的驴，一口胡萝卜没吃到，也有劲儿傻呵呵地拉磨。

她苦笑着说：“那几年互联网确实好，我跳进大厂，甚至接受降级。以为努力一两年就有机会晋升，没想到一等就是四年。”

说着，宫月掏出一个U盘，插进电脑，点开一张平缓的职位变化图。

她用手指划过那条直线，最终停留在2018年的位置。

那条直线，就是她人生中最宝贵的四年。

直到2018年，她终于得到晋升，但这晋升更像是加班四年换来的安慰。

她没有团队，依然是光杆司令，涨薪几千块，工作内容依然是过去那些，职位上也没有发展潜力，对外接触不到客户。就连A厂的证据，也能证明这点——她的交接文件全是数据。

我问她，怎么没考虑一下职业规划。

宫月苦笑着告诉我，互联网那几年，就像个梦幻的泡沫，外行人只有羡慕的份儿，他们也活在幻觉里，即使有职业规划，也觉得不急，可以再等等。

这一等，又过三年，到了2021年合同到期，宫月第二次和A厂续签，她终于如愿转岗到产品端。

转岗后的工作更加辛苦。她一个月就得跑四五个城市，只要A厂有营业部的地方她就得过去一趟。

有一次，宫月连着给一线营销人员讲了两天课，回程赶高铁时，宫月在等候大厅睡到清场，最后还是工作人员核对车票才喊醒她。

她拎着箱子，住到高铁站附近的快捷酒店，特意设置了一早五点的闹钟，赶次日最早一班车。

外人看来，大厂待遇好，其实是靠没日没夜出差和加班维持的。

更讽刺的是，随着应届生的薪资水涨船高，宫月在A厂干了足足七年，薪资却和应届生差不多。她摊手苦笑：“这就是大厂光环，哪有外面想的那么赚钱。”

“但是你也算如愿换到心仪的岗位，为什么要离职呢？”

宫月顿了顿，讲出真正的原因。

“我答应我丈夫，工作搞定后就要积极备孕了。”

那是宫月结婚第三年，已经和A厂签下无固定期限合同，准备考虑备孕，但是现在忙得天昏地暗，哪有心思备孕呢。

于是她和领导提出，调整工作节奏。

“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再怀不上就算高龄产妇了。”

“领导，再这样我老公就要和我离婚了。”

不管哀求还是搬出家属，领导只有一句话：“那是你的个人问题，你得克服一下。”

说到孩子问题，宫月的情绪有点激动，忍不住和我吐槽：“我当时心里就在咒骂，克服个屁，敢情你生完孩子了。”

2022年，疫情让宫月出差频率降低，但是日子并没有好过。

宫月意外怀孕，孩子出生后，丈夫被裁员了。

她家住在北京房山，本来还欠着几百万房贷，现在加上孩子的开支，压在宫月一个人身上，她喘不过气。

丈夫一直很体恤她，现在主动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每天也在投简历面试，她也没法说什么，只能咬着牙坚持。

可是自从她生完孩子，回到岗位，领导总会在月末拿着绩效表拍在她桌子上，怒目圆瞪地问她，是不是想要调岗。

调到二线部门，基本就意味着打入冷宫，休想再回到一线。

宫月只能回归当年疯狂出差的工作状态。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起来，只能硬撑，撑住自己的小家。

疫情时出差回来，她都不敢进门，怕传染孩子，只能住酒店。最让她心疼的是，孩子先学会叫爸爸，她这个妈妈因为工作奔波，都快被孩子忘了。

“我女儿刚学会叫妈妈，我出差回来，她就不会叫了。”

说到这儿，她眼眶泛红。

宫月终于扛不住，她和领导提了几次招募下属的计划，领导把这事推到人力部门。

两个月后，人力找到宫月，不提招人的事，给她升职加薪。这也就意味着，宫月的升职加薪，必须以一个人承担几个人的工作量为代价。

给宫月一个人涨薪，总比再招一个人的成本低，A厂的如意算盘打得真响。

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总有极限，即使再涨薪，宫月也忙不过来。她总是出错，偶尔要请病假，都被领导指着鼻子骂：“我看你是一孕傻三年。”

升职后第二个月起，宫月没有再领到奖金和出差补贴，第三个月，甚至被扣了四千块钱的缺勤。

“你没听说过996还能旷工缺勤吧？”宫月说。

宫月的工资中没有加班补助一项，理论上，晚上六点后她都是自愿留在办公室的。以往这些时长可以适当补进早上迟到的时间，但是第三个月，她每次迟到十几分钟，都被算作旷工半天扣钱。

宫月终于承受不住，选择离职。

我鼻头一酸，心中沉甸甸的。升职竟成为压垮宫月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从没有过宫月的处境，眼前的她一直都是淡淡的样子，唯独错过了女儿喊出的那声妈妈时，苦笑着压住眼角的湿润。

就在宫月苦恼房贷、孩子的奶粉钱怎么办时，“救世主”出现了。

这个“救世主”就是B厂。

宫月离职后两个月，突然接到猎头电话。见面后，猎头告诉她，“B厂看中你熟悉全流程，看中你对用户需求的理解，你能帮他们少走弯路，快速搭建业务框架……

“总之，你就是B厂要找的人才。”

宫月心里打鼓，嘟囔着对我说：“竞业限制总不能把我的专业技能都清空吧，我只是凭自己的脑袋赚钱，没拿他们一分一毫。”

不久，猎头邀请宫月到B厂谈，在楼下的咖啡厅里，猎头说：

“A厂同意给你升职的那一刻，已经想好找新人和怎么赶你走了。”

这是猎头的技巧，他在给宫月种心铆，削减她的道德负罪感。但是他说得也没错，A厂最后给宫月升职，与其说是奖励，不如说是精心布下的局。

升职加薪，就是为了提高竞业协议的违约金。

宫月这才想起来，以前那么忙，天天喊她出去跑，离职前两个月，都没怎么给她安排过出差，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

“离职时，我还把年会抽中的吉祥物手办送给领导，简直像个笑话。”

宫月摇着头，发出一声嗤笑。

猎头继续和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证明，但请你也相信我的专业度，我好歹在圈里也有其他朋友，A厂有没有在找人我还是知道的。”

对A厂心灰意冷后，宫月跟着猎头，走进B厂的大楼。

以前在A厂，她每天机械性地打卡，赶班车、赶地铁，从没有好好留意过A厂的大楼。此时她仰望B厂大厦，感觉壮观得有些不真实。

B厂的人力请宫月和猎头一同进了会议室，没聊多久，人力主管就叫来分管业务的老总，“我跟你说，挖到宝啦，你也一起来听，这以后就是你的得力干将了！”

可是，业务老总只是面无表情地听了一会儿，便点头离开了。

宫月突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来之前她只想过来看看，此刻却莫名涌起一股强烈的、想要争取表现机会的冲动。

人力主管询问她对工作的期待，宫月没有提孩子，只说希望有好的上升通道。

人力主管当场拍板：宫月将独立负责即将启动的新板块，拥有独立招聘权，组建自己的小团队。

当天，宫月就和B厂签订协议，即使项目需要在外地工作很久，与孩子和家人两地相隔。

我捕捉到关键点，立刻问：“你在竞业期，是怎么签的？”

原来B厂让宫月借用她母亲的身份签约，薪酬通通打到她母亲的银行账户，还帮助宫月注册一家个人公司用来缴纳社保，甚至连违约金，B厂都替她想好了。人力主管让她不必担心，公司会为她搞定一切。

入职B厂后，宫月每天像做贼一样，出入戴着口罩、帽子和墨镜，直到夏天她热得受不了，进大厦前摘掉口罩，被蹲点的私家侦探拍到关键证据。

“B厂很欣赏我，虽然不是管理岗，但是给了我不少人和资源来调动，在这里我能干自己想做的事情。”

原来这才是她如此淡定的原因。宫月坚信，一直支持她、看重她的B厂，一定会像承诺的那样，替她搞定违约金。

临走前，宫月说：“案子的事情就拜托您了，您和公司法务商量就行，我明天还得坐高铁回去出差呢。”

看着她的背影，我叹了口气，希望她能如愿吧。

见完宫月，距离开庭只剩一天，我争分夺秒地整理证据。

首先，宫月是否该被如此严苛地竞业限制？法律规定，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或担任高管的员工才应受限，但宫月显然不在此列，将她纳入竞业名单更像是圈套。

其次，被拍到出现在B厂就等于违约吗？利用跟踪、偷拍获取违约证据，已形成大厂“围猎”离职员工的黑色产业链。这类证据在劳动仲裁中常被轻易采纳。

我甚至猜测，这套“捕猎”业务最初是由某大厂律师设计，然后外包给了私人侦探。

见到宫月前，我只是和B厂签下委托的律师，像他们说的，走流程。

但是与宫月见面后，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我决定完全支持她，甚至将她放在B厂前面。每个职业女性都会面临，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拷问，但是平衡，不该意味着牺牲。

我把整理好的证据目录和代理词同步发给了B厂法务群和宫月。很快，我收到两条几乎一模一样的回复：“收到，辛苦，没问题。”“收到，确认，完全没问题。”

一如既往，B厂和宫月都不关心代理词的内容，仿佛这个案子与他们无关。

我心头忽然涌起一股预感：提交这些证据，寻找新突破口，会不会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劳动仲裁的开庭室设在商场楼上，我沿着昏暗的楼梯抵达时，A厂律师已在场，是一位气质平和的中年男士，戴着无框眼镜，一看就是那种按部就班、不会节外生枝的类型。

他身旁还有一位腹部略微隆起的女士，从仲裁员的身份核实中得知，她是A厂的法务，负责监控庭审并汇报情况。

庭审一如惯例进行，直到我拿出准备好的证据，试探着拿给仲裁员和对方律师。

A厂律师习惯性地接下材料，愣了，推了推眼镜，紧接着皱眉望向仲裁员，清清嗓子：

“李律师，你没看到举证期吗？你这材料我们收不了。”

仲裁员瞥了一眼就扔在一旁，示意我自己拿回去。

我摆出一副“不懂行”的姿态，解释平时很少做劳动仲裁，这次是帮朋友忙，程序上不周到的地方请多包涵。接着，我搬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调这些证据对案件结果至关重要，恳请仲裁员务必接受。

我一张娃娃脸，方便我摆出一副经验不足、又想把案子办好的诚恳新人姿态。

仲裁员看着我，从上到下快速描了一下，不耐烦地说：“那你问对方律师同不同意。”

我眼睛忽闪忽闪看着A厂律师。对方意识到我真在看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仿佛在说，你难道要我接受对我方不利的证据吗？

他将我的证据往外推，我只得不情愿地收回，再递给他和仲裁员一份新的代理词。

我早就做好另一准备，如果核心证据无法提交，就把它以图片形式嵌套进代理词。

A厂律师压根没看那份代理词，估计是胸有成竹，懒得看。

庭审继续，就在仲裁员核实宫月的基本信息时，书记员冷不丁插了一句：“被申请人的代理词里有相关事实吗？有的话我直接抄了，节省庭审时间。”

她一说完，A厂律师也拿起代理词翻看起来，瞪大眼睛说：“仲裁员，她这是……在作弊吗？”

仲裁员挑眉盯着我，顺手拿起代理词，“李律师，你要是这么交材料，我可收不了。”

“这只是对我抗辩观点的说明，不作为证据提交。”

我努力争取，仲裁员只是深叹一口气，举起代理词递到我面前，再次拒绝。

我的“小手段”都失败了，只能撤开椅子，起身拿回来代理词。

之后的庭审，我逐一质疑对方的证据，也适时向仲裁员陈情宫月的困境：

“宫月虽有高级职称，但那只是虚名，不能因此将竞业限制范围扩大到她这样的普通员工身上，这分明侵犯了她的择业权！”

“违约金设置过高，双方权利义务相差六倍，这种霸王条款已背离了竞业限制对公司应有的保护边界！”

“视频证据来源非法，系偷拍、跟拍所得，严重侵犯了宫月的个人隐私，理应排除！”

“而且，视频取证地点并非仅有B厂一家。申请人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宫月入职B厂，社保记录反而清楚显示宫月目前仍处于无业状态。”

说到这里，我挥手举起那份未被接受的证据。

仲裁员终于忍无可忍，打断庭审，将我拉到外面的楼道。

“李律师，我听得出来你很想为当事人争取，但是……“话没说完，仲裁员叹了一口气，足足酝酿了四五秒钟，才压低声音和我说：

“但是A厂在我们这里一年几百件这种案子，就没有输的，你可以去搜搜看。”

我哭惨的策略可能打动仲裁员了，通常来讲，没有仲裁员会在案件出结果前向律师透露自己的倾向。

我赶忙给宫月打电话，刻意把话说得重了，问她要不要调解。如果调解，可以谈谈违约金多少，也不会在裁决书里落下她违约的事实，以后其他公司背调，对宫月更有利。

电话里，宫月语气平和，“李律师，我和公司谈一下给您回电话吧。”

挂掉电话，我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手机屏幕一灭，就立即点亮，生怕错过宫月的消息。

手机铃响起，接到的是B厂法务主管的电话，“李律师，调解的事情您可以和A厂谈，我们不会替宫月付违约金的，所以您能谈得越低越好。”

“什么！宫月说是公司付呀？”

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什么。

“那是她以为。”B厂法务主管顿了顿，用极为冷漠的语气说。

“公司的人力非常专业，并没有在和她的合同中签这一条。”

她仿佛专门为我留了震惊的空白时间，等我反应过来才接着说：“您是专业律师，这些技巧应该很熟悉了，这是公司优秀的引进人才案例。但是您也没有必要和她讲，协议也需要您为我们保守秘密。”

“嗯，明白。”我木然地回应着。

再拨打宫月的电话，已经关机。

我回到开庭室，先稳住仲裁员，推说金额过大，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需要和家里商量，就没有再接我电话了。

继续开庭后，我预感到仲裁可能的结果，没了一开始的锐气，只是一味反对。

签笔录时，A厂法务走出去打了电话，对方律师看到，开口对我说：

“李律师，我建议您劝当事人调解，A厂的案子都是我们律所在做，像您当事人这种，被要这么多违约金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您的当事人可能是得罪过谁，再打下去对她不一定有利。”

我当律师十年，很少见对手律师会为我的当事人着想。刚才庭上那点小摩擦，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就礼貌性地低头说了声谢谢。

对方律师倒不介意，拿手机扫了微信二维码，客气地说：“随时欢迎您的和解方案。公司法务怀孕了，不想费力盯着这个案子，如果能调解，我可以帮忙做做工作。”

庭审结束后，我独自开车回律所，想找宫月沟通一下，但宫月却怎么也联系不上。

回程路上，我想了好久才明白，B厂法务吃定我出于职业道德一定会保守秘密，他们直接摊牌，要我把案子往死里拖，好为B厂正在搞的新项目争取时间。他们的算盘是，只要宫月在这期间把项目搭建好就行。

至于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一旦项目完成，宫月就没了利用价值，随时可以一脚踢开。B厂表面上是帮她打官司，实际上只是想全程控制案件进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想到宫月对B厂那么信任，我心里五味杂陈。

宫月为什么联系不上？肯定有人授意她要关机，人为的切断了联系。

巧合的是，“把案子往死里拖”这个诉求，宫月也和我提过，她也想案子尽量进行的慢一些，如果劳动仲裁的结果不好，那就继续走一审、二审。

她的心思是，只要A厂现在的领导还在，她就没机会去谈调解方案。离职后，前同事隐约向她透露了些事。

据说，前领导当时处于晋升关键期。可她负责的板块迟迟没出成绩，错过了最佳曝光期。领导因此没能晋升，很可能把气撒到了宫月身上。

宫月寄希望于时间拖得够久，久到A厂的人事发生变化，换个领导没准能更好谈。

那一刻，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B厂和宫月的诉求竟如此默契，而我费心做的，却似乎不被他们领情。看起来这是一个只有我费力往前冲，其他人都想往后缩的案子。

我感觉到自己的无力，只能不停打电话给仲裁员，希望她能施压对方，降低赔偿金额。

午休后，仲裁员分别给我和对方律师打了电话。对方律师甚至已经安抚好A厂法务，为宫月争取到谈判机会。

“李律师，我能做的就是把补偿金算到税后，违约金得让当事人亲自去公司道歉才行。”

仲裁员再次破例给我透了底。

我替宫月连连道谢，随即把仲裁员主持下的调解意向发给宫月。

“收到，我和公司确认一下。”

宫月很快回复，看来B厂法务只是要求她在庭审期间关机。

但是在那以后，宫月始终没有回复我调解方案。仲裁员几次来电，我都替她在哭穷。

直到上周，也就是仲裁期限的最后一周，仲裁员才打来电话，让我亲自去领裁决书。

回到仲裁庭，我领过裁决书，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眼金额，感觉好像比想象中少了一些，赶忙翻回第一页查看A厂的诉求。

足足少了15万！

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坐到一旁仔细读了起来，里面有句话，让我很扎心。

“在A厂对此不认可的情况下，宫月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委不予采信。”

《裁决书》里根本没提证据是因为超期才没被接收，反而直接写成了宫月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作为宫月的律师，这句话，就像是在打我的脸。

算了。虽然《裁决书》避而不谈我的付出，宫月也无从得知我为她争取了什么，但至少仲裁员最后那句“酌定”，替她减免了15万的违约金。

这就是我作为她的律师，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了。

即便如此，余下的赔偿金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仍然是非常巨大的一笔。

宫月本来还欠着几百万房贷，生活压力已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现在又多出几十万的违约金，这可能真的会摧毁这个过去一直坚强的姑娘。

回到律所，我扫描裁决书，发给宫月和B厂法务群，询问他们关于起诉的意见。

宫月还是两个字，“收到。”

手机铃响起，是仲裁员的电话，“李律师，你问一下起诉还是调解？”

“调解？”我无法相信我耳朵里听到的词，裁决书白纸黑字判了输赢，还有得调吗？

“对方律师和公司汇报了，如果你们不起诉，赶紧和公司调解。”

仲裁员见我没接话，反而疑惑地又补了句解释。

我明白了。劳动仲裁只是诉讼的前置程序，如果对结论不满意，后续还能打官司。有些公司为了早点结案、省麻烦或省律师费，也乐意给员工适当让步，趁早和解。

“还有机会吗？”我声调都提高了八度，“我马上问宫月。”

“你怎么还没问她呀，这么多钱……”

每一次应该冲着宫月的批评都冲着我来，我倒是也习惯了。

就像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样，我又给宫月打去了电话，语气难掩激动地劝她调解。

宫月还是那样淡淡的，“我想想，和公司商量一下。”

这个傻姑娘，直到现在还以为公司会像当初口头承诺那样，为她支付这笔违约金。

我挂掉电话，立刻给师妹拨过去，问：“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些事儿没‘对齐颗粒度’啊？”

小师妹一听，秒懂我想问啥，立刻给我上起一课，那派头，活脱脱一个大厂人。

在他们这里，人力部门早早就盯上了同行那些还没辞职或者刚辞职的人才，发动猎头，咔咔地把人给挖过来。

挖来了以后，变着法子地帮公司省钱，想办法控制薪水，哄着员工高兴，代付竞业违约金这种事儿，只要能略过去，就一定会想办法略过去。

一旦出了竞业问题，就轮到法务部门出马，直接判断员工价值，价值不高的，直接按照耗材计算，和打印机边上作废的纸张没有什么两样。

“师姐，我入职培训的时候，我们人力总可是亲自给我们讲过这课！当时宫月的合同，是被拿来当经典案例分享的！口头暗示解决违约金，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小师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有底气。

没办法，在其位，谋其政。我以前做企业法律顾问的时候，也老被问到各种骚操作：怎么才能把怀孕的员工辞退还不给赔偿？怎么才能不花钱把老员工优化？

诸如此类的咨询，简直是家常便饭。

只不过，现在我的屁股，坐到宫月这边来了。

挂掉宫月的电话，我心里就一个念头：这互联网大厂的“网”，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大厂的领导，还有那些猎头、法务、人力部门，大家你一针我一线共同织出来的，一张围猎宫月的，看不见的巨网。

看完这个故事，我想起之前一些人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晒互联网大厂工牌、晒大厂周边的事情。

那是一种骨子里的骄傲。

李不疑也说，能在宫月身上看到互联网大厂对她的影响，她会在讲话时候不自觉地说到业务赋能、打法闭环、对齐颗粒度等等一些李不疑听不太懂，但在互联网行业中很流行的“黑话”。

曾经，成为大厂一分子，是让人挺开心的事。这是好多普通人，包括宫月在内，默默奋斗的动力。可是现在呢？

我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帖子：如何能够让孕妇主动辞职而不给赔偿，如何清除成本高的老员工，这样的故事每个白天每个黑夜都在交替发生。

对于宫月本人来说，五十多万的赔偿，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压在个体身上的一座山。这个被卷入纠纷漩涡的当事人，在两个大厂的博弈中，她挣扎求生，试图抓住一丝转机，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罗网。

在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宫月，我不想对他们的选择给出什么评价，只愿这世界能对他们好一点，哪怕就那么一点。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月半、迪恩

插图：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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